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寔是隋朝初年的儒家学者，其生平活动集中于隋文帝开皇年间（581年-600年），因精通儒家经典、投身儒学教育，成为隋朝推行“重儒兴学”政策下的典型士人代表，其事迹虽无单独传记，却可从隋朝儒学发展背景与教育体系记载中清晰勾勒。
从身份与学识根基来看，徐寔的核心标签是“明经出身的儒家学者”。“明经”是隋唐时期科举取士的重要科目之一，以考核对儒家经典的通晓程度为核心，要求应试者熟练掌握《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的内容与义理。徐寔能以“明经”被举荐入朝，说明他不仅对儒家经典有系统且深入的研究，还具备将经典义理阐释清楚的能力，这为他后续从事教育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学识基础。而他的学识积累，既得益于隋朝统一前北方士族对儒学传统的保留，也与他自身长期钻研经典的努力密不可分——在南北朝战乱时期，儒学虽曾受冲击，但北方士族仍多以儒家典籍为家学核心，徐寔的治学经历，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为巩固统一政权、构建文化认同，大力推行“重视儒学、广征天下学者”的政策，其中关键举措之一便是完善国子监教育体系。国子监作为隋朝最高学府，承担着培养官僚后备人才、传承儒家文化的重要职能，而“助教”是国子监中辅助博士教学的核心官职，主要负责协助博士讲授儒家经典、解答生徒疑问、批改课业、监督生徒学习等工作。徐寔被举荐入朝后，获任国子监助教，正是隋朝这一政策的直接体现——朝廷通过选拔像徐寔这样的明经学者进入最高学府，既充实了儒学教育队伍，也为天下士人树立了“通经可入仕、治学能报国”的导向。
在国子监助教任上，徐寔的核心工作是“教授生徒”，其职责围绕儒学教育的具体实践展开。当时国子监的生徒多为贵族子弟或各地举荐的优秀士人，徐寔需根据朝廷规定的教学内容，系统讲授儒家经典：一方面，他要逐句解读经典文本，帮助生徒理解字句含义与篇章逻辑，确保基础学识的传递；另一方面，他还需结合隋朝的政治需求，阐释经典中的“忠孝”“礼治”“仁政”等思想，将儒家理念与王朝治理需求相结合，为朝廷培养既通经义、又懂治道的人才。此外，面对生徒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问，徐寔需耐心答疑解惑，通过举例、类比等方式化繁为简，帮助生徒深化对经典的理解；同时，他还要监督生徒的学习进度与品行修养，确保国子监的教学秩序与人才培养质量。这些工作虽看似日常，却直接推动了隋朝儒学教育的落地，也为隋朝官僚体系输送了具备儒家素养的后备力量。
徐寔的存在，并非孤立的个体案例，而是隋朝统一后儒学复兴浪潮中的缩影。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长期分裂，儒学发展也呈现出“南重义理、北重训诂”的差异；隋朝统一后，亟需通过统一的儒学教育整合文化思想，徐寔这类精通经典的经师，正是连接南北儒学、推动经典阐释标准化的重要力量。他以国子监助教的身份，将北方儒学注重“扎实训诂”的传统融入教学，同时也吸收南方儒学对义理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北儒学的融合，为唐朝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徐寔的晚年经历与最终结局，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结合隋朝历史背景推测，他大概率长期任职于国子监或其他与儒学教育相关的岗位：一方面，隋文帝开皇年间至隋炀帝初年，朝廷对儒学的重视程度始终较高，徐寔的经师身份具有持续价值；另一方面，他的教学工作若表现出色，或有机会晋升为国子监博士（更高阶的教学官职），继续深耕儒学教育领域。即便后期隋炀帝因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对儒学教育的投入有所减少，徐寔也可能因资历深厚，继续在教育系统内任职，直至终老。
徐寔的生平虽无轰轰烈烈的事迹，却承载了隋朝儒学发展与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他以“明经”入仕、以“助教”传经的经历，印证了隋朝“重儒”政策的实际成效；他在国子监的教学实践，不仅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更推动了儒家文化在隋朝的普及与传承。作为隋朝众多经师的代表，徐寔的存在，让后世得以窥见隋朝统一后，儒学如何从分裂时期的多元状态走向整合，如何通过教育体系深入影响王朝治理与社会思想，成为连接南北朝儒学与唐宋儒学的重要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