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田颖，今年三十二，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制造企业做行政主管。
说“主管”好听些，其实手底下就管着三个人——前台小林、保洁刘姐、还有司机老赵。工资不高不低，在这座三线小城，够我一个人活得体面。够我每月给老家打两千块钱，够我在同事聚餐时抢着买两次单，够我在商场里看见喜欢的大衣，犹豫三个周末，最后还是转身离开。
我离婚一年了。
这事儿在我们那个小地方，传得比疫情还快。我妈在电话里哭，说“丢人”；我弟在微信上沉默，发了六个点；我前夫陈磊倒是什么都没说，搬走那天，把他养了三年的一盆绿萝忘在了阳台。
我没扔。
每天浇水，看它蔫头耷脑地活着，像我自己。
今天周五，下午四点半，办公室里已经弥漫着周末前那种懒洋洋的气息。小林趴在桌上刷手机，忽然“啊”了一声。
“颖姐，你看这个新闻！有个女的，为了给弟弟买房，跟老公离婚分财产，结果离婚以后弟弟家不让她住——”
“假的吧。”刘姐头也不抬地擦桌子，“哪有这么傻的人。”
“真的真的，有图——”
“小林。”我放下手里的考勤表，“把那个新闻关掉。”
我的声音可能有点硬。小林愣了一下，乖乖锁了屏幕。刘姐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是十一月的阴天，灰蒙蒙的云压着开发区那些灰扑扑的厂房。远处有工地打桩的声音，咚、咚、咚，一下一下，像砸在谁心口上。
“我先走了。”我拎起包，“周一见。”
“颖姐周末愉快——”小林的声音追到走廊上，被我关上的电梯门截断了。
电梯往下走，镜子里的女人穿着灰色西装外套，头发扎得一丝不苟，法令纹比去年深了一点。我忽然想起小林念的那条新闻，想起我妈上周在电话里说的话——
“颖子，你弟明年要结婚，女方家要二十万彩礼，还得有房。你看……”
“妈，我离完婚分的那点钱，你不是都知道吗？”
“我又没说要你的！我就是……就是跟你说说，你弟不容易。”
我弟不容易。
我弟田勇，今年二十八，在县城一家汽修店当学徒，一个月挣三千多。他确实不容易。可谁容易呢？
电梯到了一楼，门打开，冷风灌进来。我裹紧外套，快步走向停车场。我那辆开了六年的白色小轿车停在角落里，右后视镜上有一道裂纹，是上个月倒车时蹭的，一直没修。
坐进车里，我没急着发动。手搭在方向盘上，看着挡风玻璃上凝起的一层薄雾。
手机响了。
是我妈。
“颖子，你明天回来不？”
“怎么了？”
“你勇子谈的那个对象，小曼，她爸妈明天来家里吃饭。你回来帮帮忙，顺便——”
“顺便什么？”
“顺便让你弟媳看看你，一家人嘛。”
我闭上眼睛。后脑勺抵在座椅头枕上，感觉到那层薄薄的皮革凉意。
“妈，我明天加班。”
“又加班？你们公司怎么天天——”
“年底了，忙。我下个月再回。”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扔在副驾上，终于发动了车。引擎轰鸣声盖住了胸腔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
路上堵了半小时。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我住的地方是城中村的一栋老居民楼，三楼，两室一厅，月租八百。房东是个胖阿姨，住在楼下，每次见我都问“姑娘你一个人住啊，不害怕啊”，我说不怕，她就啧啧两声，不知道是心疼还是觉得我可怜。
打开门，玄关的灯管坏了，我摸黑换了拖鞋，摸到客厅的开关。白光灯“滋”地亮起来，照出这间屋子的全部家当——一张旧沙发，一个二手茶几，电视是前房东留下的，遥控器要用胶带缠着才不掉电池。
厨房里还有早上剩的半碗粥。我热了热，站在灶台前喝完了。碗没洗，放进水池里，明天再说。
然后我坐在沙发上，把腿蜷起来，抱着一个靠枕。
电视开着，放什么我没注意。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我弟。
“姐。”
“嗯。”
“妈说你明天不回来？”
“加班。”
“哦……那个，姐，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他的声音有点犹豫。我认识这个语气。从小到大，每次他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这种语气。小时候是想要我攒的零花钱买游戏卡，大一点是想要我帮他跟爸妈撒谎，再大一点，是想要我帮他付大学学费——虽然他最后没考上。
“说。”
“小曼家要的房子，我看中了一套，在城东，九十万。首付三十万。爸妈凑了十五万，我还有五万……”
他停了。
我等着。
“还差十万。”
窗外的风大了一些，吹得老旧的窗框咔咔响。
“姐，你离婚分的那个钱……”
“田勇。”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婚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
“陈磊不同意拿钱给你买房，我跟他吵了三个月。最后他说，你要非这么帮你弟，咱俩就离。我说离就离。”
“姐……”
“你知道那笔钱怎么分的吗？房子是他家婚前买的，我一分没有。存款对半分，我拿了十二万。十二万，田勇。我三十一岁离婚，手里就十二万。”
“姐，我知道你为我——”
“你不知道。”我打断他，“你不知道。你要是知道，你就不会打这个电话。”
我挂了。
把手机扣在茶几上，屏幕朝下，像是不想看见任何人的脸。
电视里在放什么综艺，观众在笑。哈哈哈哈的笑声在空荡荡的客厅里飘着，像一群找不到出口的飞蛾。
我盯着天花板，想起了一年前那个下午。
办完离婚手续那天，我从民政局出来，站在台阶上，阳光刺得睁不开眼。陈磊走在我前面，步子很快，没有回头。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我才发现我手里还攥着那本绿色的离婚证。
回到家——不是这个家，是那个我住了三年的家——我开始收拾东西。陈磊的东西已经搬走了，衣柜空了一半。我把自己的衣服叠进行李箱，一件一件，叠得很整齐。
卧室的床头柜上放着我们结婚时的合照。我拿起来看了很久。照片里的我穿着白纱，笑得很开心，露出八颗牙齿。陈磊站在我旁边，西装笔挺，手搭在我肩上，也在笑。
我笑着笑着就哭了。
蹲在地上，抱着那张照片，哭得喘不上气。
不是因为舍不得他。是因为我知道，从今天起，所有人都会议论我。会说我为了给弟弟买房，逼走了丈夫。会说我脑子有病，分不清里外。会说我活该。
他们说得对。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从小就被这样教着——弟弟的事，就是你的事。弟弟好了，你就好了。你帮弟弟，天经地义。
我妈怀田勇的时候，我四岁。那年冬天，我爸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家里一下子没了收入。我妈挺着大肚子照顾我爸，我够不着灶台，就踩着板凳煮面条。面条煮糊了，我妈一边吃一边哭，说“颖子乖，妈对不起你”。
田勇出生那天，我爸拄着拐杖去医院，回来的时候买了一斤红糖，冲了一大碗红糖水，先喂给我妈，又喂给我一口。他说“颖子，你有弟弟了，以后你们姐弟俩要互相照应”。
互相照应。
我从六岁开始，就学会了“照应”弟弟。他哭了我要哄，他饿了我要喂，他摔了我去扶。上学以后，他的作业我检查，他被欺负了我去找人算账。初中住校，我妈给我的生活费，我要分一半给他。我说不够，我妈就说“你少吃点零食，你弟正在长身体”。
他长身体，我也在长啊。
可我不能说。说了就是不懂事，就是白眼狼，就是“你怎么这么自私”。
后来我考上大学，家里没钱。我爸说“颖子，要不你别上了，供你弟”。我哭了一夜，第二天去办了助学贷款。大学四年，我打了三份工，毕业时还欠着两万块助学贷款。
田勇没考上高中，去了技校。技校没读完就出来打工，换了好几个工作，最后在汽修店定了下来。
再后来我认识了陈磊，谈了两年恋爱，结了婚。婚礼上我妈拉着陈磊的手说“我们家颖子不容易，你要对她好”。陈磊点头，说“妈您放心”。
他确实对我好。结婚三年，没红过脸。我每个月往家里打钱，他没说过一个不字。我过年给田勇包五千块红包，他说“应该的”。
一直到田勇说要买房。
三十万首付，爸妈凑十五万，田勇自己有五万，还差十万。
我妈在电话里说“颖子，你帮帮你弟，妈求你了”。
我说“妈，我的钱是跟陈磊一起攒的，我得跟他商量”。
陈磊说“不行”。
他说“田颖，我不是不帮你弟。但咱俩结婚三年，存了二十万，你要拿走十万给你弟买房，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我们自己的房子呢？我们自己不要孩子了？”
我说“就这一次，帮完这次——”
“上次你说帮他交技校学费，说就一次。上上次你说帮他买车跑运输，说就一次。再上上上次——”
“你别翻旧账。”
“我没翻旧账。我就是想问你，什么时候是个头？你弟三十了，你要管到他五十？管到他结婚？管到他生孩子？管到他孩子上学？”
“那是我弟！”
“我知道是你弟！可你也是我老婆！”
我们吵了很久。三个月。冷战、摔东西、半夜哭、互相吼。最后陈磊说“田颖，你选吧。你要拿这笔钱给你弟，咱俩就离。”
我说“离就离”。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很硬气。我以为我做了正确的事。我以为我妈会夸我，我爸会欣慰，田勇会感激。
办完手续那天，我拉着行李箱回了娘家。
我妈站在门口，看着我，第一句话是“离婚分了多少钱”。
不是“你还好吗”，不是“闺女你瘦了”，不是“进来坐，妈给你做饭”。
是“离婚分了多少钱”。
我说“十二万”。
我妈说“才十二万？他家房子呢？”
我说“房子是他婚前买的，跟我没关系。”
我妈叹了口气，侧身让我进门。我拖着行李箱走过客厅，看见茶几上摆着水果和瓜子，我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头也没回。
“爸。”
“嗯。”
“我回来了。”
“回来就回来吧，自己家。”
我在娘家住了三天。
第一天，我妈做了红烧肉，我爸喝了二两酒，田勇回来吃晚饭，全程低着头扒饭，没看我一眼。我以为是心疼我，后来才知道不是。
第二天，我妈开始念叨“离了也好，反正陈磊那脾气也不好”。我说他脾气挺好的。我妈说“好什么好，连十万块都不肯借，抠门”。我说那不是借，是给。我妈说“给又怎么了，一家人”。
第三天，我妈说“颖子，你那十二万，先别乱花，存着”。
我说“嗯”。
我没说那十二万里有十万我已经想好了要给田勇。我想等他们开口。等他们说“颖子，你弟买房还差十万”。然后我说“我这里有”。然后他们感激地看着我，说“还是闺女好”。
这个画面在我脑子里转了无数遍，像一部老电影的片段，黑白的那种。
可他们没开口。
第四天，我妈说“颖子，你弟那个对象小曼，人家家里条件不错，在县城有两套房。你弟要是没房子，人家肯定不乐意”。
我说“嗯”。
第五天，我爸说“颖子，你弟的婚事不能黄。你是姐姐，你得帮他”。
我说“我知道”。
第六天，田勇终于开口了。他说“姐，你那十二万，能不能借我用用”。
不是“给”，是“借”。
我说“好”。
他没说谢谢。他说“姐你放心，等我挣了钱就还你”。我知道这是客气话。从小到大，他借我的钱从来没有还过。就像我从六岁开始让给他的那些东西——糖果、零花钱、新衣服、上大学的机会、爸妈的爱——从来没有回来过。
我把十二万全部转给了他。
不是十万，是十二万。多出来的两万，我说“给爸妈买点东西，剩下的你留着用”。
