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2日，武汉的空气在雨中显得格外阴冷。
雨不大，细细密密地飘着，打在行营大楼的玻璃窗上。
窗外的天色灰蒙蒙的，分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整座城市像被一块巨大的湿布蒙住了，喘不过气来。行营大门外站岗的卫兵把步枪搂在怀里，缩着脖子，帽檐上的水珠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偶尔有汽车从门前驶过，轮胎碾过积水，发出沉闷的唰的一声，很快又被雨声吞没了。
此时的武汉行营，全场一片静默。
作战大厅里坐满了人，长桌两侧是将领，后排是参谋和机要人员，连门口的过道里都站着人，但没有一个人说话。空气中弥漫着烟草味。
有人低着头看桌面，有人盯着茶杯里浮沉的茶叶，有人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有人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像是睡着了，又像是在想什么心事。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翻动纸张，连墙上的挂钟都像是被人调慢了节奏，秒针走得有气无力，一格一格地拖着，像一只跛了脚的虫子在爬。
杜玉明坐在长桌的一侧，军装笔挺，肩章上的将星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暗淡的光。
他的面前摊着一份文件，纸面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但他一个字都没有看进去，目光落在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色上，一动不动，像一尊蜡像。他是刚从前线回来的，他的部队就摆在鄂豫皖边区旁边，在哪督战。
他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清楚三十五师被歼灭意味着什么。一个整师，从师部到连队，从师长到伙夫，被一口吃掉了，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败仗，这是南京政府在鄂豫皖地区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打击。
杜玉明心里翻涌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他没有说话，甚至没有动，只是坐在那里，望着窗外。
何成俊坐在杜聿明对面，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拇指无意识地绕着圈。他的脸上挂着一副悲切的表情——眉头微蹙，嘴角下沉，眼眶微微泛红，像是刚刚听到了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噩耗，正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没有人怀疑他的悲伤，因为在座的所有人脸上都挂着同样的表情。然而他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三十五师被歼，刘峙要倒台，武汉行营的位置要空出来，而他——何成俊，原鄂省主席，坐镇武汉的地头蛇，不正是接替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吗？他低下头，假装去端桌上的茶杯，借着茶杯的掩护，把那丝几乎抑制不住的笑意咽了回去。
何健坐在长桌的另一头，一声不吭。他的脸色比所有人都难看，铁青铁青的，嘴角紧紧地抿着，抿成一条线。
看上去他像是三十五师被歼灭最痛心的人，然而他心里全是对刘峙的不爽。桐柏山之后，他被刘峙敲打了一番当着那么多将领的面，刘峙指着地图骂他指挥不力、围剿不严，话里话外都是“你们湘军不过如此”的意思。
他何健是湘省主席，一方诸侯，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如今刘峙栽了跟头，他高兴还来不及。三十五师不是湘军，是西北军，死多少跟他何健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不在乎三十五师，不在乎岳维峻，不在乎那些被俘的士兵。他在乎的是刘峙倒霉了，他在乎的是刘峙要走了。他低着头，盯着桌面上的木纹，把那份幸灾乐祸深深地藏在铁青的脸色下面。
三十五师被歼灭，对于武汉行营来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师可以在鄂豫皖被全歼。从来没有。中央军也好，杂牌军也好，湘军也好，西北军也好，哪一支部队进了鄂豫皖，最多是被打残、被打散、被打得溃不成军，但从来没有被整师歼灭过。没有。
