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帝国协同体方案由朱怡伦当皇帝执政时期，普鲁士统一战争结束后，由时任神州帝国皇太子朱云熙提出的帝国联邦方案进化而来
原版的帝国联邦方案说白了跟原版的天朝朝贡体系没有太大的区别，反而是强调神州以自身的庞大市场去消化加入帝国联邦的成员国的市场，同时是以神州为中心的单边经济体联盟，成员国只需要加入，遵守神州制定的规则就能得到利益
原版帝国联邦的核心就一句话
“以利诱政，以政控局”
一、经济互惠：以利诱政的低成本渗透
1.关税同盟与贸易红利
统一5%低关税且无关税壁垒的政策，直接降低成员国与神州及彼此间的贸易成本，形成类似现代自贸区的经济共生关系。成员国可通过扩大对华贸易获取增量收益（如朝鲜济州岛纳入后成为东亚航运中转枢纽），而神州则通过掌控神州市舶司的贸易规则制定权（如调解贸易摩擦、防止恶性竞争），隐性扩大经济影响力。这种“经济捆绑”比传统朝贡的“厚往薄来”更可持续——成员国主动追求贸易红利而非依赖天朝赏赐，形成“互利”假象下的实际控制。
2.投资与基建捆绑
神州可通过经济合作名义向成员国输出资本（如朱怡伦对朝鲜的300万明元投资），参与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绑定成员国经济命脉。例如，济州岛作为皇室领地后，神州可将其打造成东亚海上贸易中转站，既强化物流控制，又为成员国提供航运便利，形成“你中有我”的经济网络。
二、政治从属：朝贡机制的现代化升级
1.合法性承认的隐性约束
成员国每年朝贡以换取神州对其政权的“合法承认”（即变相册封），本质是将传统朝贡的象征性仪式转化为政治背书的交易。成员国统治者通过接受神州册封强化国内统治合法性（如朝鲜李氏王朝借宗藩关系巩固王权），同时默认神州为区域领袖。这种“政权的交易”比武力征服更温和，却能达到类似效果——成员国统治者若背离联邦，可能面临国内政治动荡（如被反对派质疑“失去天朝认可”）
2.高层会晤的规则输出
定期高层会晤与外交磋商机制，表面是讨论政治经济安全议题，实则为神州提供“软性规则输出”平台。通过协商制定内部贸易规则、危机应对框架等，神州可将自身利益诉求嵌入成员国政策制定过程（如要求成员国在外交立场上与神州协同），逐步形成符合帝国联邦整体利益的决策惯性，而无需直接干预内政
三、危机控制：有限干预的灵活威慑
1.受邀介入的强制属性
“成员国请求下提供必要支持”的条款看似尊重主权，实则暗含“不接受也得接受”的刚性约束。当成员国面临外部威胁（如西方列强侵略）或内部危机（如政权颠覆风险）时，神州可选择性介入（如派兵协防或提供军事顾问），既履行“宗主责任”强化依赖，又通过“有限干预”避免长期占领的高成本。例如，若朝鲜遭日本挑衅，神州以保护联邦成员名义出兵，既能遏制日本扩张，又能迫使朝鲜接受更多条件（如驻军权或经济让步）。
2.威慑潜在背叛者
该机制对成员国形成双向威慑：一方面，依赖神州保护的成员国不敢轻易违背联邦利益（如与敌对势力结盟）；另一方面，神州通过保留干预权，可在成员国试图脱离体系时（如拒绝朝贡或倒向列强），以“维护区域稳定”为由施压，迫使其回归。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比传统朝贡体系单纯依赖天朝威望更具备实操性
四、稳定性与适应性：超越传统朝贡的复合型体系
1.经济整合替代文化象征
传统朝贡体系依赖“华夷秩序”的文化优越感（如周边国家自愿称臣纳贡以获取文化认同），一旦天朝国力衰退（如晚清），象征性朝贡便迅速瓦解。而帝国联邦以经济互惠（低关税贸易）、政治背书（政权合法性）和危机控制（安全保障）为三大支柱，形成多维度利益纽带。成员国即使对神州文化认同度低（如东南亚非儒家文化圈国家），仍可能因经济依赖或安全需求留在体系中，显着提升稳定性。
2.动态平衡的成员管理
“享受红利但接受约束”的模式，将成员国置于“依赖-受限”的复杂境地：它们既渴望神州提供的贸易优惠和政治支持，又需承担朝贡义务并容忍隐性主权侵蚀。这种矛盾关系迫使成员国在利益与自主权之间权衡，最终倾向于维持体系平衡（如朝鲜宁可放弃部分自治权也要保住济州岛带来的联邦红利）。神州则通过调节利益分配（如增加\/减少投资）和约束强度（如放宽\/收紧朝贡要求），灵活掌控体系内成员国行为。
3.低成本区域霸权构建
相比直接军事占领或殖民统治（如欧洲列强在亚洲的扩张），帝国联邦通过经济合作与政治协商实现影响力扩张，大幅降低统治成本。神州无需承担成员国社会治理的负担（如维持军队、行政机构），仅需通过市舶司协调贸易、高层会晤引导政策，即可实现对区域的间接控制。这种“轻资产霸权”模式更适应19世纪中叶神州国力尚未全面复苏的现实，同时为未来深度整合预留空间
帝国联邦方案本质是神州在国力未达巅峰时期，以“联邦之名行朝贡之实”，通过经济互惠、政治从属与危机控制的复合手段，构建低成本、高可控的区域秩序。它既继承了传统朝贡体系“以文化\/政治认同凝聚周边”的内核，又融入现代贸易规则与外交协商的实用主义逻辑，完美契合19世纪中叶神州“既要扩张影响力，又要规避高成本风险”的战略需求。对于成员国而言，这是一场“甜蜜的枷锁”——在享受红利的同时，逐渐沦为以神州为核心的区域体系中的“高级附庸”