田勇收了钱，说“姐你真好”。
我妈在边上看着，眼圈红了，说“颖子，妈就知道你懂事”。
我爸没说话，拿起遥控器换了台。
那天晚上，我躺在娘家那张一米五的小床上，听着隔壁房间田勇打电话的声音。他在跟小曼说“房子的事搞定了，你放心”。语气里有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轻快，像是一只终于飞起来的鸟。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有我小时候贴的贴纸，褪了色，边缘翘起来，像一片片干枯的花瓣。
手机震了一下。陈磊发来一条微信：“你还好吗？”
我没回。
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闭上眼睛。
眼泪顺着鼻梁流到另一只眼睛里，又流到枕头上。我没有擦。反正没有人看见。
在娘家住了一个星期，我开始觉得不对劲。
首先是吃饭的时候，我妈会下意识地摆四个碗——我爸、我妈、田勇、我。后来田勇不在家吃，她就摆三个。我坐在田勇平时坐的位置上，我妈看了一眼，没说什么，把菜端上来了。
然后是我爸。他以前看电视会问我“颖子你看什么”，现在他直接换台，不问我。我坐在沙发上，他坐在另一头，中间隔着一臂的距离，像隔了一条河。
再然后是邻居。隔壁王婶来串门，看见我，愣了一下，说“颖子回来了啊”。我说嗯。她看了我妈一眼，我妈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很薄，像一层窗户纸，风一吹就要破。
王婶走后，我听见我妈在厨房里跟我爸说“王婶肯定到处说去了”。
我爸说“说什么”。
“说咱们闺女离婚了，回来住了。”
“离了就离了，有什么好说的。”
“你说得轻巧。人家背后戳脊梁骨，戳的是我。”
我站在厨房门口，手里端着一个空杯子。我妈回头看见我，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从烦躁变成了心疼——那个心疼来得很快，像一道闪电，亮一下就灭了。
“颖子，妈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
“妈就是心疼你。”
“我知道。”
我转身回了房间，把门关上了。
第十天，田勇带小曼回来吃饭。
小曼全名叫沈曼，在县医院当护士，个子不高，圆脸，说话的时候喜欢歪着头，看起来很乖巧。她第一次来家里的时候，我妈高兴得跟过年似的，杀了一只鸡，炖了一锅汤。
那天我也在。小曼看见我，笑了一下，叫了声“姐”。我应了，帮她倒了一杯水。
吃饭的时候，田勇说了买房的事。他说看中了城东一个新楼盘，三室一厅，九十万，首付三十万已经凑齐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很快又移开了。
小曼说“谢谢姐帮忙”。
我说“一家人，不用谢”。
小曼歪着头看我，忽然问了一句：“姐，你现在住哪儿啊？”
“我住公司附近。”
“租的房子？”
“嗯。”
“多少钱一个月？”
“八百。”
小曼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神变了一下，从乖巧变成了某种我不太认识的东西。后来我想了很久，觉得那大概是——警觉。
一个离了婚、没有房子、没有家的姐姐，随时可能成为他们生活里的一个变量。
我没有怪她。换了我，我也会警觉。
在娘家住了半个月，我开始找房子。
不是不想住家里。是住不下了。
田勇的房子虽然还没交房，但他已经开始往家里搬东西了——新买的电脑桌、电竞椅、一套音响。他的房间塞得满满当当，走廊上堆着纸箱子。我妈说“你弟的东西多，你忍忍”。
我说“没事，我正好想搬出去，离公司近一点”。
我妈没挽留。
她说“也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搬走那天，我拎着两个行李箱，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客厅里，我爸在看电视，我妈在厨房里洗碗。田勇不在，上班去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茶几上那盘水果上，照在沙发垫子上的一个凹痕上——那是田勇常年坐着打游戏压出来的坑。
这个家里，从来就没有我的位置。
从小就没有。
搬进城中村那间出租屋的第一个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野猫叫春，听楼上住户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听隔壁房间电视机里传出的戏曲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烂的粥，稠得化不开。
手机里躺着几条微信。
陈磊的：“听说你搬出来了？住哪儿？”
我妈的：“颖子，你安顿好了给我说一声。”
田勇的：“姐，谢谢你。”
我回了我妈：“安顿好了，放心。”
回了田勇：“不客气。”
没有回陈磊。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是新买的，有一股洗衣液的味道，甜得发腻。我忽然很想念陈磊的那个枕头，上面有他的洗发水味道，淡淡的薄荷味。每次我失眠，就把他的枕头拽过来抱着，闻着那个味道就能睡着。
现在那个枕头大概已经被他扔了。
或者说，被另一个女人枕着。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找新的。我不敢问。不是怕知道答案，是怕自己知道以后，会后悔。
后悔当初那个“离就离”。
你看，人就是这样。做决定的时候觉得自己英勇无比，回头一看，不过是个笑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周而复始，像一台老旧的复印机，每天印出一样的文件，墨粉越来越淡，字迹越来越模糊。
公司在开发区，离我住的地方开车半小时。每天早上七点半出门，晚上六点半到家。中午在食堂吃，一荤两素，十二块钱。同事们都知道我离婚了，但没人当面问。小林偶尔会小心翼翼地试探，被我一个眼神挡回去。刘姐会在食堂多打一份红烧肉，拨一半到我碗里，说“你太瘦了，多吃点”。
老赵最沉默，只是每天早上在我桌上放一袋热豆浆，放下就走，一句话不说。
这些人，比我的家人更像家人。
十二月的一个傍晚，我在公司加班到八点，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停车场只剩我一辆车，孤零零地停在路灯下。
手机响了。是我妈。
“颖子，你弟的房子下来了，这周末办乔迁酒，你回来。”
“好。”
“对了，你弟说……你到时候带点东西来，算是添宅。不用太贵重，意思意思就行。”
“好。”
挂了电话，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路灯的光透过挡风玻璃照进来，照在我手上。我的手很干，指甲剪得很短，无名指上有一圈浅浅的白印——那是结婚戒指留下的痕迹，一年了还没消。
周末，我去了县城。
买了什么？一套床上用品，四件套，纯棉的，花了我八百块。导购问我“是结婚用吗”，我说“不是，是乔迁”。她说“哦，那这个喜庆的颜色好，大红大紫”。
大红大紫。
田勇的新房在城东一个叫“锦绣家园”的小区，六楼，有电梯。我提着四件套进了门，看见客厅里坐满了人——我爸我妈，小曼的父母，几个我不认识的亲戚，还有田勇的几个朋友。
小曼在厨房里忙活，听见我来了，探出头叫了声“姐”，又缩回去了。
我妈接过我手里的袋子，打开看了看，说“这颜色好看”。然后她把袋子放到沙发上，没有打开，也没有拿出来展示。
我站在客厅中间，忽然不知道自己该坐哪儿。沙发坐满了，餐桌也坐满了。最后我搬了一把塑料凳子，坐在阳台边上。
阳台很大，能看到对面的小区和远处的一座小山。田勇走过来，递给我一瓶矿泉水。
“姐，谢谢你的四件套。”
“没事。”
“你……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那就好。”
他站在我旁边，顺着我的目光看向远处的那座山。山上有几座高压电塔，电线在夕阳下闪着光，像一根根金色的琴弦。
“姐。”
“嗯。”
“那个……小曼她姐今天也来了，一会儿你——”
“我坐这儿就行。不用管我。”
他犹豫了一下，转身走了。
我在阳台上坐了半小时。夕阳慢慢沉到山后面，天边烧起一片橘红色的云。风从阳台的窗户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带着一股炒菜的油烟味。
客厅里传来笑声。不知道谁说了个笑话，一屋子人都在笑。我妈笑得最大声，那种笑声我很久没听到了，像一只快乐的老母鸡。
吃饭的时候，我坐在桌子的最边上。面前摆着几盘菜——红烧鱼、糖醋排骨、蒜蓉虾、炒青菜。小曼的手艺不错，菜做得色香味俱全。
小曼的爸爸是个退休教师，戴眼镜，说话文绉绉的。他举着酒杯说“今天是个好日子，两个孩子有了自己的家，我们做父母的也就放心了”。我爸跟着举杯，说“是是是，放心了”。
我妈给小曼夹了一块排骨，说“小曼你多吃点，太瘦了”。
小曼笑着说“谢谢妈”。
那个“妈”叫得顺口极了，像是叫了很多年。我低头扒饭，筷子在碗里搅来搅去，一粒米都没夹起来。
小曼的妈妈坐在我对面，看了我一眼，问：“颖子现在在哪儿上班啊？”
“开发区，一家工厂。”
“做什么的？”
“行政。”
“哦……一个月挣多少？”
桌上安静了一下。我妈赶紧说“还行，够花”。
小曼的妈妈笑了笑，没再问了。但那个笑里有一种东西，像是在称量什么。我知道她在算——这个离了婚的姐姐，一个月挣多少，够不够自己花，会不会成为弟弟弟媳的负担。
我没有生气。真的没有。
因为她说出了所有人都在想、但没人敢说的话。
吃完饭，大家散了。我帮小曼收拾桌子，端着一摞盘子进了厨房。小曼跟进来，说“姐你放着吧，我来”。
“没事，我帮你洗。”
“不用不用，你是客人——”
客人。
这两个字像一根针，扎在我手背上。不疼，但是很细，细到看不见，拔不出来。
“好。”我把盘子放下，“那我先走了。”
“姐你等一下，勇子——田勇，你送送姐。”
田勇从客厅走过来，手里还拿着一块西瓜，一边啃一边说“姐你开车来的吧”。
“嗯。”
“那你路上慢点。”
“好。”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我妈坐在沙发上，正在跟小曼的妈妈说话，说得眉飞色舞的。我爸在阳台上抽烟，背影对着我。
没有人送我。
我下楼，走进停车场，坐进车里。发动引擎，打开车灯。车灯照亮了前面的路，一条灰色的水泥路，两边停满了车，中间只有窄窄的一线。
我挂了倒挡，慢慢把车倒出来。
出小区的时候，保安看了我一眼，问“几号楼的”，我说“六号楼”。他说“哦，新搬来的那家啊”，我说“嗯”。
新搬来的那家。
不是我。
开回市区的路上，高速上车不多。我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我眼睛干涩。车载音响放着电台，一个女主持人在念听众留言，声音温柔得像。
“今天有位听众点了一首歌，她说，这首歌送给她的姐姐。她说，姐姐为她付出了很多，她一直想说谢谢，但说不出口。今天借着电波，她想说——姐姐，我爱你。”
然后放了一首歌。我没听清是什么歌，风太大了，把旋律吹散了。
我关掉了电台。
春节前两周，公司搞年会。
