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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匪一役,如同在淆城与巩镇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尽管双方依旧戒备,高层之间却开启了一种极其谨慎而务实的互动模式。

通过秘密的信使和心腹军官,池越和秦晔开始了有限的信息共享和物资交换。

池越用淆城的煤炭、军火、药品、棉花,通过秦晔控制的铁路线,来换取上海、天津流出的五金、钢材。

甚至是一些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的机床零件,用以扩充他的兵工厂。

秦晔则用税收所得的大洋和药品,换取池越提供的部分粮食和就地生产的弹药,以缓解补给压力。

这并非盟友间的无私援助,而是两个精明统治者基于利益的商业合作,心照不宣,各取所需。

但在这种冰冷的交易背后,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正在滋生。

他们都明白,对方是这片混乱土地上,唯一能理解自己处境和压力的“同类”。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金陵的老爷们,并未忘记这两颗游离在外的棋子。

金陵方面先是派来了“点验大员”,要核实秦晔团的编制员额,意图将其缩编甚至并入其他嫡系部队。

秦晔据理力争,展示战功,强调巩镇位置之重要。

甚至不惜动用了一些私人关系,最终才勉强保住了番号,争取到了一些聊胜于无的补给。

但代价是接受了上面派来的几名“参谋”,自主权受到了极大限制。

几乎同时,上面也派了人来“整编”池越的“独立旅”,要求其率部移防,接受“正规化”整训。

池越的手段则更为直接粗暴。

他大摆筵席,重金贿赂来使,同时暗中调动部队,搞了一场“实战演习”,展示肌肉,暗示强行整编必鱼死网破。

软硬兼施之下,总算让对方悻悻而归,暂时保住了独立性。

时间悄然步入了夏国二十年(1931年)。

淆城与巩镇,在池越和秦晔的苦心经营下,暂时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和难得的发展期。

然而,这短暂的平静,被一声来自关外的惊天霹雳彻底粉碎。

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悍然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消息如同致命的寒潮,瞬间席卷了整个夏国。

关外的枪炮声,如同投入死寂潭水的巨石,在整片国土上激起了惊涛骇浪。

也让华北大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和恐慌之中。

尽管金陵方面仍存幻想着“和平解决”,但日本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

华北局势急转直下,风声鹤唳,大战一触即发。

在淆城,池越听到消息的瞬间,猛地拍裂了一张桌子!

他的愤怒中,带着一种“果然如此”的冰冷预感。

奉军主力入关后东北防务空虚,必遭日寇觊觎。

日本人的刀,已经切实地架到了整个民族的脖子上。

他立刻下令:“全军集合!取消一切休假!侦察兵放出百里,严密监视所有通往关内的要道,尤其是可能出现的日军动向!”

他的反应迅猛而暴烈,是基于最坏打算的临战准备。

金陵政府的软弱无耻让人愤怒,东北军的“不抵抗”更让他鄙夷,要守住脚下这块土地,只能靠自己。

在巩镇,秦晔拿到电文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手指抑制不住地颤抖。

他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冰寒和失望。

他出身军校,曾深信“民族、民权、民生”,曾相信政府和国家的力量。

然而,现实像一把冰锥,狠狠刺穿了他的信仰。

“为什么?……几十万大军……就这么……放弃了?”

他喃喃自语,声音里充满了无法理解的痛苦和一种被彻底背叛的心寒。

最高层的决策(或者说“不决策”),让他感到无比的绝望和荒谬。

他看得懂日本的野心,却看不懂自己政府的懦弱和短视。

这种信念的动摇带来的痛苦,远比一场败仗更甚。

他为之效忠、为之奋斗的体系,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竟然表现得如此懦弱,不堪一击,甚至……如此冷漠。

他猛地站起身,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和……决绝,仿佛挣脱了某种无形的枷锁。

巨大的失望并没有让他崩溃。

一种更加强烈的、基于军人本能和民族气节的责任感汹涌而上,填补了信仰崩塌后的空白。

“命令!”他的声音冷冽如冰,“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即刻起,我部防区实行宵禁,所有进出人员严格盘查!

电令黑石岭前沿阵地,加倍警惕!所有军官,到我这里开会!”

他知道,指望不上上级了,甚至可能等不到任何像样的命令。

没有来自金陵的明确命令。

只有混乱、恐慌和“不抵抗”的噩耗不断传来。

面对如此巨变,池越和秦晔不约而同地做出了选择。

内部那点摩擦和算计,在亡国灭种的巨大阴影下,显得无比可笑和渺小。

两人通过秘密渠道互通消息的频率显着增加。

池越会将他抓到的日本特务口供分享给秦晔;秦晔则会将从高层零星得到的、关于日军部队调动的情报传递给池越。

虽然依旧谨慎,但一种基于民族生存本能的信任,正在快速建立。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战争做准备。

池越的兵工厂开足马力,日夜不停地生产手榴弹、地雷,复装子弹。

他甚至组织人手,根据地形优势,开始构建更深、更坚固的防御工事体系。

秦晔则利用铁路线的便利,更加积极地与后方联系,千方百计地囤积药品、粮食,

并将部分物资“借贷”给池越,换取煤炭和土法生产的军火。

因为他知道,一旦开战,池越的阵地将是阻敌的第一道屏障。

巨大的外部威胁,彻底重塑了他的心态和决策逻辑。

他们从互相提防的军阀,变成了某种程度上休戚与共的守望者。

紧接着,长城抗战失利的噩耗传来!

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兵锋直指平津!

消息如同冰水浇头,最后一丝侥幸心理彻底破灭。

威胁感不再是可能,而是现实!刀已经架到了脖子上!

不能再困守孤城了!

两人几乎同时行动起来,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进取姿态。

池越亲率主力,向北、向东出击,以剿匪清乡为名,迅速控制了淆城外围的几个重要山地隘口和交通节点。

这些地方易守难攻,是阻滞日军南下的天然屏障。

秦晔也挥师向外,巩固并扩大了巩镇防御圈,占据了铁路沿线的几个关键小站和桥梁,并派兵驻守侧翼的一些制高点。

他们的行动迅猛而果断,仿佛又回到了中原大战时那个扩张地盘的阶段。

但这一次,目的截然不同。

更微妙的是,他们在向外扩张时,都极其默契地将自己的侧翼和后方,暴露给了对方的方向。

池越没有在面向巩镇的一侧修建任何像样的工事,甚至减少了巡逻兵力。

秦晔也同样如此,将主要防御方向对准了北方和东方,对西面淆城的方向,几乎是不设防的状态。

这是一种无声却重逾千钧的信任。

一种“我的后背,就交给你了”的战场托付。

一种在民族危亡之际,军人之间超越派系、用行动写就的同盟誓言。

山雨欲来,狂风满楼。

淆城与巩镇,这两颗曾经孤立的棋子,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

正以前所未有的紧密姿态,缓缓靠拢,准备共同迎接那场即将到来的、血与火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