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进驻巴中的第二天，天色阴沉下来，远处米仓山的方向乌云压顶，山风裹着潮气灌进城里，眼看要落一场大雨。
周亦云站在祠堂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院子里来来往往的干部和战士，曾中声从外面走进来，抖了抖身上的灰，手里捏着几张纸。、
“老周，群众会的通知已经贴出去了，今天下午十字街口。另外，打散的归队人员目前有一百三十七个人，说是打散的，负伤的要求归队”
周亦云接过名单扫了一眼：“伤病员多少？”
“十多个，其中有十来个是重伤，很多都是四方面军走的时候留下的。”
周亦云沉默了一会儿，把名单递回去给曾中声说道：“下午群众会之后，老曾，这样也不是个事，下午你召集各部主官开个会，有几件事要统一口径。”
曾中声应了一声，转身要走，又回头说了一句：“对了，街口那几家红属上午又来了，说不让咱们走，要在城门口跪着拦。有个大娘带了三个孙子孙女来，说要交给咱们带走，说她老了走不动，孩子不能留给还乡团。”
周亦云看了他一眼：“你回了没有？”
“我说下午开会统一说，没敢答应什么。”
“这就对了。”周亦云重新看向院子外——街上的人影比前两天多了好几倍，有来报名参军的年轻人，有来打听红军动向的老人，也有拖家带口站在街边、眼神里带着某种决绝的普通百姓。那眼神他见过，在鄂豫皖、在鄂豫陕、在每一个红军要离开的地方——那是把命都托付出去之前的沉默。
下午的群众会，天已经开始飘雨了。
十字街口临时搭了个台子，红旗在风中湿漉漉地卷着。台下站满了人，比红军进城那天还多——不光巴中城里的，还有从通江、南江连夜赶来的，有人走了几十里山路，裤腿上沾满了泥。
周亦云走到台前，雨点子打在脸上，他没有撑伞。
“父老乡亲们，我今天要跟你们说几句心里话。”
台下安静了。
“红军回来了，你们高兴，我们知道。这两天你们送粮、送鞋、送孩子来参军，我们感激，记在心里。但是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个事实——我们红八军团不会在巴中长期驻扎。三五天之内，我们要继续向北走。”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水里。台下一片哗然，有人喊怎么又要走，有人已经开始哭了，一个老大爷从人群里挤到前面，声音颤抖地对着台上喊：同志！你们不能走啊！你们一走，还乡团，国民党的人回来，我们这些人还能活吗？
周亦云伸出手，向下压了压，示意安静。
“大爷说得对。我们一走，川军回来，还乡团回来，帮过红军的人确实会遭到报复。这件事我们比谁都清楚。但是——”他的声音提高了半个调，“如果大部队全部留下来，敌人重兵合围过来，这个仗打不赢，不光是部队没了，整个巴中都会被烧成白地。大部队要走，是因为只有大部队走了，才能把敌人引开，才能去更大的地方打开局面。留下来等死，那是对你们不负责任。”
雨下大了，台下没有人躲，也没有人走。
周亦云接着说：“我们不是拍屁股就走。这几天我们会做几件事。”
“第一，县政府的粮仓会全部打开，所有粮食分给老百姓。你们拿到粮食，藏好，省着吃，至少要熬过这几个月。藏粮食的法子，等会儿各家各户派个主事的人来，有人专门教你们。”
“第二，白军回来反攻倒算。你们不要硬顶，硬顶是要吃亏的。要学会应付，敌人来了，问谁分了红军的粮，你们就说保长逼着领的，不领要挨打谁家有人跟红军走了，就说自家管不住自家娃，跑出去就没回来。记住一句话：人在，地就在；人没了，什么都没了。活到我们回来，就是胜利。”
“第三，家里的年轻人，实在想跟红军走的，可以报名。但是我们要给大伙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很远，要翻雪山、过草地，随时可能打仗，不一定能活着回来。想清楚了，不怕死的，红军欢迎。留下不走的，好好种地、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那也是革命。”
台下的哭声没有停，但比刚才低了一些。有人攥着手里的空口袋发呆，有人搀扶着身边的老人，更多的是一种沉重的、认命般的沉默。
