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初二年（公元108年，戊申年）
春天正月，邓骘到了汉阳。可各郡的援兵还没到呢，钟羌几千人就在冀西把邓骘的军队给打败了，还杀了一千多人。梁慬往回走，到了敦煌，接到诏令让他留下来给各路军队当后援。梁慬又到了张掖，把一万多羌人打得落花流水，能逃脱的也就十分之二三。接着他又到了姑臧，羌人的大首领三百多人跑来向梁慬投降，梁慬好言安慰，还把他们送回了老家。
御史中丞樊准看到各郡国连年不是水灾就是旱灾，老百姓大多又饿又穷，就上奏说：“得让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御这些部门，实实在在地削减那些没啥用的东西。五府也要精简一下京城的官吏和干活的人。还有那些受灾的郡，百姓都惨兮兮的，光靠赈济怕是救不过来，可能名义上有救济，实际上没啥效果。可以参照征和元年的老办法，派使者拿着符节去安抚，那些特别困难的人就把他们迁到荆州、扬州那些收成好的郡。现在虽说西边有战事，但东边这些地方的急事儿也得先解决呀。”太后听了觉得有道理，就照做了。还把公田都分给了贫民，马上提拔樊准和议郎吕仓，让他们都代理光禄大夫。二月乙丑，派樊准去冀州、吕仓去兖州发放救济粮，那些四处流浪的灾民这才有了活路。
夏天的时候闹旱灾。五月丙寅，皇太后到洛阳寺和若卢狱去审查囚犯。洛阳有个囚犯，本来没杀人，却被屈打成招，自己认了罪。他又瘦又弱，被抬着来见太后，因为害怕官吏，想说冤情又不敢。快要走的时候，抬头好像想跟太后诉说。太后发现了他的异样，马上把他叫回来问情况，这才知道他是被冤枉的。太后立刻把洛阳令抓起来关进监狱治罪。太后回宫的路上还没到呢，大雨就哗哗地下起来了。
六月，京城和四十个郡国发大水，还刮大风，下冰雹。秋天七月，太白星进入北斗星座。闰月辛丑，广川王常保去世了，他没儿子，封国就被取消了。
癸未，蜀郡边界外的羌人带着礼物归附汉朝。
冬天，邓骘派任尚和从事中郎河内司马钧率领各郡的兵，和滇零等几万人在平襄大战，结果任尚的军队惨败，死了八千多人。这下羌人的势力可就大起来了，朝廷都有点支架不住。湟中各个县，一石粟米都涨到一万钱了，老百姓死得那叫一个多，而且运输物资也难到不行。以前的左校令河南庞参因为犯法被关在若卢做苦役，他让儿子庞俊给朝廷上书说：“现在西边的流民闹得不安生，还不停地征调人力物力，又没雨水滋润土地，地力也恢复不过来。再加上大军作战，让大家去远处戍边，种地的功夫都花在转运物资上了，钱财也因为征调用光了。地都没法开垦，庄稼也收不了，老百姓两手空空，穷困潦倒，对明年秋天都不抱希望了。大家实在是没力气、没活路了。我觉得与其大老远运粮食去跟羌人打仗，不如集中兵力，养精蓄锐，等他们疲惫了再出手。车骑将军邓骘应该先带着军队回来修整，留下征西校尉任尚，让他督着凉州的老百姓转移到三辅地区。减少徭役，让大家能按时种地；停止那些乱七八糟的赋税，让大家能有点积蓄。这样男的能好好种地，女的能安心织布。然后咱们再积蓄精锐力量，等他们松懈的时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既能给边境的老百姓报仇，也能洗刷之前战败逃跑的耻辱。”奏疏送上去后，正好樊准也上奏推荐庞参，太后马上就把庞参从苦役犯里提拔起来，任命为谒者，让他去西边督率三辅地区的各路驻军。十一月辛酉，诏令邓骘班师回朝，留任尚驻扎在汉阳，指挥各路军队。还派人去迎接邓骘，封他为大将军。邓骘回来的时候，大鸿胪亲自去迎接，中常侍到郊外慰劳，王侯、公主以下的人都在路边等着迎接，那场面，可真是威风八面，名声传遍了京城和周边地区。
滇零自称天子，在北地召集武都的参狼羌、上郡和西河的各种羌人部落，截断了陇道，还去三辅地区抢劫，又往南攻入益州，杀了汉中太守董炳。梁慬接到诏令本来该驻扎在金城，听说羌人攻打三辅，马上带兵去迎击，在武功、美阳一带来回作战，连着把羌人打得节节败退，羌人这才慢慢散开。
十二月，广汉塞外的参狼羌投降了。
