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冷得刺骨。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那条消息，指尖几乎要碾进金属边框里。
境外服务器持续扫描“归途计划”的数据库，像一群潜伏在深海的鲨鱼，悄无声息地围拢过来。
李维汉不是怕了——他是准备逃了，带着秘密走，把一切烂账甩给时间与遗忘。
可这一次，我们不会再让他得逞。
赵顾问掐灭烟头，动作干脆利落。
“我已经调取了他的家庭成员出入境记录。”他的声音低沉却清晰，“三个小时前，他妻子和女儿的护照被激活，紧急签证申请通过省外办绿色通道，目的地是苏拉瓦西——那个没有引渡条约、金融监管形同虚设的地方。”
许念猛地抬头：“他们要跑？”
“不是‘要’，是‘已经在动’。”赵顾问打开一个加密窗口，手指飞快敲击键盘，“更恶心的是，材料齐全得不像临时起意。房产抵押、资产转移、离岸账户预设……这些事早就在做了，只等最后一声枪响就开跑。”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这不只是逃避调查，而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溃退路线。
他们早就预料到会有今天，甚至可能，在我们点亮第一盏灯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为黑暗铺后路。
“不能放他们走。”我说，嗓音哑得不像自己，“如果让他们走了，那些名字、那些话、那些哭着喊出‘他还活着’的母亲……都会变成一场笑话。”
赵顾问点头，眼神冷如刀锋。
“我已经把所有证据包打包上传至中央巡视组备案系统，同时触发《重大公共利益紧急披露机制》。只要他们踏上飞机，国际刑警红色通报立刻生效。”
那一刻，我没有欢呼，也没有松一口气。
我只是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想起很多年前父亲蹲在屋檐下对我说：“远娃子，人可以穷，但脊梁不能弯。”
现在，我终于能挺直腰杆站在这片土地上，不只是为自己。
几天后，刘培训师来找我，说想去一趟甘肃。
“该回去看看了。”她语气平静，“而且，有些人，需要听见正确的话，从专业的人嘴里说出来。”
我懂她的意思。
不是去复仇，也不是示威，而是疗愈——对活着的人，也对曾被抹去的名字。
我们带上了春娥姐的儿子。
那孩子曾在展板前跪地痛哭，一声声喊着“我爸没死！他只是回不来！”如今他瘦了些，眼神却亮了，像是终于敢相信光是真的。
村口没人拦我们。
祠堂墙上曾经投影着“失踪者名单”的白墙早已洗去痕迹，可村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人低头避开视线，有人远远站着，默默点了一支烟。
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承认。
我们在村委会公告栏贴出了完整的证据链：陈世昌用私章签发的“死亡申报”、伪造的迁出协议、七户宅基地非法流转的银行流水和签字比对报告。
每一份文件都加盖了司法鉴定章，每一行字都像钉子，把谎言钉死在阳光下。
当天下午，县纪委联合公安进驻村庄。
警车停在老槐树下时，陈世昌正坐在屋里喝粥。
他没挣扎，也没辩解，只是缓缓放下碗，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有恨，有惧，也有藏不住的崩塌。
他再没抬头。
而当我推开父亲那间土屋的门，风卷着雪粒扑进来，炉子早已熄了多日。
可桌上竟摆着一副干净碗筷，旁边还有一杯未拆封的速溶咖啡。
录音机放在炕沿，磁带循环播放着那句熟悉到刻进骨头的话：“但我还是会回来的。”
纸条压在搪瓷缸底下，字迹歪斜却认真：
“给儿子的朋友留的。”
我没哭。可站在那儿，整个人像被抽空又填满。
原来有些门，从来就没关上。
新年第一天，我辞去了外卖员的工作。
平台给了我区域站长的位置，算是体面的回报。
我婉拒了。
我在自媒体发了最后一条动态：“我不再送餐了，但我还会送热粥。”
那天夜里八点，我准时出现在c9便利店檐下，穿上红马甲，手里端着一碗刚煮好的白米粥。
“兄弟，冷了吧？”我笑着说，“进来坐会儿？灯一直亮着。”
有时候没人来，我就坐在那儿，听着录音机里父亲反复播放的那一句：“但我还是会回来的。”雪花静静落下，像无数未熄灭的星火。
这世界终于明白，有些人走得很远，不是为了逃，是为了有朝一日，提着灯回来。
而我知道，真正的归来，不是一个人走进光里。
是当那扇门再次打开时，终于有人，敢迈出第一步。
就在上周，b7区办公室收到了一封手写信，信封泛黄，邮戳模糊，寄件人一栏空白。
值班员拆开后愣了很久，才低声说了一句：“这人……名字早就注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