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十三，从公元319年（己卯年）到公元321年（辛巳年），共三年。
太兴二年（公元319年，己卯年）
春天二月的时候，刘遐和徐龛在寒山攻打周抚，把周抚打得落花流水还斩了他。最开始，掖县有个叫苏峻的，带着家乡几千家人修筑堡垒保护自己，周围好多人都跑来依附他。曹嶷看他势力强，心里不爽，就想收拾他，苏峻没办法，带着大伙渡海来投奔朝廷。皇帝封苏峻为鹰扬将军，让他协助刘遐去讨伐周抚，还立了功。于是皇帝下诏，封刘遐为临淮太守，苏峻做淮陵内史。
石勒派左长史王修到汉国去报捷。汉主刘曜呢，就派兼司徒郭汜去封石勒为太宰，兼任大将军，晋爵为赵王，还给他特别待遇，出行清道戒严，跟当年曹操辅佐汉室一个规格。同时，封王修和他的副手刘茂为将军，还封了列侯。王修的随从曹平乐跟着王修到了粟邑，就留在汉国当官了。这家伙跑去跟刘曜说：“大司马（石勒）派王修他们来，表面上特别诚恳，实际上是来打探陛下您这边实力强弱的，等他们回去复命，石勒就打算偷袭陛下您呢。”当时汉国军队确实疲惫不堪，刘曜就信了这话。赶紧把郭汜追回来，还在集市上把王修给斩了。三月，石勒回到襄国。刘茂逃回来，把王修死的情况告诉了石勒。石勒气得暴跳如雷，说：“我对刘氏那可是尽心尽力，当臣子的本分做到极致了。他们家的基业，一大半都是我打拼下来的，现在他们得志了，居然还想算计我。赵王、赵帝，我自己想当就当，还非得靠他们封吗！”说完就把曹平乐灭了三族。
皇帝让大臣们讨论郊祀的事儿，尚书令刁协等人觉得得等回到洛阳才能搞这仪式。司徒荀组等人就说：“当年汉献帝迁都许昌，马上就举行郊祀了。为啥非得在洛阳呢！”皇帝觉得荀组他们说得对，就在建康城东南方设了郊祀的土丘。辛卯日，皇帝亲自去南郊祭祀。因为还没建北郊，就把地神和天神一起祭了。皇帝还下诏说：“琅邪恭王应该称皇考。”贺循表示反对：“按照《礼》，儿子不能把自己的爵位加到父亲头上。”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最开始，蓬陂坞的首领陈川自称陈留太守。祖逖攻打樊雅的时候，陈川派手下将领李头去帮忙。李头打仗特别勇猛，立了不少功，祖逖对他也很好。李头经常感叹：“要是能让祖逖这样的人当老大，我死都没啥遗憾！”陈川听说后，直接把李头给杀了。李头的手下冯宠带着人投降了祖逖，陈川更气了，就在豫州各郡大肆抢掠，祖逖派兵把他打得屁滚尿流。夏天四月，陈川在浚仪反叛，投降了石勒。
周抚战败逃跑的时候，徐龛的部将 于药追上去把他斩了。等到朝廷论功行赏，刘遐却抢了先。徐龛气得不行，在泰山反叛，投降了石勒，还自称兖州刺史。
汉主刘曜回到长安，把都城定在这儿，然后立妃子羊氏为皇后，儿子刘熙为皇太子。还封其他儿子，刘袭为长乐王，刘阐为太原王，刘冲为淮南王，刘敞为齐王，刘高为鲁王，刘徽为楚王。其他宗室成员也都封了郡王。这羊氏就是原来晋惠帝的皇后。刘曜有次问她：“我跟司马家那小子比，咋样？”羊氏说：“陛下您那是开创基业的圣主，他就是个亡国的糊涂蛋，哪能相提并论！他贵为帝王，却连老婆孩子和自己三个人都保护不了。我那时候，真不想活了，还以为天下男人都那样呢。自从伺候您以来，才知道世上真有爷们儿啊！”刘曜听了美滋滋的，对她宠爱有加，羊氏也开始掺和国事了。
南阳王司马保自称晋王，改年号为建康，还设置了一堆官职，任命张寔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安自称秦州刺史，先投降汉国，后来又投降成国。上邽闹起了大饥荒，军队和百姓都饿得不行。张春就带着司马保跑到南安祁山。张寔派韩璞率领五千步兵和骑兵去救援。陈安赶紧退到绵诸，司马保又回到上邽。没过多久，司马保又被陈安逼得不行，张寔又派将领宋毅去救，陈安这才退走。