这一年，十二个郡国发生了地震。
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己酉年）
春天正月庚子，皇帝举行加冠礼，大赦天下。
朝廷派骑都尉任仁督率各郡的屯兵去救援三辅。可任仁这仗打得不咋地，老是输。当煎、勒姐羌攻占了破羌县，钟羌攻占了临洮县，还抓走了陇西南部都尉。
三月，京城闹起了大饥荒，居然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壬辰，公卿大臣们都到皇宫前请罪。皇帝下诏说：“大家一定要想想办法让情况好转，来弥补我的不足。”
壬寅，司徒鲁恭被罢免。鲁恭两次担任三公的职位，选拔推荐的优秀人才做到列卿、郡守的有几十人。可他门下那些资历老的人，有的却没得到举荐，有人就开始抱怨。鲁恭听说后，说：“学问不精进，这才是我担心的。学生们不是还有地方推举这一条路吗！”他始终没多说什么，也不借助别人的议论给自己辩解。学生来求学，他一定会追根究底地问问题，等学生把学问学通了，才让他们离开。学生们都说：“鲁公要是跟你讨论问题，那可得好好准备，可不是能随便过关的。”
夏天四月丙寅，任命大鸿胪九江人夏勤为司徒。
三公因为国家财政不够用，上奏建议让官吏和老百姓交钱交粮，就能分别得到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等不同的职位，根据交钱交粮的多少来定。
甲申，清河愍王虎威去世，没有儿子。五月丙申，封乐安王刘宠的儿子延平为清河王，来继承清河孝王的香火。
六月，渔阳的乌桓和右北平的胡人一千多人，去攻打代郡和上谷。
有个叫韩琮的汉人跟着匈奴南单于来朝见汉朝皇帝，回去后，他就忽悠南单于说：“关东发大水，老百姓都快饿死光了，可以去攻打他们。”单于居然信了他的话，就造反了。
秋天七月，海贼张伯路等人在沿海九个郡闹事，杀了不少郡守、县令、县长。朝廷派侍御史巴郡人庞雄督率州郡的军队去攻打，张伯路等人请求投降，可没过多久又聚众闹事。
九月，雁门的乌桓率众王无何允和鲜卑大人丘伦等人，还有南匈奴的骨都侯，合起来七千骑兵去攻打五原，和五原太守在高渠谷交战，汉朝军队被打得大败。
南单于在美稷把中郎将耿种给包围了。冬天十一月，让大司农陈国人何熙代理车骑将军的事务，中郎将庞雄做副手，率领五营和边境各郡的两万多士兵，又诏令辽东太守耿夔率领鲜卑和各郡的军队一起去攻打南单于。还让梁慬代理度辽将军的事务。庞雄、耿夔攻打南匈奴的薁鞬日逐王，把他打败了。
十二月辛酉，九个郡国发生地震。
乙亥，有彗星出现在天苑星座。
这一年，京城和四十一个郡国下雨成灾，并州、凉州发生大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太后因为阴阳不调和，又老是打仗，就下诏说，年底犒赏、遣返卫士的时候，别搞那些娱乐表演了，把驱鬼的侲子人数也减少一半。
评论
永初二年至三年的东汉王朝，正经历着内忧外患交织的艰难岁月。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如同一幅饱含忧患的画卷，清晰地展现了帝国在军事、政治、民生等诸多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统治阶层在风雨飘摇中的应对与挣扎。
在军事领域，帝国的西部边疆烽火连天，羌患成为最棘手的难题。永初二年正月，邓骘率领的汉军在冀西遭遇钟羌突袭，损兵千余人，揭开了这一时期羌乱的序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梁慬在张掖、姑臧的军事胜利，他不仅大破羌军，更以安抚之策收降羌人豪帅三百余人，展现了军事打击与政治招抚相结合的有效边疆策略。然而，这种局部胜利未能扭转整体颓势。同年冬季，邓骘派遣任尚、司马钧与滇零羌军战于平襄，汉军大败，八千余名将士阵亡，羌人势力由此大振，朝廷几乎失去控制能力。到永初三年，羌患进一步蔓延，当煎、勒姐羌攻陷破羌县，钟羌攻占临洮县，甚至生擒陇西南部都尉，羌乱已对帝国西部构成致命威胁。