（这是帝国联邦方案的当时好处，原文可看260章）
以下是帝国联邦方案改革后的天朝帝国协同体完整机制
一、改革背景与核心诉求：从“输血式霸权”到“共生式协同”
1. 原方案的局限性
?经济失衡风险：原“帝国联邦方案”本质是神州以自身庞大市场与资本输出为核心，通过单方面经济输血（如低关税红利、投资基建）吸引成员国加入，形成以神州为中心的“单边经济体联盟”。这种模式虽短期内能扩大影响力，但长期可能导致神州成为协同体的“输血站”，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且成员国易对神州形成过度依赖，缺乏自主发展动力。
?政治干预争议：原方案强调“以政控局”，通过朝贡机制与高层会晤输出政治规则，虽以“软性约束”为主，但仍存在神州对成员国政治事务过度干预的潜在风险，可能引发成员国的反感与抵触，影响协同体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2. 改革的战略目标
?构建经济共生体系：通过将核心经济问题从“神州单方面输血”转变为“协同体内部共同循环”，避免单一国家承担过重的经济责任，实现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形成互利共赢的区域经济生态。
?确立多边共治原则：设立“寰宇协同体理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明确其只负责协同体内政问题且无权干涉成员国国家内政，将“协同体只管贸易不管内政”作为基本原则，尊重成员国的政治主权与独立性，提升成员国对协同体的认同感与参与度。
?平衡管控与自由：在保障协同体整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贸易规则、监察机制与危机响应机制，对成员国的贸易行为与政治稳定进行适度干预，既维护区域秩序，又避免过度集权与权力滥用。
二、核心改革内容：多维度制度创新与机制优化
1. 经济模式转型：内部共同循环与贸易金机制
?共同循环经济模式：改革后，协同体内部经济从神州单方面输血转变为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循环。这意味着成员国不再单纯依赖神州的市场与资本，而是通过加强内部贸易往来、资源互补与产业合作，实现经济利益的共享与风险的共担。例如，原材料出口国可以与工业成品生产国建立更紧密的贸易联系，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提升经济的自主性与稳定性。
?贸易金机制：协同体贸易金机制同步启用，贸易金由成员国和神州每年按当年内部贸易总额比例缴纳。该机制旨在保护和补偿协同体内经济相对弱小的成员国，特别是那些贸易逆差大于顺差的原材料出口国。当成员国出现贸易逆差时，贸易金可为其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缓解贸易压力，促进贸易平衡。例如，某原材料出口国因无法大量进口工业品而导致贸易逆差过大，贸易金可帮助其维持经济的稳定运行，避免因贸易失衡引发的经济危机。
2. 决策机制重塑：寰宇协同体理事会的设立
?最高决策机构的定位：寰宇协同体理事会作为协同体的最高决策机构，只负责协同体内政问题，且对成员国国家内政无任何干涉权利。这一设定明确了理事会的职能边界，避免了对成员国主权的过度侵犯，确保成员国在政治决策上的独立性。
?成员构成与运作模式：理事会总部设立在神州吕宋省马尼拉市，由神州和成员国各派遣一名常驻理事会成员代表组成。这种成员构成体现了协同体的多边共治原则，保证了成员国在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参与权，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沟通与协商。
3. 贸易规则优化：市舶司转型与贸易监管强化
?市舶司职能转变：市舶司转职为协同体内贸易协调和贸易规则制定机构，由成员国共同参与组建，设立协同体贸易组，负责协同体内各国内部贸易。各国协同体贸易组由当国组建，接受神州市舶司统一指挥和调度。这种转变将贸易规则的制定权从神州单方面掌控转变为由成员国共同参与，提升了贸易规则的公平性与透明度。
?贸易摩擦调解与裁定：若成员国发生贸易摩擦，由市舶司进行统一调解和裁定，裁定组由成员国和神州派一人组成。这一机制确保了贸易摩擦的公正解决，避免了单一国家的主观判断，维护了协同体内部贸易秩序的稳定。
?贸易关税浮动机制与监察机制：设立贸易关税浮动机制，其核心目的是在协同体内某个国家出现贸易危机时，其余成员国可及时作出调整，以应对贸易风险。同时，协同体设立专门的贸易监察小组，针对不正当贸易和利用协同体内贸易免税政策用外国商品冒充本国商品享受免税政策的不正当贸易行为和故意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管。监察小组享有最高权限，但不会一直存在，事情发生后寰宇协同体理事会立刻响应派出专人组成监察小组，且监察机制一直存在。这种灵活的监察机制既保证了贸易监管的有效性，又避免了监察权力的过度集中与滥用。
