王猛沉默良久，终于重重点头：“关总，这事我接。但有几个条件。”
“你说。”
“第一，我需要杨司令的明确支持。不需要他发话强制执行，但需要他在关键时候，不偏袒那些闹事的头人。至少，不能让我们在前面做事，他在后面拆台。”
“我会确保这一点。”关翡承诺。
“第二，需要时间。不能定硬性指标，说三个月或半年必须完成。得看情况，一点一点磨。可能先从一两个最容易的、头人自己也觉得麻烦的资源品类入手，比如建筑用河砂。这东西利润相对薄，纠纷多，头人自己也头疼。我们提供解决方案，他们接受起来容易些。”
“合理。你定节奏。”
“第三，需要人手。不能光靠商务部现有这几个人。得从基金会、从表现好的商户里，抽调一批懂行、机灵、嘴巴严的年轻人，组成专门的工作小组。这些人要既能跟头人打交道，又能跑一线核实情况，还要能守住秘密。”
“人员名单你提，我和李刚把关。”
王猛松了口气，脸上重新露出笑容：“有关总您这几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这事……有得搞。”
送走王猛，关翡没有感到轻松，反而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具体、更沉重了。资源梳理只是庞大改革蓝图中的一环，却可能是最敏感、最复杂的一环。它触及的是特区财富分配的根基，是无数人赖以生存和攫取权力的隐秘网络。
但王猛和商务部提供的思路，让他看到了可能性。一种基于利益计算和渐进演变的可能性。
他走到办公室角落的白板前，拿起笔，开始梳理思路。
左栏写下：“现有痼疾”——政令不畅、人治为主、资源暗箱、司法随意、民生依赖人望。
右栏写下：“目标方向”——政令透明、规则先行、资源阳光、司法可期、民生有保。
中间，他重重画了一个箭头，写上两个字：“过渡”。
如何过渡？他继续写：
找准支点：商务部（王猛）——从资源交易阳光化入手。民政口——从“身份证发放标准公开化”入手。司法口——从“常见纠纷调解指引”入手。军队——从“明确非军事职能剥离清单”入手。
以小撬大：每个领域，选一两个阻力最小、民众最关切、效果最直观的具体事项作为突破口。不求全，但求成。
利益诱导：凡是遵守新规则者，给予实实在在的优先权、政策倾斜、发展机会。让守规矩成为“划算”的选择。
规则生长：建立定期议事机制（如“商务议事厅”扩展为“特区发展议事会”），让各方代表参与规则修补，使规则本身具备弹性和认同度。
权威背书：关键时刻，需要杨龙以“特区最高长官”身份，对规则进行确认和背书，赋予其合法性。
容忍反复：允许试错，允许局部倒退，保持耐心。改革不是直线前进，而是螺旋上升。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凝视着白板上密密麻麻的字迹。这不再是一个恢弘但空洞的蓝图，而是一条布满具体路径、已知风险和应对策略的登山小道。陡峭，但至少有了落脚点。
接下来的几天，关翡进入了另一种工作节奏。他不再埋头于文件堆，而是频繁地、低调地约见不同的人。
他见了特区民政部门实际负责人，一个六十多岁、原先是村寨长老、被杨龙请来管“人头”的和善老者。关翡没谈大道理，只是拿出自己草拟的、极其简化的“特区居民身份证申请资格参考条件”（如在特区连续居住工作满三年、无重大违法犯罪记录、有稳定收入或住所、掌握一项特区所需技能等），请教老者：“阿伯，您看这几条，合不合理？如果按这个大致标准来，下面申请的人，会不会觉得有个奔头？你们审核的时候，会不会少些为难？”
老者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半天，慢悠悠地说：“关总，理是这个理。可……谁来定谁符合‘特区所需技能’？谁来查‘无犯罪记录’？这些事，以前都是各寨子头人说了算，或者我们几个老家伙凭印象。”
关翡说：“所以想请阿伯牵头，组织几个人，就这几条，弄个更细一点的说明。比如，‘技能’可以包括在特区工厂工作满一年、有建筑手艺、会开车、甚至摆摊三年以上也算。‘审核’也不急，可以先试点，在瓦城和两个大的工人新村搞，成立个三五人的小组，您当顾问，再找两个识字的年轻人跑腿。慢慢来，先跑通流程。”
老者沉吟许久，最终点头：“试试也好。总比现在谁都想塞人，我们里外不是人强。”