在开发区一家酒店，摆了二十桌。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周，做实业出身，说话嗓门大，喝酒脸红。他在台上讲了一通“今年不容易，明年更不容易”的话，然后开始抽奖。
我运气好，抽了一个三等奖，一台微波炉。小林羡慕得不行，说“颖姐你手气太好了”，我说“你想要给你”。她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我一个人用不上”。
小林高兴地抱着微波炉回去了。
刘姐在旁边看着，说“你这孩子，什么都给别人”。
“一台微波炉而已。”
“我不是说微波炉。我是说——算了，不说了。”
刘姐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脸上浮起两团红晕。她今年五十出头，老公死了五年，儿子在外地打工，一个人过。她懂我。但她不说。
年会后半场，大家喝多了。老赵拉着我说话，说他女儿今年高考，想考省城的大学，他怕学费太贵。我说“没事，有助学贷款”。他说“我不想让她贷款，背着债上学，心里不踏实”。
我说“我当年就是贷款上的学，没什么不踏实的”。
老赵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田颖，你是个好姑娘。”
“我知道。”
“就是太傻了。”
我笑了。“赵哥，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我就是想说，你对你弟——算了，不说了。”
又是不说了。
这三个字比什么都重。
年会结束，我打车回家。出租车上，司机放着九十年代的老歌，一个男人在唱“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我看着窗外掠过的路灯，一盏一盏，像一串被扯断的珍珠项链，散落在黑暗里。
手机响了。是田勇。
“姐，过年你回来吗？”
“回。”
“那行，妈说让你三十中午回来吃团圆饭。”
“好。”
“那个……姐，小曼说她姐一家也来，可能人多，你要是方便的话——”
“我吃完就走。”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没事。”
挂了电话，我盯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把音乐关小了。
“姑娘，到了。”
“哦，好。多少钱？”
“三十五。”
我付了钱，下车。站在楼下，抬头看三楼那扇窗户。窗户黑着，没有灯。这栋楼里住了十几户人家，只有我这间，永远是一个人的灯。
上楼，开门，开灯。玄关的灯管还是坏的。我摸黑换了拖鞋，走进客厅，把自己摔在沙发上。
沙发很旧了，弹簧塌了一块，坐上去整个人往一边歪。我一直想换，但一直没换。就像很多事一样，想改，但懒得改，或者说，没有力气改。
除夕那天，我开车回老家。
县城比平时热闹，街上到处是红灯笼和彩灯。超市门口放着震天的《恭喜发财》，人群进进出出，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
我在超市门口停了一下，想了想，进去买了两箱牛奶、一箱苹果、一箱橙子。结账的时候，收银员说“一共三百二”。我付了钱，把东西搬上车。
到了田勇家，楼道里飘着一股炖肉的味道。我按了门铃，小曼来开的门。
“姐来了，快进来。”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头发扎成马尾，脸上化了淡妆。整个人喜气洋洋的，像墙上贴的那个“福”字。
我提着东西进去，看见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人。小曼的爸妈、小曼的姐姐和姐夫、小曼姐姐家的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加上我爸我妈和田勇，把沙发和椅子全占了。
我妈看见我，说“颖子来了”，然后接过我手里的东西，看了一眼，“买这些干什么，家里都有”。
我说“过年嘛”。
我妈把东西放到阳台上，回来的时候顺手拉了一把折叠椅，放在餐桌边上。“你坐这儿。”
我坐下了。
那个位置在餐桌的角落，背对着厨房，面朝着墙。墙上挂着一幅十字绣，绣的是“家和万事兴”。
“家和万事兴”。
我盯着那五个字看了很久，久到小曼把菜端上来了，我才回过神来。
菜很丰盛。鸡鸭鱼肉，摆了满满一桌。小曼的手艺确实好，红烧鱼做得外焦里嫩，糖醋排骨酸甜适口。大家边吃边聊，话题从房价聊到猪肉价格，从猪肉价格聊到谁家孩子考了第几名。
小男孩——小曼姐姐家的那个——吃着吃着忽然问了一句：“那个阿姨是谁啊？”
他指着我说。
桌上安静了一下。小曼的姐姐赶紧说“那是你勇舅舅的姐姐，你要叫姑姑”。
小男孩歪着头看我，“姑姑，你怎么一个人来的？你老公呢？”
童言无忌。
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了。小曼的姐姐在小男孩后脑勺上轻轻拍了一下，“吃你的饭，别乱说话”。
小男孩瘪了瘪嘴，低头扒饭。
我妈笑了笑，说“小孩子不懂事，别在意”。那个笑很用力，像在脸上画上去的。
小曼的爸爸咳嗽了一声，举起酒杯说“来来来，喝酒喝酒”。
大家纷纷举杯，话题被硬生生拽了回去。
我坐在角落里，筷子夹着一块排骨，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不下去。那块排骨像是变成了石头，堵在喉咙里。
我放下筷子，说“我吃好了，你们慢用”。
“这么快？”我妈说，“再吃点，还有菜没上呢。”
“不了，我下午还有事，先走了。”
“什么事啊，大过年的——”
“公司值班。”
我编了个谎话。我妈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种东西——是心疼吗？是愧疚吗？还是松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想再坐在那里了。
我站起来，跟大家说了声“新年快乐”，然后走向门口。
田勇跟过来，“姐，我送你。”
“不用，你回去吧。”
“姐——”
“真的不用。”
我换了鞋，打开门。走廊里有一股冷风，从楼梯间的窗户灌进来，吹得我打了个寒颤。
“姐。”田勇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那个……你路上慢点。”
“嗯。”
“新年快乐。”
“你也是。”
我转身下楼，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走到三楼拐角的时候，我听见楼上传来关门的声音。很轻，很干脆，像是一个句号。
我停了一下，扶着栏杆，深呼吸了三次。然后继续往下走。
出了单元门，外面下起了小雨。细细密密的雨丝打在脸上，凉凉的，像是谁在哭，又像是谁在叹气。
我快步走到车边，打开车门坐进去。雨刮器刷了两下，挡风玻璃上留下一道弧形的痕迹。
手机响了。是我妈发来的一条微信：“颖子，妈给你留了饺子，在冰箱里，你回来拿。”
我没回。
发动车，开出小区。路过县城那条主街的时候，看见路边有一家人在放鞭炮。一个男人举着一根长杆，杆头上挂着一串红鞭炮，噼里啪啦地响着。一个小女孩捂着耳朵站在旁边，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我把车开上了高速。
高速上车很少。雨越下越大，雨刮器开到最大档还是看不清路。我把车速降到八十，打开双闪，慢慢开。
电台里在放春晚的直播，主持人热情洋溢地说着“此时此刻，全国人民都在欢度除夕”。我关掉了电台。
车里安静得只剩下雨声和引擎声。
我想起去年的除夕，我和陈磊还在一起。我们在他的老家过的年，他爸妈做了八个菜，他给我夹了一只鸡腿，说“多吃点”。晚上我们窝在沙发上看春晚，他抱着我，下巴搁在我头顶上，呼出的热气暖烘烘的。
后来他问了一句“明年咱们要个孩子吧”，我说“好”。
再后来，田勇说要买房。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回到出租屋，已经下午四点了。我换下湿了的鞋子，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冰箱里只有几个鸡蛋、半棵白菜、一袋速冻水饺。
我煮了十个水饺，站在灶台前吃了。水饺是猪肉白菜馅的，皮有点厚，馅有点咸。我一边吃一边想，这大概就是今年年夜饭了。
吃完饺子，我洗了碗，擦了灶台，把厨房收拾干净。然后走到客厅，打开电视。春晚已经开始了一个小时，屏幕上花花绿绿的，演员们穿着亮闪闪的衣服在唱歌。
我坐在沙发上，抱着靠枕，看了一会儿。
忽然觉得累了。不是身体累，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像是整个人被泡在温水里，慢慢化开，变成一团模糊的影子。
我拿起手机，翻到陈磊的微信。最后一条消息还停留在他发的那句“你还好吗”，一年了，我没有回。
对话框里，我的头像是一张侧脸照，是陈磊帮我拍的，在某个周末的公园里，阳光穿过树叶落在我的脸上，斑斑驳驳的。
他的头像换了。以前是我们的合照，现在是一张风景照——一片湖，远处有山，天空很蓝。
我盯着那张风景照看了很久，然后退出了对话框。
翻到通讯录，找到“妈”，犹豫了一下，没有拨出去。
找到“田勇”，也没有拨。
找到“刘姐”，拨了。
“喂？”刘姐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喝了酒。
“刘姐，新年快乐。”
“颖子？你怎么不跟家人过年？”
“我回来了。公司值班。”
“骗鬼呢。大年三十值什么班。”
我笑了。“刘姐，你吃年夜饭了吗？”
“吃了。一个人，煮了碗面。”
“我也是。”
“你吃的什么？”
“饺子。”
“什么馅的？”
“猪肉白菜。”
“啧，没意思。我吃的西红柿鸡蛋面，卧了个荷包蛋。”
“那比我强。”
“颖子。”
“嗯？”
“你哭什么？”
我愣了一下，伸手摸了摸脸。湿的。
“我没哭。”
“你骗人。你声音都变了。”
“风太大了，吹的。”
“你在外面？”
“没有，在家。”
“那你开窗了？”
“……嗯。”
“颖子。”
“嗯。”
“明年就好了。”
“嗯。”
“明年会好的。”
“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关掉了电视。客厅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窗外的雨声和远处断断续续的鞭炮声。
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雨还在下，对面的楼房里亮着零零星星的灯。有一家的窗户上贴着红色的窗花，在路灯的映照下，像一小团火。
明年会好的。
会吗？
我不知道。
但我只能这么信着。就像信明天太阳会升起来，信春天花会开，信熬过这个冬天，一切都会好起来。
不这么信，还能怎么办呢？
春节假期过了三天，我回了一趟娘家。
不是我想回去，是我妈打了三个电话，说“你爸想你了”。我爸想我？我爸连我生日都不记得，他会想我？
但我不回去，我妈就会一直打。她会从“你爸想你了”升级到“你是不是不要这个家了”，再升级到“我养你这么大容易吗”。
所以我回去了。
这次家里没什么人。田勇和小曼去了小曼的娘家拜年，我爸在卧室里睡觉，我妈一个人在客厅里择菜。
“来了？”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坐。”
我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一盘瓜子、一盘糖果、一盘花生。我抓了一把瓜子，开始嗑。
