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供述，暂时将案件的范围锁定在了他本人以及轧钢厂、销赃链条这一层面，并未直接牵扯出更高级别的领导。但是这依然有疑点，他只是说了这个案子在轧钢厂是通过张有余把物资搞出来的，那其他厂呢？
沈莫北可是查过，邱大勇那边牵扯的远不止一个红星轧钢厂，大大小小有接近十个工厂，只是里面红星轧钢厂是大头罢了。
郑国涛的供述看似全面，却巧妙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画下了一条界线。
他急于将罪责揽在自己身上，尤其是涉及更高层级的问题时，他的眼神闪烁，语气也变得含糊其辞，试图将案件的影响范围控制在自己所能承受的底线之内。
沈莫北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没有立刻反驳，而是等郑国涛说完，才缓缓拿起那个沉重的饼干盒，但并不打开，只是用手指轻轻敲击着盒盖，发出沉闷的“叩叩”声，每一声都像敲在郑国涛的心尖上。
“郑局，”沈莫北的声音不高，却带着洞穿一切的冷静，“你是个聪明人，知道什么是重，什么是轻，你把主要责任扛下来，保某些人，指望他们将来还能在外面替你活动，或者照应你的家人，是吗？”
郑国涛的身体猛地一僵，下意识地避开了沈莫北的目光。
沈莫北继续道：“但你想想，你现在犯的事，盗卖国家战略物资，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就算你把所有责任都揽下来，能改变结果吗？恐怕不能。相反，如果你能真正彻底地交代，包括上下线的所有情况，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至少，你的家人或许能不被你牵连得太深。”
马文斌也适时开口，语气沉重而带着最后的警告：“国涛同志，到了这个时候，再抱有任何幻想都是致命的。罗部长和谢老亲自督办此案，决心已下，不查个水落石出绝不会罢休。你以为你扛下所有，就能息事宁人？我告诉你，只会让真正的罪魁祸首逍遥法外，而你，包括可能被你隐瞒下来的问题，将来都会被彻底查清，到那时，你就真的没有任何机会了。现在彻底坦白，是你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选择。”
郑国涛的脸色在沈莫北和马文斌连番的心理攻势下，变幻不定。
汗水再次大量渗出，他内心的防线在“承诺”与“恐惧”、“求生欲”之间剧烈拉扯。沈莫北点破了他内心最隐秘的打算——牺牲自己，保全上线，以求家人后路。但沈莫北和马文斌的话也像冰冷的现实，击碎了他的幻想：案子太大，他根本扛不住，而且上面追查到底的决心不容置疑。
最终，对彻底败露的恐惧、对家人未来的担忧、以及那一丝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他残存的侥幸和所谓的“义气”。
他彻底瘫软下去，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我……我说……我都说……不止红星厂……还有……第一机床厂……北方车辆厂……他们的……后勤或保卫部门……也……也有人……”
他断断续续地报出了几个工厂的名字和关键联系人的姓氏或代号，以及大致的操作模式，与红星轧钢厂如出一辙，都是利用内部蛀虫，通过类似张有余这样的中间商销赃。
“那你是怎么联系到其他厂子的？其他厂子你不可能有张有余这样的救过的人了吧？”沈莫北继续问道。
郑国涛的眼神彻底灰败下去，他知道，最后一点遮羞布也被扯掉了。他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喉咙干涩得发疼。
“……是……是通过……红星轧钢厂的李怀德联系的……”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声音低得如同耳语，却像一颗炸雷在审讯室里响起。
沈莫北和马文斌心中剧震，尤其是沈莫北，他没想到这里面竟然还有李怀德的事。
“说清楚！李怀德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他怎么联系其他厂的人？”沈莫北立刻追问，语气急促而不失威严。
郑国涛仿佛耗尽了所有力气，喘了几口粗气，才继续艰难地说道：“李……李怀德……他……他路子广……认识很多其他厂……实权派的领导……有些……本身就是他以前的同学、战友……或者……有共同利益……”
“最开始……是红星厂的‘生意’做顺了之后……被李怀德在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了，于是他通过张有余主动找的我……他说……单做一个厂……目标太大……风险也集中……不如……把网撒大一点……每个厂只动一点点……神不知鬼不觉……利润……却能翻好几倍……到时候赚的钱我们一起分。”
“他……负责牵线搭桥……介绍其他厂里……有‘想法’、能办事的人……给我认识……或者……直接把关系给我……由我去谈……条件……分成模式……都差不多……都是利用厂里的漏洞……偷梁换柱……由邱大勇这边统一处理销赃……”
随着郑国涛的供述，终于揭开了这张覆盖多家工厂的盗卖网络是如何编织而成的。
李怀德利用其在冶金系统广泛的人脉和影响力，和他身为冶金部部委领导的老丈人，充当了“平台”和“保护伞”的角色，而郑国涛则利用其在公安系统内的经验和资源，负责具体的运营和风险规避。
两人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一个提供资源和掩护，一个负责执行和销赃，形成了极其隐蔽且危害巨大的利益共同体。
“证据呢？你和李怀德之间，怎么交接资金？有什么凭证？”马文斌沉声问道，这是将李怀德绳之以法的关键。
郑国涛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丝苦涩和嘲讽：“他……比鬼都精……从来……都是直接拿现金和大黄鱼……我……我那个饼干盒里……有几次给他准备金条的记录……还有给他现金的记录，但是给他以后钱去哪里了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