那个带三个孙子孙女来的大娘从人群里挤上来，雨水把她的白发贴在脸上。她一把抓住周亦云的手，声音嘶哑：“同志，我不走，我老了走不动。但我的孙儿你带走，留在这儿也是死，跟着红军走说不定还能活一条命！”
周亦云蹲下来，握住那双粗糙的手，声音放得很低：“大娘，我们马上要走很长的路，没有粮食、没有药，孩子们跟着我们，翻不过雪山。你忍心让他们死在路上？”
大娘愣住了，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
周亦云接着说道，“大娘，听我的，孙子孙女你留着，我们会给你留够粮食，等我们打回来了，你带着孙子好好接我们，行不行？”
大娘哆嗦着点了点头，群众会散了之后，雨没有停。
同一时间当天下午，祠堂院子里排起了两列长队。
左边一列是归队人员登记，右边一列是报名参军的年轻人。队伍安静，没有人吵闹，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某种郑重的、压得很沉的认真。
政治部的同志坐在归队登记桌前，一个一个核对身份。排到前面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左臂还吊着绷带，脸上有一道从额头划到下巴的旧疤。
“姓名。”
“刘德胜。”
“原属哪支部队？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四团三营九连，排长。旺苍坝战斗负伤掉队，在老乡家养了四个月。
赵明远翻了翻名册，抬头看他：“你的部队已经跟主力走了，不在巴中。你现在归队，只能编入红八军团，你愿意吗？”
刘德胜点头：“穿一样的军装，打一样的敌人，哪支部队不是红军？”
政治部的同志在本子上记下名字，指了指左边：“去那边报到，领装备。”
刘德胜刚要走，政治部的同志叫住他：“你伤还没好全，能走远路吗？”
“能。刘德胜晃了晃那条伤臂，“走走就开了，不碍事。”
政治部的同志看着他的背影，没再说话。
队伍后面，一个戴着旧八角帽的老战士慢慢往前挪。轮到他时，他没有报名字，先把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条放在桌上——打开一看，是某连队的收条，写着“该同志因伤病离队休养”。
政治部的同志抬头看了看他：老同志，你什么情况？
那人四十来岁，脸上全是褶子，语气闷闷的：“我就是来看看部队。四个月前伤得重，当地老乡救了我一命，我……我在这儿养好了，也成了个家。今天来，就是想把枪还了。”他从背后解下一支老套筒，轻轻放在桌上，枪管擦得锃亮。
政治部的同志看了看那支枪，又看了看那个老兵。他站起来，绕过桌子，站在那人面前，低声说：“你想归队吗？”
老兵沉默了很长时间。院子里很吵，但他那边像是被什么隔绝了，最后他摇了摇头：“不归了。我那个家……媳妇有了身孕，我走不了。”
赵明远点了点头，没有多劝。他拿出一张表，填了“自愿离队”，让老兵签了字。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两块银元，塞进老兵手里：“拿着，是给孩子的。”
老兵攥着银元，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句：“谢谢首长”，把破旧的八角帽摘下来放在桌上，转身走了。走到院子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红旗飘扬，人来人往，年轻的战士在排队领枪。
他把帽檐往下压了压，低着头出了门。
大会完毕之后周亦云回到祠堂，军装湿透了，他脱下来拧水，曾中声端着一碗姜汤走进来，放在桌上。
“群众会效果怎么样？”曾中声问。
“谈不上好，但该说的话说了。老百姓心里清楚，只是不愿意接受。周亦云端起姜汤喝了一口，烫得皱眉，归队人员那边，你安排得怎么样？”
曾中声坐下来，翻开本子给周亦云说道：“今天下午我主持开了个小会，把原则讲了，归队人员核实身份，能走的编入连队；重伤员就地安置，分发银元和药品，留联系暗号。有个问题比较棘手”
周亦云回复道：“老曾什么问题说。”
“有十几个战士，四个月前打散之后在当地娶了媳妇安了家，现在不愿意再走了。他们找到政治部，说要把枪交了、办离队手续。”
周亦云沉默了一会儿：“怎么办的？”