4. 危机干预原则：三次原则的确立
?有限干预政策：神州作为天朝帝国协同体的核心国家，对成员国持有限干预政策。加入协同体享受区域贸易红利的同时，成员国也必须接受神州的政治约束。神州平时不会干预成员国内政，成员国是协同体内相对独立的个体，协同体只管贸易不管内政，尊重成员国的政治主权与自主发展权。
?三次询问与危机响应：若成员国发生政治政变或者军事政变，在协同体危机响应机制的框架下，神州会发起三次询问，询问是否需要神州或者其他协同体成员介入。若危机发生国连续三次拒绝，协同体会暂停对危机国的贸易进出口，等待危机结束；若三次内危机发生国同意神州介入，军事政变的话神州会派出军队逮捕政变发起人和其党羽，保护神州承认的合法政权，若是政治政变神州会发起信任投票。若危机国政变者获得大多数支持以及协同体成员国支持，神州将会承认政变者政权为合法政权，但必须重新回到协同体，若是拒绝回到协同体，神州将拒绝承认新政府并逮捕政变者。这一“三次原则”既体现了神州对成员国政治稳定的关注，又尊重了成员国的自主选择权，在保障协同体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了对成员国政治危机的灵活干预。
三、改革意义与影响：区域协同发展的里程碑
1. 对协同体内部的影响
?经济层面：内部共同循环的经济模式与贸易金机制有助于提升协同体内部的经济稳定性与公平性，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资源共享，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贸易规则优化与贸易监管强化将营造更加公平、透明、有序的贸易环境，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促进协同体内部贸易的繁荣。
?政治层面：寰宇协同体理事会的设立与有限干预政策的实施，尊重了成员国的政治主权与独立性，提升了成员国对协同体的认同感与参与度。三次原则的确立为成员国政治危机的解决提供了灵活、有效的机制，既保障了协同体整体利益，又维护了成员国的自主选择权，有助于维护协同体内部的政治稳定与团结。
?制度层面：此次改革构建了一套更加完善、科学、合理的区域协同治理体系，明确了各机构的职能与权限，规范了成员国的行为准则，为协同体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2. 对区域与国际格局的影响
?区域影响力提升：天朝帝国协同体通过改革，从一个以神州为主导的单边经济体联盟转变为一个多边共治的协同体系，提升了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协同体内部的经济合作与政治协调将吸引更多周边国家加入，进一步扩大协同体的规模与影响力，形成更加稳定、繁荣的区域秩序。
?国际示范效应：此次改革为其他地区的区域合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其多边共治原则、经济共生模式、有限干预政策与灵活危机干预机制，为解决区域合作中的经济失衡、政治干预、贸易摩擦与政治危机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具有一定的国际示范效应。
四、总结：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转型与未来展望
“天朝帝国协同体”的改革是神州在区域合作领域的一次重大战略转型，从“帝国联邦方案”的单边主导与霸权思维，转变为“协同体”的多边共治与共生思维。通过经济模式转型、决策机制重塑、贸易规则优化与危机干预原则确立，构建了一套更加完善、科学、合理的区域协同治理体系，实现了从“输血式霸权”到“共生式协同”的跨越。
此次改革不仅为协同体内部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与制度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区域与国际格局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未来，天朝帝国协同体有望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拓展政治协调、加强文化交流，成为推动区域一体化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同时，随着协同体的不断发展，也将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需要不断完善制度机制，提升协同治理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区域与国际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