“你弟他们初二回来的，初三就走了。”我妈说，“小曼说她妈身体不好，得回去看看。”
“嗯。”
“你弟那个房子，装修得差不多了。年后就能搬进去。”
“挺好的。”
“小曼说她想要个孩子，你弟也想要。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等他们有了孩子，我们去帮忙带。”
“嗯。”
“你一个人过年，吃什么了？”
“饺子。”
“什么馅的？”
“猪肉白菜。”
“就吃那个？也不给自己做点好的。”
“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
我妈叹了口气，放下手里的菜，看着我。她的眼睛有点红，不知道是择菜辣的还是别的什么。
“颖子，妈对不起你。”
这句话来得太突然了。我手里的瓜子停在嘴边，愣了三秒。
“你说什么？”
“妈对不起你。你离婚以后，妈没有好好照顾你。你搬出去住，妈也没拦着。你过年一个人，妈也没叫你回来吃年夜饭——”
“你叫了。你说三十中午吃团圆饭。”
“那不一样。年夜饭是晚上。你晚上一个人——”
“没事。我习惯了。”
我妈张了张嘴，眼泪掉下来了。她用手背擦了一下，又擦了一下，越擦越多。
“妈。”我把瓜子放回茶几上，“你别哭了。大过年的。”
“妈就是心疼你。”
“我知道。”
“你从小就这样，什么都自己扛。小时候你爸腿断了，你踩着板凳煮面条，面条煮糊了，你哭了一鼻子，然后把糊的挑出来吃了，把好的留给你爸。你才四岁啊。”
“妈——”
“你上大学的时候，助学贷款不够，你自己打工挣钱，一天打三份工。你弟在学校被人欺负，你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去找人算账。你结婚以后，每个月往家里打钱，从来没断过。你弟买房，你把离婚分的钱全给了他——”
“妈，别说了。”
“妈都知道。妈什么都知道。”
她哭得说不出话了，整个人缩在椅子上，肩膀一抽一抽的。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那把瓜子，瓜子壳硌得手心疼。
“妈，你别哭了。”我站起来，走过去，蹲在她面前，“你哭什么呀。我挺好的。工作稳定，身体也好。一个人住，自由自在的。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没人管我。”
“可你一个人——”
“一个人怎么了？一个人又不是过不下去。”
“你以后怎么办？你总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吧？”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你弟现在有了自己的家，你不能老指望——”
“我没指望他。”我打断她，“我从来没指望过他。”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我从来没指望过他。
是真的。从小到大，我帮田勇做作业、帮田勇打架、帮田勇交学费、帮田勇买房，但我从来没指望过他会回报我。不是不想，是不敢。不敢指望，是因为心里清楚——指望了，就会失望。
不指望，就不会疼。
我妈看着我，眼泪还挂在脸上，嘴巴张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妈，”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我走了。”
“这就走？”
“嗯，明天还要上班。”
“你不是放七天假吗？”
“我加班。”
又是加班。我妈大概已经习惯了我这个借口。她点了点头，站起来，送我到门口。
“颖子。”
“嗯？”
“你要是有合适的——”
“妈。”
“好好好，我不说了。你路上慢点。”
“嗯。”
我走出门，下了楼。身后传来关门的声音。这一次，我没有停。
出了小区，我站在路边，深吸了一口气。冬天的空气又干又冷，吸进肺里像吞了一把碎冰。
我抬头看天。天很蓝，蓝得不像是真的。几朵云挂在天边，白得刺眼。
手机震了一下。是田勇。
“姐，新年快乐。红包发你微信了，你收一下。”
我点开微信，果然有一个红包，两百块。
我没有收。
退出了对话框。
开车回市区的路上，我想起了一件事。
小时候，有一年夏天，田勇大概六七岁，我十一岁。爸妈去地里干活，让我在家看着他。田勇非要吃冰棍，我说等爸妈回来再买。他不干，躺在地上打滚，哭得震天响。我被他闹得没办法，翻遍了所有的口袋，找到了两毛钱，去村口小卖部买了一根冰棍。
田勇拿到冰棍，咬了一口，然后递给我，“姐，你也吃一口”。
我说“我不吃”。他说“你咬一口嘛”。我咬了一口，很小的一口，只咬到了冰棍棒子旁边的冰碴子。
但那口冰碴子，很甜。
我记了二十多年。
所以你看，他不是没有良心。他只是在被惯大的过程里，忘了怎么对别人好。或者说，他以为我对他的好是理所当然的，就像空气和水，不需要感谢，不需要回报。
这不是他的错。
是我们全家一起把他惯成这样的。
包括我。
元宵节那天，公司提前两小时下班。
小林兴高采烈地收拾东西，说要去跟男朋友看灯会。刘姐说她儿子回来了，要回去做饭。老赵说他女儿返校前想吃一顿火锅。
办公室里只剩我一个人。
我关了灯，锁了门，走到走廊上。走廊很长，灯是声控的，走一步亮一截，走一步灭一截。我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像是一个人的心跳。
出了公司大楼，天还没黑。西边的天空有一抹淡淡的橘红色，像是一块被水洗过的绸缎。
我站在停车场旁边，犹豫了一下，没有上车。转身往开发区外面走。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到了一个小公园。公园不大，有一个人工湖，湖边种着柳树，柳条还没发芽，光秃秃地垂着，像一个人的长发被雨淋湿了。
湖边有几盏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光映在水面上，随着水波轻轻晃动。
我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水面发呆。
手机响了。是陈磊。
不是微信，是电话。
我看着屏幕上“陈磊”两个字，犹豫了很久。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悬了大概十秒，然后按了下去。
“喂。”
“田颖。”他的声音没变，低低的，带着一点沙哑，“元宵节快乐。”
“你也是。”
“你在哪儿？”
“在公司附近。”
“加班？”
“没有。刚下班。”
“哦。”
沉默。
电话两头都沉默着。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声，一深一浅的，像是在犹豫该说什么。
“你……还好吗？”他问。
还是那句话。一年前他也问过。
“挺好的。你呢？”
“我也挺好的。”
又是沉默。
“田颖。”
“嗯。”
“我听说你弟买房了。”
“嗯。”
“你帮他了？”
“……嗯。”
“给了多少？”
“十二万。”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
“全给了？”
“嗯。”
“田颖。”
“嗯。”
“你是不是傻？”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了。
“大概是吧。”
“你给自己留了吗？”
“留了什么？”
“钱。房子。退路。”
退路。
这个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某个上了锁的房间。房间里装着很多东西——恐惧、委屈、不甘、还有一点点后悔。
“没有。”我说，“没留。”
“你——”
“陈磊，”我打断他，“你打电话来，就是问我这个？”
“……不是。”
“那是什么？”
“我想跟你说，我五一要结婚了。”
湖面上的灯晃了一下。起风了。
“哦。”我说，“恭喜你。”
“谢谢。”
“她……是什么样的人？”
“会计。在我们公司楼上上班。人挺好的。”
“那就好。”
“田颖。”
“嗯。”
“你……以后别再这么傻了。”
“嗯。”
“对自己好一点。”
“嗯。”
“那我挂了。”
“好。”
电话挂了。
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湖面。风吹过来，柳枝晃了晃，像是叹了一口气。
我忽然想起我们结婚那天，他在台上说“田颖，我会对你好一辈子”。台下的人在鼓掌，我妈在哭，我爸难得地笑了。
一辈子。
原来一辈子可以这么短。
短到三年的婚姻、十二万的存款、一盆忘在阳台上的绿萝，就是全部了。
我在长椅上坐了很久，坐到天完全黑了，坐到湖边的灯亮成了一串，坐到公园里来了几对散步的情侣，又走了。
然后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回了停车场。
上车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公园的方向。月亮挂在柳树梢头，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面铜镜。
我忽然想起一句诗，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可我不想跟任何人共婵娟。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一个人待着，挺好。
春天来的时候，公司接了一个大项目，全员加班。
我每天早上七点到公司，晚上十一点才走。连续忙了三个星期，瘦了八斤。小林说我“颖姐你下巴都尖了”，刘姐说我“你不要命了”，老赵什么都没说，每天早上还是放一袋热豆浆在我桌上。
项目结束那天，周老板请全公司吃饭。
在开发区最好的酒店，点了满满一桌子菜。周老板端着酒杯挨桌敬酒，到我这一桌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说“田颖，这次你辛苦了”。
我说“应该的”。
他说“你是个能干事的人，好好干，明年给你升职”。
我说“谢谢老板”。
他说完就走了，去敬下一桌。小林凑过来小声说“颖姐你要升职了”，我说“别当真，老板画饼呢”。
但心里还是有一点高兴的。
吃完饭出来，大家在酒店门口散了。小林被她男朋友接走了，刘姐打车回了家，老赵骑着他的电动车消失在夜色里。
我一个人站在酒店门口，等着代驾。
三月的晚风已经不冷了，带着一点潮湿的暖意，像是谁的手掌，温温的，软软的。路边的玉兰花开了一半，白色的花瓣在路灯下像一只只鸽子。
代驾来了，是个年轻小伙子，骑着折叠电动车，穿着荧光黄的马甲。他帮我把车开出来，问我去哪儿。我说“城中村，老居民楼”。他说“好嘞”。
路上他放了一首歌，是个女声，唱着“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我没有让他关掉。
到了楼下，我付了钱，上了楼。开门，开灯——玄关的灯管我上个月换了，终于亮了。暖黄色的光照在门垫上，照在鞋柜上，照在一只孤零零的拖鞋上。
另一只拖鞋在沙发底下，我懒得捡。
洗了澡，躺在床上，拿起手机翻了一会儿。
朋友圈里，小曼发了一张照片——她和田勇在新房的客厅里，背后是一面贴了“囍”字的墙。配文是“我们的家”。
我点了个赞。
往下翻，看到陈磊发了一条——他和一个女人的合照，背景是一个什么风景区。女人圆脸，短发，笑得很甜。配文是“五一倒计时”。
我没有点赞。