“照规矩办。收缴武器，做思想教育，叮嘱保密，不强迫归队。其中有三个是骨干班长，我找他们单独谈了——跟他们说，留下可以，但要记住自己是谁，将来敌人来了要保护乡亲，不能当叛徒。他们都点了头。
“那就行。”周亦云把空碗放回桌上，“咱们不能把所有愿意留下的人都带走，也不能把所有想归队的人都收下。红军不是靠蛮干打仗的，靠的是每一分力量都用在刀刃上。”
曾中声合上本子，像是想说什么，又停了。祠堂外雨声如注，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一时都没有说话。
最后还是周亦云先开了口：“明天下午，派一个参谋去城西，把所有的子弹、药品、银元留下三成给地下工作同志。”
曾中声回复道：“知道了。那群众那边……”
“明天上午再开一次小型会，不多说，就让政治部的同志挨家挨户走一遍，把各家各户的困难记下来，能解决一件是一件。临走之前，让老百姓感觉到咱们不是甩手就走，是实在没有办法。”
雨夜里，巴中城静静卧在山脚下。街上的门板大多已经关了，但灯还亮着——很多人家今晚睡不着。
城南祠堂门口，一个小战士蹲在屋檐下擦枪。旁边的老炊事员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看着雨幕发呆。
“老张，你说咱们走了之后，那些老百姓可咋整？”
老炊事员把烟袋锅在鞋底磕了磕，闷声说：“咋整？拼了命也得活下去呗。红军走了，他们还得活，还得等着咱们回来。当年在鄂豫皖不也这样，走了又打回来，走了又打回来。革命嘛，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巴中县祠堂里的长条桌两侧，此刻坐满了人。各师主官、政治部主任、供给部长和军团医院负责人陆续落座，有人带了笔记本，有人把帽子放在桌角。院子里传来隐约的说话声，比昨天更密，透过院墙渗进来。
周亦云把电报放回桌面，没有再看第二遍：“中央来电，敌军正在调集兵力合围巴中，要求我们迅速跳出包围圈，往西向北，向甘肃方向挺进。”他转向曾中声对着他说道：“老曾，天黑之前，部队要收拢完毕，按预定序列准备分批出发。”
曾中声点了点头，没有接话，他知道周亦云还有话没说完。周亦云随后转向政治部的同志：“但在走之前，有两件事必须处理好——老百姓，还有归队的同志。你们政治部说说，群众这两天什么反应？”
政治部的同志翻开手里的本子，声音有些干涩：“昨天一天，各连队驻地门口聚集了超过两千人的群众。主要诉求分两类——第一，希望红军留下来不走；第二，要跟着红军走，老少都有。最远的从通江、南江赶了百十里路过来，就为了见红军一面。今天早上人更多了，有的已经到了城外。”
祠堂里安静了一瞬。周亦云没有说话，等那段话在空气中完全落稳：“不能让他们围着。但也不能让他们以为咱们要留下来——那是在害他们。你们政治部组织人手，分头跟群众谈话，话要往透了说，不哄不骗，把局势讲明白，把后路安排好。”政治部主任低头记录完毕，合上本子，没有立即站起来，像是在确认记录的内容是否完整，然后说：“我等下就组织人手，分头入户谈话。”
周亦云转向曾中声：“老曾，归队人员的情况呢？”曾中声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名单，没有急着念，先放在桌上，用杯子压住边角：“目前登记归队的有五百一十三人。能直接编入作战序列的，三百八十人左右，都是轻伤或痊愈的。剩下的一百多人里，有三十多个重伤号，有四十多个是地方打散后找不到部队的零散人员，还有二十来个是在当地安了家，不愿意再走的。”
他把名单推回桌面中央：“重伤号不能带走，就地安置。不愿意走的，收缴武器，一定做思想工作，特别墅保密工作。三十多个重伤号——下午之前安排好安置点，交足药品和银元，对接好当地可靠群众，留下联络方式和归队暗号。四十多个找不到部队的，核实身份后编入补充连，分配进各作战序列。如果还有不愿意跟着部队走的，同样做思想工作，收缴武器，登记备案后遣散，叮嘱保密。部队走之前必须办完。”他说完后没有补充，把那张名单放回口袋里。政治部祠堂里在收到指令后已经开始安排人手，准备分头与群众进行谈话，将需要安置的伤员和归队人员分别落实到具体的人员和地点。