三十五师在西北军中算不上最能打的，但也绝不是软柿子。他们守过城，攻过寨，跟红军交手无数次，从没吃过这么大的亏。现在，双桥镇一战，师部被端，师长被俘，两个团被打散，七千多人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连师旗都丢了。一个整师，从编制序列上被抹掉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这三个字的含义——三十五师没了。不是打了败仗，不是撤出了战斗，是没了，唯一庆幸的还留下了一团的遮羞布。
众人皆知，一旦校长知道这个消息，刘总司令自然要回京述职。
“回京述职”这四个字，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懂。不是嘉奖，不是升迁，是撤职查办的前奏。校长让你回南京述职，你就得回南京；回了南京，能不能再出来，就不是你说了算的了。
刘峙在武汉坐镇了这么久，剿了这么久的匪，剿来剿去，剿出了一个整师被全歼。校长能忍他一次，能忍他两次，但第三次呢？第四次呢？刘峙站起来，扫了一眼众人，一句话都没有说。
而在武汉的位置，便空了下来。
那是一个烫手的位置，也是一个诱人的位置。有人说，可能会让何成俊接；也有人说，可能会从南京派一个更得力的人来；还有人说，何健说不定能把湘军带过来，顺势把武汉的防务接过去。
雨还在下，没有停的意思。行营大楼外，天色越来越暗，雨丝越来越密，像是有人在天上拧着一块永远也拧不干的湿布，一点一点地把水挤下来，挤得没完没了。楼前的法国梧桐被雨水打掉了最后几片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雨中瑟瑟发抖。
武汉的秋天，从来没有这么冷过。
而远在光县以东的砖桥镇，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这是一座不起眼的小镇，夹在两座低矮的山丘之间，镇子不大，百来户人家，青砖黑瓦，沿着一条从山中流出的小溪两岸错落排列。溪水很浅，冬天几乎断流，只剩下几洼浅滩，映着天边最后一抹暗紫色的光。
镇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冠如盖，枝丫光秃秃的。砖桥镇没有城墙，没有驻军，甚至没有像样的工事，只有几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街，弯弯曲曲地通向镇外。
红二十三军的侦察连最先到达。
连长姓赵，是鄂豫皖的老侦察兵，在这片山水中摸爬滚打了五六年，每一条山沟、每一道河汊都烂熟于心。
到达砖桥镇的时候，天刚擦黑，他命令部队在镇外的一片树林里隐蔽待命，自己带着几个老侦察兵摸进镇子，确认没有敌情之后，才发出信号，让队伍进入镇子。
他们在镇东头的一片打谷场上刚刚安顿下来，哨兵就传来了消息，镇西方向发现一支部队，正沿着溪流向上游运动，人数不少，装备整齐，行进间没有灯火，也没有喧哗。
侦察连长立刻警觉起来。他趴在镇口老槐树后面的土坎上，举起望远镜向西边望去。
暮色中，他看到了那支队伍灰蓝色的军装，八角帽，步枪斜挎在肩上，步伐轻快而有序。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腰间别着一把手枪，袖子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肌肉。他时不时回头看一眼身后的队伍，低声说几句什么，然后继续往前走。
“是自己人。”侦察连长放下了望远镜，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动，“红四军的他们来接应我们了。”
两支队伍在砖桥镇的石板街上会师了。
他们就像两条从不同方向流来的溪水，在这座不起眼的小镇里汇到了一起。红二十三军侦察连的战士们从打谷场上站起来，拍掉身上的土，走向那些灰蓝色军装的陌生人。
红四军的战士们停下脚步，摘下帽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迎向那些从树林里走出来的战友。
他们只是面对面地站着，看着对方，看着那些同样被硝烟熏黑的脸，那些同样被磨损得发白的军装，那些同样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年轻而老成的面孔。
然后，有人笑了。不是大笑，是一种在经历了漫长的、艰苦的、生死未卜的征途之后，终于见到了亲人时才会有的那种笑嘴角微微上扬，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眉宇间那股一直拧着的劲儿，忽然松了一下。
有人伸出手，对方也伸出了手，两只粗糙的、布满老茧的手握在一起，握得很紧，像是要把千言万语都捏进这短短的一握里。有人从腰间摸出一包压得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递过去，对方接过来，叼在嘴里，没有火，两个人就那么叼着烟，相视一笑。
没有人知道，这一次的会师，会让鄂豫皖风云再起，也间接地帮助了华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