退出了朋友圈，打开和小林的聊天框。她发了一堆消息，全是关于升职的事。最后一条是“颖姐你要是升了主管，别忘了请我吃饭”。
我回了个“好”。
然后锁了屏幕，把手机放在枕头边。
窗外有猫在叫，春天的猫，叫得又急又尖，像是在跟全世界宣战。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周老板说的“升职”，一会儿是小曼发的“我们的家”，一会儿是陈磊说的“五一要结婚了”。这些画面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烂的粥，稠得化不开。
我忽然想起我妈说的那句话——“你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明天的太阳还是会升起来。我还是要七点出门，开车半小时，到公司上班。还是要对着电脑敲键盘，还是要应付老板的临时任务，还是要听小林叽叽喳喳地说八卦，还是要吃刘姐从食堂多打的红烧肉，还是要喝老赵放在桌上的热豆浆。
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不是想清楚了才过，是过着过着，就想清楚了。
或者说，想不想清楚，都得过。
四月底，我回了一趟老家。
不是我妈叫的，是我自己要回的。
田勇和小曼五一要办婚礼，我回去帮忙。
到了县城，我先去了娘家。我爸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我，点了点头，说“回来了”。我说“嗯”。我妈在屋里收拾东西，看见我，说“来得正好，帮我把这些喜糖装了”。
我坐下来，开始装喜糖。一颗一颗地数，十颗一袋，扎上金色的丝带。
“你弟的婚礼在县城酒店办，定了二十桌。”我妈说，“小曼家亲戚多，占了十二桌。我们这边八桌。”
“够了。”
“你坐哪桌？我给你安排。”
“随便。”
“要不你跟咱家亲戚坐一桌？你大舅、二姨他们——”
“行。”
“颖子。”
“嗯？”
“那天你别穿灰色的，穿亮一点的颜色。”
“为什么？”
“你弟结婚，你穿个灰扑扑的，不好看。喜庆一点。”
“好。”
我妈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我知道她想说什么——你别穿得太素，别人看了会说闲话。离了婚的女人，穿得太素，人家会说你是怨妇；穿得太艳，人家会说你不正经。横竖都是嘴。
“妈，我知道了。我穿红的。”
“也不用穿红的……就是别穿灰的。”
“好。”
装完喜糖，我去了一趟田勇的新房。
门开着，里面在布置。客厅里挂满了气球和彩带，茶几上摆着一束红玫瑰。田勇在阳台上打电话，声音很大，像是在跟婚庆公司的人确认流程。
小曼在卧室里试婚纱。她穿了一件白色的拖尾婚纱，头上戴着一顶小皇冠，站在镜子前左看右看。
“姐，你来了。”她从镜子里看见我，笑了一下，“好看吗？”
“好看。”
“我选了好久，这件最衬我。”
“嗯。”
她转过身，提着裙摆走到我面前，“姐，谢谢你。那套四件套我铺在新床上了，特别好看。”
“你喜欢就好。”
“姐。”她犹豫了一下，“那个……婚礼那天，你能帮我收一下礼金吗？我跟勇子商量了，觉得你心细，交给你放心。”
“好。”
“谢谢姐。”
她笑了一下，转身又去看镜子了。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这个家。三室一厅，装修是现代简约风格，家具都是新的，沙发是浅灰色的，茶几是白色大理石的，电视墙贴了壁纸，淡蓝色的，上面有暗花。
这个家，有十二万是我的。
但没有一间房是我的。
婚礼那天，天气很好。五月的阳光暖洋洋的，不冷不热。
我穿了一件淡粉色的衬衫，黑色裤子，平底鞋。出门前对着镜子看了很久，确认没有穿灰色。
到了酒店，我坐在收礼金的桌子后面，面前摆着一个红色的箱子。来的人一个个递上红包，我在本子上记下名字和金额。
大舅给了两千，二姨给了一千，三叔给了八百。小曼家的亲戚更大方，动辄三五千。一上午下来，礼金收了小十万。
中午十二点，婚礼开始。
我坐在大舅旁边的那一桌。桌上摆着喜糖、瓜子、花生和一壶茶。大舅问我“颖子最近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说“一个人过啊”，我说“嗯”。他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婚礼进行曲响起，小曼挽着她爸爸的手走上红毯。她穿着那件白色拖尾婚纱，头上戴着皇冠，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一步一步走向站在舞台中央的田勇。
田勇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他站在那里，看着小曼走过来，脸上带着笑，眼眶有点红。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他追在我后面跑，一边跑一边喊“姐等等我”，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哇哇大哭。我跑回去把他扶起来，拍掉他身上的土，背着他回家。
那时候他多小啊，小到可以趴在我背上，两只胳膊搂着我的脖子，脸贴在我肩膀上，眼泪鼻涕蹭了我一脖子。
现在他长大了，站在舞台上，牵着一个女人的手，说要爱她一辈子。
我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有点苦，不知道是什么茶叶。
仪式结束，开始上菜。我低头吃饭，偶尔抬头看看周围的人。我妈坐在主桌上，笑得合不拢嘴，不停地给小曼夹菜。我爸坐在她旁边，难得地喝了两杯酒，脸红了。
田勇和小曼挨桌敬酒。到我们这桌的时候，田勇端着酒杯，叫了声“姐”。
我站起来，端起茶杯。
“姐，谢谢你。”他说，声音有点哑，“从小到大，你帮了我太多。”
“一家人，不用说谢。”
“姐，我敬你。”
他仰头把一杯白酒干了。我喝了一口茶。
小曼站在他旁边，挽着他的胳膊，笑着说“姐，以后你就是我亲姐”。
我说“好”。
他们转身去下一桌了。我坐下来，继续吃饭。大舅在旁边说“颖子，你弟有出息了”，我说“嗯”。他说“你也别太挑了，有合适的再找一个”，我说“随缘吧”。
吃完饭，我帮着收拾东西。礼金箱子里装得满满当当的，我抱在怀里，沉甸甸的。小曼走过来，说“姐，辛苦你了，回头我请你吃饭”。
我说“不用，应该的”。
她把礼金箱子接过去，转身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白色的婚纱拖在地上，裙摆上沾了一点灰。
我想说“裙摆脏了”，但没有说出口。
不是不想说，是觉得说了也没什么意义。她不会在意这一点灰的。就像不会在意我站在角落里，手里端着一杯凉茶，看着她的婚礼，心里想着——这个家，以后跟我没关系了。
婚礼结束后，我开车回市区。
五月的傍晚，天还亮着。高速两旁是大片的麦田，麦子抽了穗，绿油油的，风一吹像波浪一样翻滚。
我把车窗摇下来，让风吹进来。风里有麦苗的味道，还有泥土的味道，还有远处某个村子里传来的炊烟的味道。
这些味道混在一起，让我想起小时候。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村子最东头，院子后面有一片麦田。夏天的傍晚，我带着田勇在麦田里捉蚂蚱，他用一个塑料袋装蚂蚱，我负责捉。他胆子小，不敢用手捏，每次都喊“姐快来，这儿有一只”。我就跑过去，手一扣，捏住蚂蚱的后腿，塞进他的袋子里。
他高兴得又蹦又跳，说“姐你真厉害”。
那时候他还叫我“姐”，不是“姐姐”，是“姐”。一个字，干脆利落，像一颗糖掉在地上，清脆地响了一声。
后来他长大了，开始叫“姐”的时候带着一点敷衍，像是一个习惯了的口头禅，没有感情，只是礼貌。
再后来，他连“姐”都很少叫了。
手机响了。是我妈。
“颖子，你到家了吗？”
“还在路上。”
“哦。今天辛苦你了。”
“没事。”
“那个……礼金你记的账本，我看了。你记了八千？谁给了八千？”
“小曼家的一个亲戚，好像是她的舅舅。”
“哦。那还行。对了，颖子——”
“嗯？”
“你给的一万块礼金，我跟你弟说了，他说太多了，让我退给你。”
“不用退。给他结婚用的。”
“他说——”
“妈，不用退。就这样。”
我挂了电话。
一万块礼金。我一个月工资的八成。我知道他们不会真的退。如果真的想退，就不会说“太多了”，而是直接转账过来。
说“太多了”，只是客气。
就像田勇说“姐等我挣钱了还你”，只是客气。
我不怪他们。是我自己要给的。就像从小到大，每一次都是我自己要给的。
给习惯了，就成了应该的。
不给，就成了罪人。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上楼，开门，开灯。玄关的灯亮着，暖黄色的光照在门垫上。那只在沙发底下的拖鞋，我依然没有捡。
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沙发还是那个塌了一块的老沙发，坐上去整个人往一边歪。
我歪着坐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过，明年会好的。
现在是明年了。
好了吗？
好像也没有。
但好像也没有更坏。
我升了职，加了薪，虽然加得不多。我换了一盏灯管，玄关不黑了。我给阳台上的那盆绿萝浇了水，它长出了几片新叶子，嫩绿嫩绿的，像是刚睡醒的婴儿。
日子就是这样。不好不坏，不咸不淡。像一杯温水，不烫嘴也不解渴，但喝下去，胃里是暖的。
手机响了。是小林。
“颖姐，明天周末，出来逛街啊？”
“不去。”
“为什么啊？”
“累。”
“你天天累，周末还累。出来嘛，我请你喝奶茶。”
“……行吧。”
“好嘞，明天十点，万达广场见。”
挂了电话，我笑了一下。小林这个人，就是有这种本事，能把你的“不”磨成“行”。像一颗糖，硬塞进你嘴里，你不吃都不行。
第二天，我去了万达广场。
小林穿了一件黄色的卫衣，扎着两个马尾辫，看起来像个高中生。她挽着我的胳膊，在商场里逛来逛去，一会儿试衣服，一会儿试鞋子，一会儿又要去吃冰淇淋。
“颖姐，你试这件。”她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塞到我手里。
“我不穿裙子。”
“试试嘛，你皮肤白，穿红色好看。”
“不试。”
“颖姐——”
“不试。”
她瘪了瘪嘴，把裙子挂了回去。
我们在商场里逛了两个小时，小林买了一件外套、一双鞋、一个包。我什么都没买。不是不想买，是觉得没什么需要的。
中午在商场里的一家餐厅吃饭。小林点了一份牛排，我点了一份沙拉。
“颖姐，你吃这么少，难怪瘦。”
“不饿。”
“颖姐，”小林放下刀叉，看着我，“你是不是不开心？”
“没有。”
“你骗人。你从过年到现在，都没怎么笑过。”
“我笑了。昨天你发那个搞笑视频，我不是笑了吗？”
“那是敷衍。我要的是真笑。”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亮亮的，像两颗黑葡萄。这个二十三岁的小姑娘，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离婚是什么滋味，不知道被家人当外人是什么滋味，不知道一个人过年是什么滋味。
但她知道我不开心。
这就够了。
“小林，”我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叫我出来逛街。”
“这有什么好谢的。朋友嘛。”
朋友。
这两个字比“家人”轻，但比“家人”暖。
