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三月，春节已经结束，但新春的喜庆氛围仍在开江县的上空弥漫。伴随着一声尖锐的刹车声，一辆黑色的桑塔纳稳稳地停在了开江一中教职工宿舍的门口。
后座的车门打开，陈东莱身穿一件洗得有些泛白的黑色大衣，缓缓走下车。他的脸上带着旅途的倦意，但眼神依旧清亮。
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要参加下午的县政府常务会议，陈东莱甚至还愿意在石梁城区多待几天：不仅有机会和汪岳两位领导套套近乎，还能多和明月照一起腻歪两天。
“陈县，您回来了。”唐庆伟，快步迎了上来。他边说着，边从后备箱里拿出陈东莱的行李，动作麻利。
陈东莱微笑着点了点头，拍了拍唐庆伟的肩膀：“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走吧，车上说。”
把行李交给守候在楼下的机关事务局工作人员，二人重新坐回车内，桑塔纳缓缓启动，向县委大院驶去。
车内，气氛稍显沉闷。陈东莱打破了沉默，他轻声问道：“春节过得怎么样？家里一切都好吗？阿姨身体还健康吧？”
他在春节前，与川东钻探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一道前往唐庆伟家中，走访慰问了唐庆伟的母亲贺锦。虽然这位老嬢嬢显然还没有真正解开心结，但好歹恢复了与亡夫生前的同事的交流，总归是件好事。
唐庆伟受宠若惊，赶紧回答：“陈书记，您放心，一切都好。我们家最近一直在看《新闻联播》，说今年的分税制改革，动静闹得有些大。他老人家不太懂，但我听着，感觉这事对咱们开江，影响不小。”
陈东莱闻言，眼神微动。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那你觉得，影响在哪里？”
唐庆伟组织了一下语言，恭敬地回答道：“听新闻里说，分税制改革后，国家把部分税种，比如增值税，划分给了中央。地方政府能支配的税收，好像变少了。”
陈东莱赞许地点了点头，他平静地解释道：“你说得没错，这正是分税制改革的核心。改革后，全国的财政收入格局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央政府将拥有更大的财权，而地方政府的财权则相对缩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要卡地方的脖子，而是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中央也承诺，会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弥补地方的财政缺口。这样做，既能保证中央的集中统一，又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此前，地方政府掌握大部分财政收入，但同时也承担了巨大的财政支出。这种模式，导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受到限制，也使得各地方的财政分配极不均衡。
分税制改革，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生。它将全国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旨在建立一个规范化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体系。
改革开放早期，华夏的税收还在实行包干制度。对于各省而言，基本上都遵循“交够国家的，剩下的留给自己”的原则。中央规定一个固定数值的基数和增长率，按照这个固定数值，从各省抽取税收。抽成的比例大概在10～25％之间。
以1987年建省的江安为例。如果当年财政收入为100亿，若每年增长4%，则次年财政收入应为104亿。中央的抽成比例为10％，那么87年江安省需要上交的税收则为10亿，88年增长到10.4亿。
但实际上，江安省在1988年的收入达110亿。这样一来，超出部分归江安省财政所有，中央不再征收。
在包干制这种独特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在完成上缴任务后，剩余的收入就完全归其所有了。这无疑给了地方政府极大的激励，促使他们积极地去拓展税源、大力发展本地经济。
在这个过程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了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这些乡镇企业不仅为地方带来了增值税、所得税等预算内的收入，还通过创造利润等方式为地方贡献了大量预算外的收益。
当时的企业税负相对较轻，这使得企业在缴纳税款后仍能保留相当一部分的利润。这些丰厚的税后利润不仅为企业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更为地方财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但是财政方面的包干却带来了比较严重的现实问题：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换句话来说，结果就是中央越来越穷，财政整体也越来越穷。
到1992年，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只剩下了14％。整一个强枝弱干的格局……
面对这种情况，北院的新班子自然不可能无动于衷。根据他们的改革方案，国家将会把税收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分别由国税、地税两套机构管理。同时调整税收的分成比例，中央占据了共享收入的四分之三。
这套方案，毫无疑问损害了地方省份的经济利益，因此不出所料地遭到了明暗两方面的抵制。为了推动税制改革继续进行，北院的一位副总亲自披挂上阵，目前正准备与三十多个省的班子逐个进行谈判。
陈东莱顿了顿，话锋一转，直接点出了分税制改革对江安省这个西部贫困省份的影响：
“咱们江安省贫困人口太多，是典型的‘吃饭财政’，财政收入主要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和国家补贴。本身税源就少，分税制改革后，那些有限的税收又被中央拿走了一部分，虽然有转移支付，但短期内，咱们的财政压力肯定会更大。这就像是一口大锅，以前咱们自己能随便捞，现在国家给咱们分了几个小碗，虽然碗里的东西不少，但总归是要看中央的脸色了。”
唐庆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接着陈东莱的话，将话题引向了开江县的实际情况：
“我正想向您汇报。分税制改革的消息一传开，县财政局的那些人，就愁得不行。关县长为此还召开了好几次会议，说咱们县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
陈东莱的眉头微微皱起，他问：“具体情况怎么样？”
“县财政赤字，已经增长到三百七十万了。”唐庆伟的声音变得沉重起来，“更严重的是，县政府第一次拖欠了开江一中教职工的工资。那些老师们没办法，只好上街闹事，打着横幅，把县政府大院的门口都堵住了。最后还是杜洪波书记亲自出面，承诺三天内解决问题，这才把他们劝走。”
陈东莱闻言，脸色一沉。他心中快速地分析着财政亏空可能对开江县经济开发区造成的影响。
对于陈东莱而言，开江县的财政状况，就像是自己的“软肋”。他主导的经济开发区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一旦财政出现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开发区的正常运转，更可能导致整个项目停滞不前。而他，也会因为项目的失败而面临政治风险。
更遑论他身为分管财政税收工作的常务副县长，本身就需要对辖区内经济状况负责。如果开江的财政急剧恶化，他绝对难逃连带责任。
陈东莱沉吟片刻，他意识到，开江县的财政困境，可能只是分税制改革在地方政府层面产生连锁反应的开端。
杜洪波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他很可能会铤而走险，甚至会做出一些不计后果的决定。而这正是陈东莱最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