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房间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抑，窗外的广州城早已不复往日的喧嚣，偶尔传来几声沉闷的炮响，像是命运沉重的鼓点，敲在每个在场者的心口上。
那位刚刚发过雷霆之怒的人此刻背对着众人，双手撑在桌案上，肩膀微微颤抖。
没有人知道那是因为愤怒，还是因为某种更深的、不可言说的恐惧。
他的吼声仿佛还在空气中回荡，所有人都低着头，目光死死盯着自己脚尖前那一小块地面。
有人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有人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袖口，更有几位年纪稍长的元老，面色灰败如土，嘴唇微微翕动，却始终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们真的不敢接话，不是不想，是不敢。
曾几何时，他们中哪一位不是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的人物？
在上沪上的舞会上，在金陵城的官邸里，在重庆的防空洞中，他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可如今，这些曾经在华国政治版图上翻云覆雨的大人物们，竟像一群被风暴驱赶的羊群，瑟缩在这座南国孤城的角落里，连一句应答的话都要掂量再三。
原因很简单——华联，成了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美国去不了了，那些存在纽约、旧金山银行的巨额存款，那些在长岛、比弗利山庄购置的房产，那些委托华尔街打理的投资组合，一夜之间全被冻结。
英国人翻脸比翻书还快，香港汇丰的保险柜被强行打开，伦敦的豪宅被“战时管理”的名义征用。
法国人、加拿大人……所有昔日称兄道弟的盟友，此刻都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争先恐后地扑上来撕咬这具行将倒下的躯体。
有人曾经不信邪，托了七拐八弯的关系想悄悄转移一笔黄金到瑞士。
结果船还没出苏伊士运河，就被“不明身份”的武装快艇拦截，连人带货消失得无影无踪。
事后连个说法都没有，仿佛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
想到这里，在场的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墙上挂着的那幅南洋地图。
华联——新加坡、马来亚、婆罗洲、苏门答腊……那片曾经被他们视为“蛮荒之地”的热带疆土。
如今却像是最后的应许之地，闪烁着既诱人又令人不安的光芒。
“建丰那里……”
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众人心中一凛，纷纷收敛心神。
“……进展如何？告诉他，无论如何都要想方设法让大家伙先进去。”
“但是——军队，必须保证完整编制，可以接受他们的监管，但绝对不能打散！这是我们最后的本钱，你懂不懂？最后的本钱！”
最后几个字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在座的人都明白这话的分量。
没有了军队，他们算什么？不过是一群丧家之犬，一群任人宰割的流亡政客。
有了军队，哪怕是被监管的军队，他们就还是“党国”的延续，就还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就还有……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的可能。
一个身材瘦削的幕僚小心翼翼地站起身，声音压得极低：
“委座，建丰公子那边传来消息，华联方面原则上同意接收入境，但……但提出了几个条件。”
“说。”
“第一，所有入境人员必须登记造册，接受华联统一管理，第二，军队武器必须集中封存，由华联派员监管，第三……第三……”
“第三什么？吞吞吐吐的！”
“第三，所有官员及家属，入境后必须参加为期三个月的‘社会适应培训’，期间不得担任任何公职，不得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这还是最基础的要求，后面还有…..”
“够了！”
一声暴喝，茶杯应声落地，碎瓷片在青砖地上迸溅开来。
房间里鸦雀无声，连呼吸都像是犯了忌讳。
然而沉默只持续了几秒钟，那位暴怒的人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踉跄着跌坐回椅子里，双手扶额，声音忽然变得苍老而疲惫：
“告诉谈判团队……适当的时候，可以退让一些，打打感情牌嘛……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山先生的弟子，怎么能和防贼一样防着咱们呢……”
这话说得极慢，仿佛每一个字都要耗尽全身的力气。
在座的人心中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那曾经不可一世的姿态，终于要在现实面前低头了。
可他们自己呢？难道不也是一样吗？
就在同一时刻，万里之外的新加坡，华联行政中心的大会议室里，另一场谈话正在进行。
气氛不像广州那般压抑，却同样沉重。
宋子廉坐在长桌的主位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他比几年前苍老了许多，两鬓的白发像霜打的芦花，但眼神依然锐利。
宋天坐在他右手边，面无表情地翻看着一份厚厚的档案——那是从各处汇集而来的，关于即将涌入华联的溃兵、难民、官员的统计资料。
“大伙都说说吧，”宋子廉环顾四周，声音沉稳却带着一丝不容推辞的压力，“现在咱们该如何安顿这些人。”
会议桌旁坐着上百人多人，有华联本土培养起来的官员，有从国内辗转南来的知识分子，有南洋华侨领袖，也有几位刚被从前线召回的高级军官。
上层小圈子虽然制定了大概方向，可还是需要社会各界认同。
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复杂——有担忧，有犹豫，有算计，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近乎本能的抵触。
陈嘉庚第一个开口，这位南洋华侨的领袖人物这些年为华联奔走操劳，原本挺拔的身板微微佝偻了些，但说起话来依旧直来直去，半分不留情面：
“总裁，我先把话说在前头——那些普通老百姓，还有放下武器的军人，我们华联养得起、管得了，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那些在国内习惯了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老爷们’，咱们到底该怎么安置？”
他这话一出口，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微妙起来。
有人微微点头，有人低头不语，也有人悄悄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
陈嘉庚说的，正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却不愿第一个捅破的那层窗户纸。
这几年他在华联主持民政事务，没少跟那些从国内逃出来的“贵族”打交道。
这些人初到南洋时的嘴脸，他至今历历在目——住要住最好的别墅，吃要吃最地道的家乡菜，出行要配车配警卫，看病要点名找某位“名医”。
仿佛不是来逃难的，而是来巡视的，来“指导”华联工作的。
更有甚者，刚安顿下来就开始拉帮结派，递名帖、拜码头、攀交情，三句话不离“想当年在金陵的时候”“先生曾经说过”“我和某公当年如何如何”。
华联本土的公务员系统他们看不上，说“一群南洋土包子懂什么行政”。
华联的法律法规他们不放在眼里，觉得“不过是权宜之计”；华联的教育、医疗、福利制度他们嗤之以鼻，认为“蛮夷之地，粗陋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