吃完饭，我们出了商场。外面阳光很好，照在广场上，照在来来往往的人群身上。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有手牵手的情侣，有遛狗的老人。
小林忽然指着前面说“颖姐你看，那边有卖气球的”。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看见一个小贩，手里攥着一大把气球，五颜六色的，在风里飘来飘去。
“我要买一个。”小林跑过去，挑了一个粉色的心形气球，付了钱，跑回来，“颖姐，送给你。”
她把气球递给我，粉色的，心形的，在阳光下亮闪闪的。
“我又不是小孩子。”
“拿着嘛。开心一点。”
我接过气球。线很细，勒在手指上，有一点疼。气球在风里晃来晃去，像一颗跳动的心。
“谢谢。”
“不客气。走吧，我请你喝奶茶。”
我们一人捧着一杯奶茶，走在广场上。我左手拿着气球，右手捧着奶茶，样子一定很傻。但我不在乎。
风吹过来，气球晃了晃，奶茶的热气扑在脸上，甜丝丝的。
小林在旁边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我没怎么听，只是偶尔“嗯”一声。她说她男朋友昨天跟她吵架了，因为他不记得她的生日。她说她很生气，但后来他给她买了一个蛋糕，她又原谅他了。她说恋爱就是这样，吵吵闹闹的，但吵完就好了。
我说“嗯”。
她说“颖姐，你还会再谈恋爱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觉得会。你这么好，肯定有人喜欢你”。
我笑了一下，这次是真笑。
“你怎么知道我好？”
“我就是知道。”
她挽着我的胳膊，把头靠在我肩上。她的头发很软，有一股洗发水的香味，像是草莓味的。
我们就这样走着，走过广场，走过喷泉，走过一群正在跳广场舞的大妈。音乐声很大，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一个男人在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抬头看天。天很蓝，蓝得不像是真的。气球在我头顶上飘着，粉色的，心形的，像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我想起了一件事。
上个月，我去银行办业务，柜台的小姑娘看了我的身份证，说“田颖，这个名字好听”。我说“谢谢”。她说“你一个人来办业务啊”，我说“嗯”。她说“那你慢走”。
出了银行，我站在路边，等红灯。旁边站着一个老太太，拎着一个买菜的小车，车里装着一棵大白菜和几根葱。她看了我一眼，说“姑娘，你脸色不好，是不是没睡好”。我说“可能吧”。她说“年轻人要注意身体，别熬夜”。我说“好”。
绿灯亮了，我过了马路。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还在原地，大概是等另一方向的红灯。
她让我想起我妈。
但我妈不会问我“是不是没睡好”。我妈只会问我“你弟的事你管不管”。
我不是在怪她。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就像天是蓝的，草是绿的，我是离了婚的，我弟有了自己的家。这些都是事实。事实不需要被原谅，只需要被接受。
五月过去，六月来了。
公司里来了一个新同事，叫林远，是销售部的，二十六岁，个子高高的，戴眼镜，说话的时候喜欢笑。他第一次来行政部领办公用品的时候，是小林接待的。
“你好，我领一个笔记本、两支笔、一个订书机。”
“好的，等一下。”小林翻箱倒柜地找，“订书机没了，明天再来吧。”
“好的，谢谢。”
他走了。小林转过头来跟我说“颖姐，新来的那个销售，长得还挺帅的”。
我看了一眼他的背影，没说话。
后来他经常来行政部领东西，每次都笑眯眯的，说话很有礼貌。有一次他看见我在修打印机，说“我来吧”。他三两下就把打印机修好了，手上沾了墨粉，黑乎乎的。
“谢谢你。”我说。
“不客气。以后打印机坏了叫我，我就在三楼。”
“好。”
他走了以后，小林凑过来，挤眉弄眼的，“颖姐，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别瞎说。人家才二十六。”
“二十六怎么了？女大三抱金砖。”
“你闭嘴。”
小林吐了吐舌头，不说了。
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二十六岁的小伙子，怎么可能对我一个三十二岁离了婚的女人有意思。大概就是顺手帮个忙，跟帮同事搬个水、带个饭一样，没什么特别的。
七月的一个傍晚，我在公司加班到八点。出来的时候，看见林远在停车场旁边站着，好像在等人。
“田姐。”他看见我，叫了一声。
“你怎么还没走？”
“车坏了，等拖车。”
“哦。”
“你呢？加班？”
“嗯。”
“你一个人回家？”
“嗯。”
“要不我送你？我打车——”
“不用。我开车了。”
“哦，对。那……你路上慢点。”
“好。”
我上了车，发动引擎，开出停车场。从后视镜里看见他站在路灯下，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根细长的竹竿。
八月的一个周末，我在超市买菜。推着购物车在蔬菜区挑西红柿，忽然有人叫我。
“田姐？”
我抬头，是林远。他穿着一件白t恤，牛仔裤，运动鞋，手里提着一个购物篮，篮子里装着一盒鸡蛋、一袋面包、一瓶牛奶。
“你也来买菜？”我说。
“嗯，周末嘛，自己做饭。”
“你会做饭？”
“会一点。西红柿炒鸡蛋、醋溜白菜、煮面条。多了就不会了。”
我笑了一下。“那也够了。”
“田姐，你一个人住吗？”
“嗯。”
“我也是。一个人住，吃饭最麻烦了。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懒得做。”
“嗯。”
“田姐，你做的饭好吃吗？”
“还行。”
“那……以后我可以跟你学做饭吗？”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很亮，藏在镜片后面，像两颗被擦干净的玻璃珠。
“我就是随口一说，”他赶紧补充，“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没什么不方便的。但我只会做家常菜，太复杂的不会。”
“家常菜就够了。我最喜欢家常菜。”
我们交换了微信。他加我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只橘猫，胖乎乎的，趴在窗台上晒太阳。
“这是我的猫，叫团团。”他指着头像说，“你要是有空，可以去我家看猫。”
“好。”
从超市出来，天已经黑了。八月的晚风带着一股热浪，吹在身上黏糊糊的。我们站在超市门口，各自拎着购物袋。
“田姐，你怎么回去？”
“开车。”
“那……路上慢点。”
“嗯。你也是。”
“我坐公交。”
“好。那周一见。”
“周一见。”
我转身走向停车场，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他站在超市门口的灯光下，冲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
上了车，我把购物袋放在副驾上。袋子里有西红柿、鸡蛋、黄瓜、猪肉、一袋米。够我一个人吃一个星期。
发动车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林远说的“以后我可以跟你学做饭吗”。
这句话本身没什么特别的。但他说“我最喜欢家常菜”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东西，像是一个人在沙漠里走了很久，忽然看见了一碗水。
那种渴望，我懂。
因为我也在沙漠里。
九月的一个晚上，林远真的来找我学做饭了。
他提着一袋子菜，站在我家门口，穿着一件格子围裙——对，他自己带了围裙。我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这也太正式了。”
“当然要正式，做饭是件严肃的事。”
他进了门，四处看了看。我的客厅很小，东西很少，但他没有露出任何嫌弃或者惊讶的表情。他只是说“你家里好干净”。
“东西少，自然就干净了。”
“也是。”
我们进了厨房。我教他做红烧肉。先切肉，他说“田姐，肉要切多大”，我说“麻将块那么大”。他切了半天，切出来的肉块大小不一，大的像麻将，小的像骰子。
“没关系，第一次都这样。”我说。
炒糖色的时候，他紧张得不行，说“会不会糊了”，我说“你看着颜色，变成琥珀色就行了”。他盯着锅里的糖，像盯着一颗定时炸弹。
最后做出来的红烧肉，颜色深了一点，味道咸了一点，但他说“好吃”。
“真的好吃？”我夹了一块尝了尝，确实咸了。
“真的。比我做的好吃一百倍。”
“你太夸张了。”
“不夸张。我做出来的红烧肉，我自己都吃不下去。”
我们坐在餐桌前吃饭。他吃了两碗饭，把红烧肉的汤汁都拌饭吃了。吃完以后，他主动去洗碗。
“你是客人，不用洗。”
“没事。你教我做饭，我帮你洗碗，公平。”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洗碗。他的手很大，指节分明，洗得很认真，每一个碗都冲了三遍。
洗完碗，他擦了手，说“田姐，谢谢你”。
“不客气。”
“那我走了。”
“好。路上慢点。”
他走到门口，换了鞋，忽然回头说了一句：“田姐，你一个人住，会不会觉得孤单？”
这个问题太突然了。我愣了一下，然后说“习惯了”。
他看着我，镜片后面的眼睛很认真。
“习惯不代表不孤单。”
说完他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门把手，指节发白。
那晚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回放他说的那句话——“习惯不代表不孤单”。
他说得对。
我习惯了。习惯了每天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失眠，一个人醒来。习惯了下班回家面对空荡荡的客厅，习惯了周末一个人逛超市，习惯了生病的时候自己烧水吃药。
习惯了，不代表不孤单。
只是把孤单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像呼吸一样自然，像心跳一样理所当然。
可忽然有人点破了这一点，就像有人在你面前打碎了一面镜子，你看着满地的碎片，每一片都照出你的脸——一张习惯了孤单的脸。
我把被子拉过头顶，把自己裹成一个蚕蛹。
手机亮了。是林远发来的一条微信。
“田姐，到家了。晚安。”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回了两个字：“晚安。”
然后锁了屏幕，翻了个身。
窗外有虫子在叫，秋天的虫子，叫声细碎而绵长，像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歌。
十月的最后一天，公司出了事。
一个客户投诉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索赔一百万。周老板气得拍了桌子，说要彻查。查来查去，查到了生产部的一个主管头上——他收了回扣，用了劣质原材料。
那个主管被开除了。但公司的声誉受损，好几个大客户取消了订单。
周老板开了一个全员大会，说“公司遇到了困难，希望大家共渡难关”。他说不会裁员，但年终奖可能会受影响。