他见了特区里少数几个有法律背景的人，一个是在仰光读过法学院、因战乱逃到特区的骠族青年；一个是在云南做过基层司法助理、后来跟丈夫来特区做生意的中年妇女；还有一个是本地寨子里的“明白人”，虽没正式学过法律，但熟谙习惯法，调解纠纷很有一套。关翡请他们帮忙，将特区最常见、也最头疼的几类纠纷——欠薪、工伤、土地界址、买卖欺诈——整理出几种“推荐处理方案”，要求就八个字：有据可循、合情合理。报酬从优，且承诺他们的工作成果将有机会成为“特区调解指引”的一部分。
起初三人有些迟疑，怕得罪人。关翡只说：“不署名，只做事。成果用不用，怎么用，最后大家商量。但特区需要这些东西，老百姓也需要。” 或许是关翡的态度，或许是那份“有机会参与规则制定”的隐约诱惑，他们最终还是接下了这个活。
他也见了郑粟，不谈军队改革的大题目，只问一件事：“粟子，如果让你列出三件最希望从军队日常任务里剥离出去、但又不得不做的麻烦事，是哪三件？”
郑粟脱口而出：“调解村民打架！处理交通事故！还有……帮管委会催税！” 说完自己也觉得不像话，挠挠头。
关翡笑了：“那咱们就从这三件开始想办法。不着急，你找几个脑子活的营连长，先琢磨琢磨，如果不用当兵的管，该怎么管？需要什么人？要什么权限？慢慢想，想好了，咱们跟龙哥商量。”
至于杨龙那里，关翡没有频繁打扰，只是每隔两三天，便去汇报一次“进展”——都是些细碎、具体、听起来无伤大雅，甚至有些“琐碎”的进展。
“龙哥，民政那边阿伯在琢磨怎么把身份证发放弄得更明白些，省得下面老为这个吵。”
“龙哥，找了几个懂点法的，想把欠薪这类破事的处理办法理一理，免得每次调解说法都不一样。”
“龙哥，郑粟那边在琢磨，怎么把一些鸡毛蒜皮的治安事从军队日常里摘出来，让当兵的更专心训练。”
每次，杨龙都是听着，偶尔“嗯”一声，不置可否，但也没有打断或反对。关翡知道，这种沉默，在当下就是最大的支持。他在观察，在权衡，也在等待关翡这些“小动作”可能带来的变化，或者……可能引发的反弹。
变化，最先发生在一些细微处。
瓦城最大的“兴隆”百货批发市场门口，悄然贴出了一张新的告示，落款是“特区商务发展基金会”。告示内容很简单：为促进市场公平交易，基金会将试行“大宗商品交易登记备案”服务。自愿备案的商家，可享受基金会提供的“交易信用认证”，并在申请特区大型项目供应商资格时获得加分。告示旁边，还贴了两位已备案商家的信息，以及他们刚刚拿到的、为特斯拉二期工程供应包装材料的合同摘要。
告示贴出三天，无人问津。商人们远远看着，交头接耳，眼神怀疑。到了第四天，一个主营五金配件、生意不大不小的中年老板，揣着合同，犹犹豫豫地走进了市场管理办公室。又过了两天，他的店铺门口贴上了“商务基金会认证商户”的铜牌。半个月后，这位老板拿到了特区新医院建设项目的部分五金供应合同，虽然金额不大，但意义非凡。
一石激起千层浪。市场里的气氛变了。观望、猜疑、打听、算计……商人们的嗅觉是最灵敏的。他们开始意识到，那块小小的铜牌背后，可能连接着新的游戏规则和上升通道。
几乎同时，在特区东部的“和睦”工人新村，一场关于“身份证申请资格”的讨论会，在村公所悄然举行。主持的是民政那位老者，参与者有新村管委会的干部、几位有威望的老工人、以及关翡请来的那位骠族法律青年。讨论的话题很具体：在特区建筑工地连续工作两年，但中间换过三个工地，算不算“连续稳定工作”？摆摊卖早餐四年，但没有固定摊位，算不算“有稳定生计”？
讨论激烈，甚至有些争吵。但最终，他们拿出了一份初步的、针对该新村的“身份证申请资格补充说明（试行）”，虽然粗糙，但每一条都结合了实际情况。这份说明被抄写在大红纸上，贴在了村公所门口。围观者众多，指指点点。有人点头，有人摇头，但至少，人们第一次看到，那张决定很多人命运的“身份证”，似乎有了一些可以谈论、可以争取的“标准”。
变化如春风化雨，细微而执着。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没有疾风暴雨的推行。只有一张张告示、一次次小范围讨论、一个个悄然变化的细节。
关翡像一位最有耐心的园丁，小心翼翼地修剪着枝叶，灌溉着根系。他知道，真正的阻力尚未到来。那些隐藏在平静水面下的既得利益者，那些习惯了旧有规则和潜规则的权力网络，不会永远沉默。
他只是需要时间，让这些细微的变化积累足够的势能，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甚至依赖这种“有规矩可循”的感觉。让“守规矩”从一种被迫的选择，逐渐变成一种理性的计算，再慢慢渗入这片土地的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