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靖康七年，秋。
垂拱殿内，龙椅上的官家青筋暴起，一声嘶力竭的“战”字劈裂空气，像块烧红的巨石砸进死寂的深潭——激起的从不是细碎涟漪，而是卷着黄沙与血味的狂涛，瞬间便要吞没整个帝国。
求和的路早被踏断，亡国的刀已架在脖颈，满殿文武的恐惧、宫墙深处的屈辱，此刻全拧成了一股近乎癫狂的气，从汴京的宫城根，顺着御街蔓延到四方州县，成了全民皆战的嘶吼。
三百年承平养出的惰性，早被酒肉泡得松散，可“国将不国”的尖刺狠狠扎进心口，硬是把那点涣散挤碎、揉烂，爆发出最后一股力量——混乱，却带着玉石俱焚的狠劲。
大宋皇帝的旨意，裹着八百里加急的火漆，昼夜不息地发往全国各路、州、府、军、监。
纸页上的字铁画银钩，字字都沾着决绝：“辽主萧峰，欲亡我社稷，绝我祭祀。
着令全国进入非常之期，一切以抗辽为先！”
财政上，国库早空得能跑老鼠，就连皇帝私库的内帑也已见底，却仍要与临时加征的“抗辽救国税”“保国捐”一同，被强行注入国库，勉强撑起一丝虚火。
各级官吏红了眼，哪怕是从前把贪墨的铜钱往地窖里藏的蛀虫，此刻也攥紧了算盘——国若亡了，地窖里的银子不过是辽人的囊中之物。
催科之吏如狼似虎，腰间的刀鞘撞得青石板当啷响，穿梭在市井乡村。
铜钱被布袋裹着，勒得肩头发红；
绢帛卷成捆，堆在板车上晃悠；
粮米从谷仓里舀出，洒了一路白花花的碎粒；
就连百姓灶台上的铁锅、案头的菜刀，也被以“支援前线”的名义夺走，给的那点补偿，薄得像张废纸。
妇人捂着脸呜咽，汉子攥紧拳头却不敢作声，只能看着自家的铁器被搬上大车。
富庶的江南、蜀中扛下了大半负担，运河上的军资船首尾相衔，密得遮住了水面，船夫们光着膀子喊号子，号子声沉得像灌了铅，每一声都裹着悲怆的狠劲，昼夜不停往北方去。
军事上，枢密院的文书堆得比山高，被小吏们捧着、跑着，雪片似的飞出京城。
河北、陕西的边军刚从溃败中爬起来，残兵们衣甲破碎，脸上还带着血污，就被拉到空地上重组；
空缺的将领职位，要么从活下来的老兵里火线提拔，要么从京中禁军中抽调——哪怕京中禁军本就疏于操练，平日里只会在御街上耍花枪，同样不堪一战，也得硬着头皮填上去。
朝廷总算破了“强干弱枝”的祖制，一道令下，长江以南各路的厢军、乡兵，连带着地方上的团练武装，都要把最精壮的汉子挑出来，火速北调。
各地州县的校场顿时热闹起来，尘土裹着汗味飘出半里地，新兵们握着竹枪的手磨出血泡，木棍敲在地上的声音杂乱无章；
军官扯着嘶哑的嗓子呵斥，唾沫星子溅在新兵脸上；
旁边的铁匠铺里，炉火彻夜不熄，红铁被大锤砸得叮当作响，火星子溅到地上，烫出一个个小黑点，匠人们光着脊梁，把赶制的兵甲器械往车上堆。
武器不够，就用削尖的竹枪、磨亮的木棍凑数；
铠甲不够，就把厚棉袄浸了水，冻得硬邦邦的，权当铁甲穿。
一支支队伍往北边开拔，番号乱得记不住，有的穿皮甲，有的裹棉袄，有的扛长枪，有的提短刀，士气却异常亢奋——也有麻木的，只是跟着队伍走，脚底板磨出了血泡也不敢停。
道路两旁，百姓们站得稀稀拉拉，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脸上泛着菜色，只是默默看着队伍走过；
临时搭起的粥棚前，插着“抗辽保国”的小旗，粗瓷碗碰得叮叮当当，米粥里飘着几粒米糠，却还是要舀给路过的士兵。
舆论上，朝廷把所有宣传的力气都使了出来。
翰林院的学士们围在案前，握着狼毫的手因激动而微微颤抖，墨汁溅在宣纸上，晕开一片片暗红如血。
一篇篇檄文、诏告、动员令写得慷慨激昂，字里行间都在泣血：把萧峰写成“率兽食人”“欲绝我华夏衣冠”的亘古魔头，把这场战争定成“华夷生死之战”“文明存续之战”。
这些文章抄录了无数份，贴在各州县的城门上、集市里，差役们敲着铜锣绕着集市走，锣声当当，嗓门喊得嘶哑：“辽狗萧峰，率兽食人，欲绝我华夏衣冠——”
茶楼酒肆里，说书艺人被组织起来，拍着醒木开讲，说的是“杨家将”“霍去病”的抗外族故事——虽说霍去病是大汉朝的将领，可这些同类型的英雄传奇早已被人翻出，添油加醋改编一番，搬上了说书的戏台。
说书艺人们唾沫横飞，说杨六郎枪挑辽将，说霍将军大破匈奴，台下穿粗布短打的汉子们听得血脉贲张，攥紧了拳头，恨不能立刻抄起桌上的酒碗摔在地上，提刀就往北方冲。
一种悲壮又狂热的“玉碎”氛围，被官府悄悄引着，从宫墙里飘出来，绕着市井转，裹着乡村走，最后弥漫了整个朝野——人人都知道，这一战，退不得，也输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