会后，小林偷偷问我“颖姐，公司不会倒闭吧”，我说“不会”。她说“那就好，我还指着年终奖买包呢”。我说“买包的事先放一放”。
刘姐叹了口气，说“这个年不好过了”。老赵没说话，但他抽烟抽得更凶了，一天好几根。
我没有太担心。我有存款——虽然不多，但够我活几个月。而且我不信公司会倒，周老板是个能人，他有办法的。
果然，十一月，周老板谈下了一个新客户，是个大单子，够公司吃半年的。全公司都松了一口气。
小林说“颖姐，我的包有救了”。我说“你就知道包”。
日子就这样过着。上班、下班、做饭、吃饭、睡觉。偶尔跟林远聊几句微信，偶尔周末一起做饭。他学会了好几道菜——红烧肉、糖醋排骨、酸辣土豆丝。虽然做得都不太正宗，但他做得很认真，每次都把自己做的菜拍下来，发朋友圈。
他的朋友圈里，除了团团，就是菜。
有一天他发了一条，“今天学会了糖醋排骨，感谢田老师”。配图是一盘颜色有点深的糖醋排骨。
下面有人评论：“田老师是谁？”
他回：“我们公司的行政主管，做饭特别好吃。”
我看了一眼，没有评论。但心里有一点点暖意。
像冬天里喝了一杯热茶，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
十二月的第一个周末，我回了一趟老家。
不是我妈叫的，是田勇叫的。
他说“姐，你回来一趟吧，妈身体不太好”。
我吓了一跳，赶紧开车回去。
到了娘家，我妈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气色看起来还行。我说“妈你怎么了”，她说“没事，就是血压有点高，医生让注意一下”。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
“你弟跟你说了？我说了别告诉你，大老远的跑回来干什么。”
“你是我妈，你生病了我不回来？”
“又没什么大事。”
我坐在她旁边，拉着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指节变形，是常年做农活留下的。手心有一块老茧，硬硬的，像一块石头。
“妈，你以后不舒服要跟我说。别瞒着我。”
“知道了知道了。”
田勇从厨房端了一杯水出来，递给我，“姐，喝口水”。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水温温的，不烫不凉。
“小曼呢？”我问。
“上班呢。她今天值班。”
“哦。”
“姐，”田勇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你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公司忙吗？”
“还行。”
“你……有没有考虑再找一个？”
我看了他一眼。他低着头，手指在膝盖上画圈。
“怎么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就是……你一个人，我放心不下。”
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有点意外。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我不用你操心。”
“姐——”
“行了，别说了。”
我站起来，去厨房看了看。冰箱里有鸡蛋、牛奶、水果，东西挺全的。灶台上有一锅粥，还温着。我盛了一碗，端给我妈。
“妈，喝粥。”
“放那儿吧，一会儿喝。”
“现在喝，凉了就不好喝了。”
她接过去，喝了两口，抬头看我，“颖子，你瘦了”。
“没有，还胖了呢。”
“骗人。你看你这手腕，细得跟筷子似的。”
“妈，你别说我了。你好好养身体。”
她点了点头，继续喝粥。
我在娘家住了一晚。
晚上躺在小时候睡的那张小床上，听着隔壁房间的动静。田勇在打电话，大概是跟小曼，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说什么。我爸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是戏曲频道，一个青衣在咿咿呀呀地唱。
我闭上眼睛，想起了小时候。
那时候我们家还是土坯房，三间，东边是爸妈的卧室，西边是我和田勇的房间。中间是堂屋，放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条板凳。
夏天的晚上，我们在院子里乘凉。我妈摇着蒲扇，我爸抽着烟，我和田勇躺在凉席上看星星。田勇指着天上的星星说“姐，那颗星星叫什么”，我说“不知道”。他说“那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我说“好”。他说“叫小勇星”，我说“凭什么，要叫小颖星”。我们吵了半天，最后我妈说“别吵了，都叫，一颗叫小勇星，一颗叫小颖星”。
后来我长大了，学了地理，知道那些星星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我一直记得，天上有一颗星星，叫做小颖星。
也许它不在天文图册上，但它在我心里。
第二天一早，我给我妈量了血压，比昨天低了一些。我说“妈，你按时吃药，别断”。她说“知道了，你比你弟还啰嗦”。
我笑了一下。
走之前，田勇送我下楼。
站在单元门口，十二月的风很冷，吹得人缩脖子。田勇穿了一件棉袄，拉链没拉，露出里面的灰色毛衣。
“姐，”他说，“那个……上次你给的一万块礼金，我跟小曼说了，她说——”
“不用退。”我打断他，“我说了不用退。”
“不是退。我是说……小曼说，以后你有困难，要跟我们说。”
我看着他。他站在风里，缩着脖子，手插在口袋里，像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
“好。”我说，“我记住了。”
“姐。”
“嗯？”
“对不起。”
“什么？”
“以前……我总觉得你帮我，是应该的。”
风吹过来，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他没有抬手整理，就那样站在风里，头发乱糟糟的，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
“田勇，”我说，“你记住一句话。”
“什么？”
“我帮你，不是应该的。是因为你是我弟。”
他点了点头，眼眶红了。
“行了，别哭。大男人哭什么。”
“我没哭。风迷眼了。”
“嗯，风迷眼了。”
我上车，发动引擎。从后视镜里看见他站在单元门口，一直看着我倒车。我按了一下喇叭，开出了小区。
上了高速，我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我眼睛发酸。
我没有哭。
但眼泪还是掉下来了。
不是因为伤心，是因为——他总算说了那句“对不起”。
虽然迟了二十多年，但总算说了。
回到市区，已经是下午了。
我去了超市，买了一堆菜。然后给林远发了一条微信：“晚上来吃饭，教你做酸菜鱼。”
他秒回：“好！几点？”
“六点。”
“收到！”
六点，他准时出现在我家门口。这次没有带菜，带了一箱牛奶。
“田姐，给你的。”
“来吃饭还带东西。”
“应该的。”
他换了拖鞋——我专门给他买了一双，蓝色的，上面有小鱼的图案——走进厨房，系上围裙。
“今天学什么？酸菜鱼？”
“嗯。先把鱼片好。”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条草鱼，已经处理好了。他看着我片鱼，刀法熟练，一片一片，薄厚均匀。
“田姐，你这刀工太厉害了。”
“练出来的。小时候家里穷，经常自己做饭，慢慢就会了。”
“你小时候就会做饭？”
“嗯。四岁就会煮面条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同情，是心疼。
“田姐。”
“嗯？”
“你从小就这么辛苦吗？”
“不辛苦。习惯了。”
又是“习惯了”。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我教他做酸菜鱼。先把鱼片用蛋清和淀粉腌一下，然后炒酸菜，加水煮开，最后下鱼片。他每一步都做得很认真，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最后出锅的时候，他尝了一口汤，说“好喝”。
“真的？”
“真的。比饭店的还好喝。”
“你每次都这么说。”
“因为是真的。”
我们坐在餐桌前吃饭。酸菜鱼的汤酸酸辣辣的，喝下去浑身都暖了。他吃了三碗饭，把鱼汤都喝光了。
吃完饭，他去洗碗。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洗碗的背影。
“林远。”
“嗯？”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他停了一下，手里的盘子在水龙头下冲了很久。
“田姐，”他没有回头，“你记不记得，我刚来公司的时候，有一次在走廊上摔了一跤，手里的文件撒了一地。你路过的时候，蹲下来帮我捡。”
“有吗？我不记得了。”
“你当然不记得。因为你觉得那是小事。但对我来说，不是。”
他把盘子放进碗架里，擦了擦手，转过身来看着我。
“那天我刚到这个城市，谁也不认识，租的房子又远又破，工作也不顺。我摔了一跤，文件撒了一地，没有人帮我。只有你蹲下来，一张一张地帮我捡起来。你甚至不知道我是谁，但你帮了我。”
“那是应该的。”
“你看，你又说‘应该的’。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应该的’。”
他走到我面前，离我很近，近到我能闻到他身上的洗衣液味道。
“田姐，你帮了很多人——你弟、你妈、你同事、甚至一个你不认识的新人。但你从来不让别人帮你。”
“我不需要——”
“你需要。”他打断我，“你只是不习惯。”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很亮，藏在镜片后面，像两颗星星。
“林远，你——”
“田姐，”他忽然笑了一下，退后一步，“你别紧张。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说，你值得被好好对待。”
他说完，转身走向门口，换了鞋。
“谢谢你教我做饭。酸菜鱼很好吃。周一见。”
门关上了。
我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攥着一块抹布，指节发白。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冰箱嗡嗡的声音。窗外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个方形的光斑。
我走到窗边，看见林远走出了单元门，背影在路灯下越拉越长。他走到路口，回头看了一眼三楼的方向——我站在窗边，他大概看不见我，但我知道他在看。
然后他转身走了，消失在夜色里。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田勇说的“对不起”，一会儿是我妈说的“你以后怎么办”，一会儿是林远说的“你值得被好好对待”。
这些话搅在一起，像一锅粥，稠得化不开。
我翻了个身，拿起手机。已经凌晨一点了。
打开微信，翻到林远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是他发的“晚安”，时间是十一点。
我打了一行字：“林远，谢谢你。”
想了想，又删了。
又打了一行：“你到家了吗？”