当天上午，政治部的干部们开始在城内和城外分头行动，在几个聚集点搭建了临时的谈话区域，以小组为单位与群众分别交谈。谈话内容直白清晰，不回避撤退的事实，明确说明部队即将转移，无法在当地长期驻扎，同时提供了可以采取的保护措施和联络途径。
一名干部蹲在街边，和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在一张纸上画出大致地图，解释部队的转移方向和敌军可能到来的路线，说明留下的群众在这段时间内可以采取的行动。谈话结束后，部分群众陆续散去，一些人仍留在原地交谈，有几个人在离开前询问了联系方式，记录在本子后离开。另一些询问了去向后，表示理解，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还有一些人在谈话期间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听完后坐在原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了。
在城门口，一位背着包袱的老人正在询问部队的出发时间，他准备跟着一起走。登记员正在逐一核查报名者的情况，筛选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向不符合随军条件的人发放银元和干粮，并指明附近的村庄和可能的路线，使他们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仍能找到合适的落脚点，干部都给这些指明了一条路那就是去鄂豫陕。
夜里十一点，周亦云的房间里还亮着灯。他坐在桌前，在一张纸上慢慢写着什么——是留给巴中地下工作同志的密信，字写得极密、极小，夹在几页普通的政治宣传单里。信上写了三件事，紧急情况下的撤退路线，接头暗号，以及一句话，人比政权重要，保人第一，如果实在不能坚持向鄂豫陕边区撤退。
凌晨两点红八军团各部按计划从不同方向撤出城区，没有号声、没有口令，只有压低了的脚步声和偶尔一两声咳嗽。各营连在城外指定地点汇合，清点人数，然后向北之后立马向西行动。
没有敲锣打鼓，没有群众送行，是政治部在晚上挨家挨户打了招呼：明天早上不用送，别惊动保长的眼线，各自保重。 但街边的窗缝里、门板的缝隙后，还是有许多双眼睛在黑暗中看着队伍走过。没有人说话，只有压低了声音的抽泣，和几只摸黑塞进战士口袋里的煮鸡蛋。
周亦云站在城北一片高地上，看着夜色中巴中城的轮廓。三天前他们从山里走出来，三天后的凌晨，他们又走进山里。
曾中声从后面赶上来对着周亦云说道：“老曾，地下工作的同志已经到位了，各村秘密农会的关系也交接了。粮食和武器都按计划留下。”
“群众呢？没有惊动吧？”
“没有。我让各连队挨家挨户的门缝里塞了纸条。”
周亦云点了点头。他最后看了一眼巴中的方向，然后转身迈开了步子。
天亮的时候，巴中城大多数的街坊陆续打开门。街上空空荡荡，那些熟悉的灰布军装已经不见了。但每个红属家庭的窗台上都放着一个小布袋，里面是几块银元、几包草药，和一张手写的纸条：藏好，活到我们回来。
东街口卖豆腐的王老汉天没亮就起来推磨了。群众会上周亦云说粮食藏好不要露白，他连夜把分到的谷子搬进了地窖，上面盖了一层干草和破棉絮。今早他照常推磨做豆腐，磨盘转着转着，他的眼泪就掉进豆浆里了。他想起三天前那个早晨——他推开门，满街的灰军装安安静静坐在石阶上，一个小战士掰了半块饼给他孙女。才三天，人又走了。
磨盘吱呀吱呀地转着，王老汉抹了一把脸，继续推。
天慢慢亮了。
城南的张家药铺今天开门比往常晚了一刻钟。老张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摆着一包包用黄纸包好的草药，是红军卫生员昨天送来的，说留着给红属家里用。他盯着那包药发了半天呆，然后用布仔细裹好，塞进了柜台底层的暗格里。
有人敲了敲门板。老张抬头一看，是隔壁街的李婶，四十来岁，丈夫三年前跟红四方面军走了，再没回来。李婶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把菜叶子，神情恍惚地问了一句：老张，听说……红军走了？
老张没答话，只是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