江东地区也闹饥荒了，皇帝下诏让百官都上奏章提建议。益州刺史应詹上疏说：“从元康年以来，大家都不重视儒家经典，推崇道家，觉得玄虚放纵才是豁达，把儒术和清廉节俭看成是俗气。现在应该大力推崇儒家官员，改变这种不良风气。”
祖逖在蓬关攻打陈川，石勒派石虎带五万大军去救。双方在浚仪干了一仗，祖逖没打过，败退到梁国。石勒又派桃豹带兵到蓬关，祖逖没办法，只能退到淮南。石虎把陈川的五千户部众迁到襄国，留下桃豹守着陈川原来的城池。
石勒派石虎在朔方攻打鲜卑族的日六延，把日六延打得大败，杀了两万人，俘虏三万多人。孔苌去攻打幽州各郡，全都拿下了。段匹磾的手下又饿又散，他打算转移到上谷去。代王郁律带兵要去揍他，段匹磾没办法，扔下老婆孩子，跑到乐陵去投靠邵续了。
曹嶷派使者给石勒送礼，请求以黄河为边界划分势力范围，石勒答应了。
梁州刺史周访攻打杜曾，把杜曾打得一败涂地。马俊等人抓住杜曾投降，周访把杜曾斩了，还抓住了荆州刺史第五猗，送到武昌。周访觉得第五猗本来是西晋朝廷任命的，而且挺有声望，就跟王敦说别杀他，王敦不听，还是把第五猗给斩了。最开始，王敦觉得杜曾不好对付，就跟周访说：“要是你抓住杜曾，我就考虑让你当荆州刺史。”结果杜曾死了，王敦却没兑现承诺。王廙在荆州的时候，杀了好多陶侃的手下。皇甫方回因为受陶侃敬重，王廙就怪他不来拜见自己，把他抓起来杀了。这可把当地官员和百姓气坏了，上下都不安宁。皇帝听说了，就征召王廙为散骑常侍，让周访接替他当荆州刺史。王敦忌惮周访的威名，心里不太乐意。从事中郎郭舒劝王敦说：“咱们荆州虽然荒凉破败，但那可是战略要地，不能随便给别人，您自己兼任比较好，让周访当梁州刺史就够了。”王敦觉得有道理，就这么办了。六月丙子日，皇帝下诏给周访加安南将军的称号，其他职务不变。周访气得不行，王敦赶紧写信解释，还送了玉环、玉碗表示诚意。周访直接把这些东西扔地上，说：“我又不是小商贩，能用这些宝贝就哄高兴了？”周访在襄阳，一边种地，一边训练军队，心里暗暗想着要收拾王敦。当地官员有职位空缺，他就先任命补上，然后再上报朝廷。王敦虽然头疼，但也拿他没办法。
魏该被胡寇逼得没办法，从宜阳带着手下南迁到新野，他协助周访讨伐杜曾立了功，被封为顺阳太守。
赵固死了，郭诵留在阳翟驻守，石生多次攻打他，都没打下来。
汉主刘曜在长安修建宗庙、社稷坛，还设立南北郊祭祀的地方。他下诏说：“我们的祖先兴起于北方。光文皇帝（刘渊）建立汉宗庙是为了顺应民心。现在应该改国号，以单于为祖先。大家赶紧讨论，把结果报给我！”大臣们上奏说：“光文皇帝最初被封为卢奴伯，陛下您又在中山称王。中山属于赵地的范围，所以请改国号为赵。”刘曜同意了。还把冒顿和上天配享祭祀，光文皇帝和上帝配享祭祀。
徐龛在济水、泰山一带烧杀抢掠，还攻破了东莞。皇帝问王导，派哪个将领能去收拾徐龛。王导觉得太子左卫率太山羊鉴可以，说羊鉴是徐龛同州的名门望族，肯定能搞定他。羊鉴却坚决推辞，说自己没那个将帅的本事，郗鉴也上表说羊鉴没这能力，不能派他去。但王导不听。秋天八月，朝廷任命羊鉴为征虏将军、征讨都督，让他率领徐州刺史蔡豹、临淮太守刘遐、鲜卑族的段文鸯等人去讨伐徐龛。
【内核解读】
公元319年，正值西晋覆灭、东晋初立的分裂乱世，各方势力在中原大地与江南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这一年的历史事件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乱世中政治权谋的残酷、人性的复杂以及时代转型的阵痛。
军事纷争：利益格局的破碎与重构
这一年的军事舞台上，各方势力的冲突不断改写着区域格局。刘遐、徐龛斩杀周抚的战役，看似只是地方势力的交锋，实则暴露了北方流民帅与地方坞堡势力的脆弱联盟——苏峻因遭曹嶷猜忌而南奔东晋，从自保转向依附政权，体现了乱世中个体与小团体的生存困境：要么在夹缝中被吞并，要么主动依附更强者寻求庇护。