看了看，又删了。
最后我什么都没发，锁了屏幕，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
窗外有风，吹得窗框咔咔响。远处的马路上偶尔有车经过，引擎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一个人的呼吸，来了又走。
我闭上眼睛，强迫自己数羊。一只、两只、三只……数到一百多只的时候，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如果当初，我没有把十二万都给田勇，我是不是就不用住在这间月租八百的出租屋里？是不是就不用一个人吃速冻水饺过年？是不是就不用看着别人结婚，自己孤零零地站在角落里？
如果当初，我没有说“离就离”，我跟陈磊是不是还在一起？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是不是周末的时候会带着孩子去公园玩，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如果当初……
可是没有如果。
人生不是选择题，选错了可以擦掉重选。人生是一道填空题，你填了什么，就是什么。改不了的。
我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那盏灯。灯是圆的，白色的，像一个月亮挂在天花板上。
月亮不会说话，但它一直在那里。不管你看不看它，它都在那里。
就像那些我做过的事，帮过的人，爱过的人。不管我后不后悔，它们都在那里。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从小就知道“应该”帮弟弟的人，一个为了帮弟弟离婚的人，一个把离婚分的钱全给了弟弟的人，一个一个人住、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年的人。
这就是我。田颖。三十二岁。离异。行政主管。月薪八千。租房。存款不到五万。没有男朋友。没有宠物。有一盆绿萝。
这就是我。
真实的我。
不完美，但真实。
十二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去了一个地方。
不是回老家，不是去公司，不是去超市。
我去了一座桥。
这座桥在市区东边，横跨一条河。河不宽，但水很清，能看到河底的石头。桥是老桥，水泥的，栏杆上有很多划痕，大概是有人用小刀刻的字。
我站在桥上，扶着栏杆，看着河水流淌。
冬天的河水很凉，但流得很慢，像是一个人在散步，不急不忙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一块钱的。攥在手心里，握了很久，握到硬币被手心捂热了。
然后我把它扔进了河里。
硬币落水的声音很小，“咚”的一声，被风吞没了。
我看着那枚硬币在水面上晃了几下，沉了下去。水面上泛起一圈涟漪，然后慢慢扩散，扩散，最后消失了。
河还是那条河，水还是那样流，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我许了一个愿。
什么愿？
不告诉你。
说了就不灵了。
从桥上下来，我开车回家。
路上经过一个花店，我停了一下，买了一束花。不是玫瑰，不是百合，是一束雏菊。白色的，小小的，一朵一朵挤在一起，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孩。
回到家，我把雏菊插在茶几上的一个玻璃瓶里。那个瓶子是以前装果酱的，吃完了没扔，洗了洗当花瓶用。
雏菊在瓶子里站得歪歪扭扭的，但很好看。
我拍了张照片，发了一条朋友圈。配文是：“周末愉快。”
几分钟后，林远点了赞，评论：“花好看。”
小林评论：“颖姐你终于发朋友圈了！”
刘姐评论：“这花是你自己买的？”
我回了刘姐：“嗯，路过花店买的。”
刘姐说：“以后多买点，家里有点花，看着舒心。”
我说“好”。
然后我坐在沙发上，抱着靠枕，看着那束雏菊。白色的花瓣在灯光下有点透明，像是用纸做的。
我想起了一句话——是林远说的——“你值得被好好对待”。
也许他说得对。
也许我真的值得。
只是我一直不知道。
或者说，我一直不敢这么认为。
从小到大，我被教育的是——你要帮弟弟，你要体谅爸妈，你要懂事，你不能自私。我的价值，从来不是“我值得什么”，而是“我能给什么”。
给弟弟让路，给家里打钱，给同事帮忙，给所有人一个笑脸。
可我给自己留下了什么？
一盆绿萝。一束雏菊。一个空荡荡的客厅。一个塌了弹簧的沙发。一个没有回音的夜晚。
够了。
我不想再这样了。
不是说不帮弟弟了，不是说不管家里了。而是——我也要管管自己了。
我也值得被好好对待。
被谁？被我自己。
除夕那天，我没有回老家。
我妈打电话来，我说“公司值班”。她说“又值班”，我说“嗯”。她说“那你初一再回来”，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去超市买了菜。排骨、鱼、虾、青菜、饺子皮、肉馅。回到家，我系上围裙，开始做年夜饭。
红烧排骨、清蒸鲈鱼、白灼虾、蒜蓉西兰花，还有一盘猪肉白菜馅的饺子。
我做了一个人的年夜饭，摆了满满一桌。
然后我坐在餐桌前，打开电视。春晚已经开始了，屏幕上花花绿绿的，演员们穿着亮闪闪的衣服在唱歌。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不是酒，是橙汁。举起来，对着空气说了一声“新年快乐”。
然后我开始吃饭。
排骨炖得烂，鱼蒸得嫩，虾很鲜，饺子皮薄馅大。我吃得很多，吃到撑。
吃完以后，我洗了碗，擦了灶台，把厨房收拾干净。然后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抱着靠枕，看春晚。
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噼里啪啦的，像是一场暴雨打在屋顶上。
手机一直在响，各种拜年消息。我一条一条地回，回了大概半个小时。
小林发了一个红包，我收了，八块八毛八。我回了一个，九块九毛九。
刘姐发了一段语音，说“颖子，新年快乐，明年会更好的”。我说“刘姐新年快乐，你也是”。
老赵发了一个表情包，是一个小孩举着一个“福”字。我回了一个“福”字。
田勇发了一条微信：“姐，新年快乐。妈说你初一回来，我给你留了饺子。”
我回：“好。新年快乐。”
陈磊没有发消息。大概在跟他老婆过年吧。
我退出微信，把手机放在茶几上。
电视里在放一个小品，观众在笑。我笑了一下，不知道是被逗笑的还是习惯性的。
窗外的鞭炮声渐渐稀了，远处的天空偶尔有一朵烟花炸开，红的、绿的、紫的，像一朵朵转瞬即逝的花。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对面的楼房里，家家户户亮着灯。有的窗户上贴着窗花，有的阳台上挂着红灯笼。每一盏灯后面，都是一个家。
而我的家，就是这间小小的出租屋。
不大，不豪华，但干净，温暖。有我亲手做的年夜饭，有我买的雏菊，有我养了一年多的绿萝。
绿萝长得很好，藤蔓已经垂到了地上，叶子绿油油的，像一把把小扇子。
我给它浇了水，水珠落在叶子上，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然后我回到沙发上，继续看春晚。
十一点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林远的视频通话。
我接了。
屏幕里，他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团团。团团在他怀里打呼噜，胖乎乎的身子一鼓一鼓的。
“田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你一个人？”
“嗯。”
“我也一个人。团团不算。”
我笑了。“团团当然算。”
“田姐，你吃的什么？”
“红烧排骨、清蒸鲈鱼、白灼虾、蒜蓉西兰花、饺子。”
“这么多？你一个人吃得完？”
“吃不完。明天接着吃。”
“你太厉害了。我就煮了一碗面。”
“什么面？”
“西红柿鸡蛋面。卧了个荷包蛋。”
“跟我学的？”
“对。跟你学的。”
他笑了一下，露出两颗虎牙。团团在他怀里翻了个身，肚皮朝天，四只爪子蜷着，像一团毛球。
“田姐。”
“嗯？”
“明年除夕，我陪你过年吧。”
我愣了一下。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赶紧说，“我是说，如果你一个人的话，我可以来陪你吃年夜饭。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我看着他，屏幕里的他有点紧张，手指在团团的肚子上画圈。
“好。”我说。
“真的？”
“真的。”
他笑了，笑得很开心，像一个小孩子得到了想要的礼物。
“那说定了。明年除夕，我陪你过年。”
“好。说定了。”
挂了视频，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
客厅里很安静，电视里的声音被调小了，只剩下主持人说话的声音，远远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我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上的灯。灯是圆的，白色的，像一个月亮。
月亮不会说话，但它一直在那里。
就像我。
我一直在。
不管经历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放弃了什么——我一直在。
这就够了。
窗外，零点到了。鞭炮声忽然炸响，震耳欲聋。漫天的烟花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红的、绿的、紫的、金的，一朵接一朵，像是有人在天空上画画。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这场盛大的烟火。
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凉凉的，但不冷。远处的鞭炮声和欢呼声混在一起，像是一首嘈杂但热闹的交响曲。
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硝烟的味道，还有冬天的味道，还有——新的一年的味道。
“明年会好的。”我对自己说。
这一次，我不是在安慰自己。
我是真的相信。
窗外的烟火还在继续，一朵一朵，照亮了整座城市。
我站在窗前，看着这些转瞬即逝的光，心里忽然很平静。
没有委屈，没有不甘，没有后悔。
只有一种淡淡的、稳稳的安心。
像是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到了一个可以停下来歇一歇的地方。
不是终点，只是一个驿站。
但够了。
足够了。
手机亮了。是林远发来的一条微信：“田姐，你看窗外，那朵紫色的烟花，特别好看。”
我抬头，果然有一朵紫色的烟花在夜空中绽开，花瓣一样的火焰向四面八方散开，然后慢慢熄灭，消失在黑暗中。
但下一朵又升起来了。
红色的。
像一颗跳动的心。
我拿起手机，回了一条微信。
“我看到了。很好看。”
然后我放下手机，继续看烟花。
夜还很长。
但我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