军事失利的背后，是帝国财政与民生的双重困境。连年的水旱灾害使百姓陷入饥困，御史中丞樊准的上疏真实反映了当时的严峻形势：“被灾之郡，百姓凋残，恐非赈给所能胜赡，虽有其名，终无其实。” 面对如此困境，樊准提出的减省宫廷用度、迁徙灾民至富庶地区、优先解决东部灾荒等建议，得到了邓太后的采纳。朝廷不仅将公田赋给贫民，更派遣樊准、吕仓分赴冀州、兖州赈灾，使流民得以喘息。这些举措虽属必要，但也暴露了帝国救灾体系的脆弱。当灾害规模超出局部赈济能力时，只能依赖迁徙灾民这种被动应对方式。
永初三年的局势更加恶化，京师洛阳出现 “民相食” 的惨剧，这无疑是对帝国统治的严峻考验。为缓解财政危机，朝廷不得不采取 “卖官鬻爵” 的权宜之计，允许吏民通过缴纳钱谷获得关内侯、虎贲郎等爵位或职位。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虽能解一时之急，却严重损害了官僚体系的公信力，为日后的政治腐败埋下隐患。
政治层面，邓太后的执政展现出一定的智慧与决断力。她不仅采纳樊准的救灾建议，更在亲录囚徒时发现并纠正了洛阳令制造的冤案，其察言观色、明辨是非的能力，使冤案得以昭雪，甚至被时人附会为 “澍雨大降” 的祥瑞。然而，在处理官僚体系内部矛盾时，司徒鲁恭 “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而门下耆旧或不蒙荐举” 的做法，反映出察举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人情因素与制度缺陷，尽管鲁恭以 “学之不讲，是吾忧也” 自辩，但仍难掩人才选拔中的不公问题。
边疆危机并非仅限于羌人，永初三年还爆发了匈奴、乌桓、鲜卑的联合叛乱。南单于在汉人韩琮的蛊惑下，误以为 “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 而举兵反汉，与乌桓、鲜卑联军寇掠五原，大败汉军，并包围美稷城。朝廷不得不派遣何熙、庞雄、耿夔等将领率重兵征讨，虽取得局部胜利，但北方边疆的动荡已与西部羌乱形成呼应，使帝国陷入多线作战的不利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呈现出频发多发的特点：永初二年夏旱、六月四十大水风雹、十二月十二郡地震；永初三年虽无大规模灾害记录，但上年灾害的滞后影响集中爆发，导致 “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频繁的自然灾害不仅加剧了民生困境，更被视为 “阴阳不和” 的征兆，影响着朝廷的施政决策，如邓太后下令 “岁终飨遣卫士勿设戏作乐，减逐疫侲子之半”，便是试图通过缩减礼仪用度来回应上天示警。
总体来看，永初二年至三年的东汉王朝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历史节点。西部羌患的失控、北方边疆的叛乱、全国性的灾荒与饥荒、财政体系的崩溃，共同构成了帝国的生存危机。面对这些挑战，统治阶层虽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如赈灾救民、军事征讨、政治调整等，但大多属于被动应对，缺乏系统性的长远规划。邓太后的个人能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危机的恶化，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帝国制度层面的深层问题 如军事体制的僵化、财政体系的脆弱、救灾机制的缺失以及官僚制度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