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汉会战结束之后，义军一面重新重视其国内的问题，积极发展经济，逐步恢复损耗的元气，在这期间，义军也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
水军全力争夺长江水道控制权，通过好几轮水战，彻底摧毁清军在长江水道的水面力量，同时对太平军水军进行持续打击，使其龟缩在港口附近，逐步控制长江水道，使得义军可以随时通过长江水道将江南和湖北战区、扬州战区紧密联系起来，随时提供支援。
同时，义军在关中全力肃清残敌，积极发展关中，并逐步向北进兵，逐步截断清廷与甘肃、青海等地的联系，逐步蚕食陇西。
在中原，杨金娥坐镇武汉，并驻兵南阳，时不时就对襄阳、驻马店甚至是洛阳发起小规模的进攻，迫使清廷不得不在中原地区继续维持重兵。
同时有了第八军的支援，石蛮彻底稳固了扬州根据地，并以扬州为据点，向北夺取淮南平原和重镇合肥，向南在水军的帮助下对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造成威胁，迫使太平军不得不在南京等地维持数十万的部队。
同时，义军与太平军的关系不复从前，武汉会战结束后，义军重新控制江西，并向东进军，与陈玉成对峙于安庆，双方时不时的爆发冲突。
义军的意思也很简单：在不妨碍义军本身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发动小范围的局部战役，迫使清廷和太平天国不得不维持巨量的兵员，对其国力进行损耗，使其无法安心发展，如此不断拉开国力差距，为下一次决战做准备。
同时，针对英军居然继续给清廷提供火力支援，李希音也做出回应，她与章西女王达成了进一步的合作：章西女王将缴获的一批金银珠宝上贡给李希音，义军在半年内给其提供20个师的装备和巨量的弹药，并再派遣一批军官去印度给她做顾问。
很快，有了义军进一步支撑的章西女王，再度大破英军与联邦军的围剿，迅速扩张起来，押着印度军打，给英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同时，李希音命令屯驻东南亚各军事基地的四个独立师，进一步扩充兵力，将其编制从守备师的一万人扩充至主战师的一万五千人，后来又加强到两万人，使得英军对于支援清廷的事情有心无力。
同时，掌握香港和澳门两大要地，不仅给义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商业税收，更促进了义军与外国的贸易，因为义军全面取缔鸦片，又积极发展纺织业等工业，使得义军在对外贸易时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反观清军，其关税权等各种主权的丧失，搞得其收不到关税，对外贸易也造成了贸易逆差，外国殖民者使用鸦片和各种廉价的工业品，进一步掠夺清廷控制区的财富，使得其经济越发崩溃。
太平天国则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避免了被外国殖民者掠夺，但小农经济完全不足以支撑百万大军的供养，使其无法发展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义军与另外两家的势力差距将会越来越大，最终形成无法弥补的战力鸿沟。
没想到就在这样的危局下，清廷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掌握了大权的慈溪太后与慈安太后双方相互政权，并与恭亲王一党形成三足对峙，原来的八位顾命大臣的党羽也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四方势力开始倾轧，偏偏此时恭亲王指挥的武汉会战新败，恭亲王忙着带兵，无法回朝。
清廷其他派系于是趁着恭亲王短时间无法回朝的机会，对其党羽进行打压，并通过扶持曾国藩、李鸿章等汉军将领的手段分化瓦解其军队控制权。
同时，清廷内部贪腐严重，致使国库进一步亏空，随着义军减弱进攻步伐，清廷各级官吏又开始克扣军饷，致使很多清军逐步沦为流寇。
当年10月，在杨金娥轮番进攻下，义军攻破襄阳，襄阳守将率领五万残兵投降，杨金娥于是将主力移动至南阳，直接将兵锋对准了洛阳、许昌等中原腹地。
与此同时，天王洪秀全也肆意纷纷王位，希望能够激励士气，结果反而导致了太平天国内部的混乱，政令无法同意，更麻烦的是，那几千名王爷每一个都忙着建造王府，迎娶王妃和其他妃子，大兴土木，逐步失去民心。
而义军也对其进行战略封锁和压缩，至当年农历腊月，·义军彻底夺取了福建全境，将太平军压制在皖南、苏南和浙江地区，使其成为三方里地盘最少的一方。
当年年底，李希音于湖南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下一年的作战规划。
将领杨金娥等人主张进取中原，石蛮等将领则认为，太平军地盘最大不过两个省，人数却不少，如果义军再次北伐，其必定还会威胁义军后方，还不如先向东攻取太平天国，除去这一心腹大患，然后寻机发动全面北伐，一战而定天下。
杨金娥则认为，太平天国本源不损，且有坚固城池固守，兵力也有数十万，如若要平定它，至少需要动用倾国之兵，而义军有六个军被牵制在江北，如果抽调回来，则北方防御就会薄弱。
反之，清廷经过武汉会战，元气尚未恢复，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遭受义军的持续打击，其国力衰退至顶点，中原之地又一马平川，没有险峻的关隘进行防守，如果可以出动四到五个军，杨金娥就可以保证在一到两个月在中原地区进行一次战略决战，夺取宏远，将湖北和关中连为一体，甚至夺取整个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广袤中原之地，至少把清廷彻底打残。
之后，再集中大军于扬州等地，从数百里江面从北向南渡江，直击南京，平定太平天国。
为此，李希音带着众将进行了半个月的沙盘推演，最终还是采取了先取中原，再平江南，最后北伐的战略方针，并形成了几次战役的作战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