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豁是南朝宋时期声名远扬的良吏与改革家，其生平事迹在《宋书·良吏传》中留有详尽记载。他在仕途上曾担任始兴太守、御史中丞等重要职务，每到一处任职，都始终将百姓的冷暖放在心间，以务实的举措践行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念。
在地方任职期间，徐豁以其对民情的深切体察和勇于为民发声的担当，赢得了人们的高度赞誉。他所在的区域，赋税制度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之处，这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特别是针对郡中“大田武吏”的征税规定，更是让百姓苦不堪言。按照当时的制度，武吏年满十六岁，便需要按规定缴纳六十斛米的赋税。这对于那些以务农为生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许多家庭因为无法承担如此高额的赋税，生活陷入了困境。
徐豁深知这一制度的不合理性，他深入民间，与百姓交流，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和困难。他发现，很多武吏家庭虽然有一定的土地，但由于各种原因，产量并不高，缴纳六十斛米的赋税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项难以承受的负担。
徐豁决定挺身而出，为百姓发声。他向上级官员详细汇报了这一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他认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武吏的赋税进行适当调整，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也保证国家的税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在徐豁的努力下，上级官员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对赋税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虽然改革的力度可能有限，但对于那些深受赋税之苦的百姓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徐豁的行为得到了百姓的广泛认可和赞扬，他也因此成为了当地的一位备受尊敬的官员。这一税额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的重压——要知道，在生产力有限的南朝时期，即便是耕作条件较好的农户，一年的粮食收成也未必能轻松覆盖这样的税额，更何况不少武吏家庭本就不富裕，沉重的税赋如同巨石般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许多家庭因此陷入了“难以生存”的困境，有的甚至不得不背井离乡，或靠变卖家中物品勉强支撑，社会矛盾也因这不合理的赋税悄然滋生。
徐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没有像部分官员那样对民间疾苦视而不见，或是因畏惧朝廷权威而选择沉默，而是坚定地选择站在百姓这边，决心为他们争取喘息的空间。经过细致的调研与反复的考量，他提笔写下奏表，直言不讳地向朝廷陈述“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这一税赋过重的现状，清晰地剖析了高额赋税给百姓生活带来的毁灭性影响，明确请求朝廷能够减轻这部分税赋。
这份奏表不仅是徐豁责任心的生动体现——身为地方官员，他没有只盯着政绩与仕途，而是真正将百姓的生存困境纳入考量，甘愿为了百姓的利益向朝廷进言，这份勇气与担当在当时并不多见；同时，它也成为了研究南朝赋税制度和社会矛盾的重要史料。从奏表中，后人得以清晰地窥见南朝时期赋税制度的具体细节，了解到当时统治者对基层百姓的剥削程度，而税赋过重引发的百姓生存危机，正是当时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之一，为后世研究那段历史的学者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一手参考。
徐豁，这位南朝宋时期的杰出人物，无论身处何种职位，都始终坚守着“良吏”的标准，以改革的思维去应对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难题。
当他担任始兴太守时，心中始终装着百姓的福祉。他深入了解民间疾苦，倾听民众的声音，并毫不畏惧地向上级直言进谏。这种心系百姓的情怀，使得他在治理地方时能够真正做到为民着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改善民生。
而在御史中丞的任上，徐豁更是展现出了他坚守原则、履行职责的一面。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和压力，他始终不为所动，坚决维护公正和正义。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对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严厉的监督和查处，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徐豁或许并没有留下那些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但他那份深深植根于民情的体恤之心，以及敢于直言的勇气，却让他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他对治理弊端的反思与修正之心，更是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正是因为有了像徐豁这样的良吏，南朝宋的历史才显得如此温暖而厚重。他的事迹成为了后世眼中当之无愧的良吏与改革家典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