祖逖与陈川、石勒的交锋更具代表性。祖逖作为东晋北伐的旗帜性人物，其军事行动本承载着收复中原的希望，但陈川因私怨降石勒、徐龛因论功不公而叛晋，反映出东晋初年军事体系的致命缺陷——缺乏稳定的激励机制与凝聚力。将领们多以个人利益为先，朝廷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控制力薄弱，导致北伐事业屡屡因内部矛盾功亏一篑。石勒派遣石虎救援陈川、击败祖逖，又在朔方大破鲜卑日六延，展现了其军事扩张的强势，北方逐渐形成石勒势力与汉赵政权对峙的格局。
政治权谋：信任崩塌与政权合法性危机
汉赵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极具戏剧性。石勒遣使献捷本是藩属对宗主国的常规操作，却因曹平乐的谗言引发信任危机，刘曜斩杀王修的举动，不仅彻底撕裂了石勒与汉赵的关系，更暴露了乱世中政治信任的极度匮乏。石勒怒斥“赵王、赵帝，孤自为之”的宣言，标志着其脱离汉赵独立建国的决心，而诛杀曹平乐三族的行为，则是乱世中“以暴制暴”的政治逻辑体现——用极端手段维护权威，却难以建立真正的政治秩序。
东晋朝廷的郊祀争议与皇考之争，看似礼仪之争，实则关乎政权合法性建构。荀组以“汉献帝都许即行郊祀”为由主张在建康立郊丘，本质上是为东晋“偏安江南”寻找历史依据；而“琅邪恭王宜称皇考”的提议被贺循以礼制驳回，则反映了传统礼法在乱世中的残存影响力——即便政权飘摇，士大夫阶层仍试图通过维护礼制来维系统治的正当性。这种“在废墟上重建秩序”的努力，成为东晋政权存续的精神支柱。
人物群像：乱世中的选择与挣扎
这一年的历史人物呈现出复杂的人性光谱。祖逖始终坚守北伐之志，即便屡遭挫折仍未放弃，其“闻鸡起舞”的精神成为乱世中的一抹亮色；但他厚遇李头引发陈川猜忌，也暴露了理想主义在现实利益面前的脆弱。羊氏作为两朝皇后，对刘曜“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的评价，看似谄媚，实则是女性在乱世中依附强者以求生存的无奈选择，其干预国事的行为，本质上是通过依附权力获得安全感。
王敦的权力扩张与周访的暗中抗衡，预示着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格局下的深层危机。王敦违背“擒杜曾即授荆州”的承诺，又阻止周访任荆州刺史，暴露了权臣对地方控制权的贪婪；而周访“务农训兵，阴有图敦之志”，则反映了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权臣的矛盾已不可调和。这种内部权力斗争，成为东晋始终无法全力北伐的重要原因。
制度与文化：乱世中的坚守与变革
刘曜改国号为赵、以冒顿配天的举措，是十六国时期“胡汉融合”的典型案例——通过重构祖先崇拜与国号认同，试图将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渊源与中原正统性结合，为政权合法性寻找新的支点。这种“文化嫁接”策略，成为后世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立国的常用手段。
应詹“崇奖儒官以新俗化”的上疏，直指西晋以来“贱《经》尚道”的文化弊端。玄学清谈的盛行导致世风浮华，儒家伦理崩坏，这既是西晋灭亡的文化根源，也是东晋初年亟需解决的问题。应詹的提议虽未立刻扭转风气，却开启了东晋“儒道互补”文化格局的先声，为后来玄学与儒学的融合埋下伏笔。
历史启示：分裂时代的生存逻辑
太兴二年的历史事件，揭示了分裂乱世的三大生存逻辑：实力至上——石勒、刘曜等势力的崛起与扩张，本质上是军事与经济实力的较量；灵活应变——苏峻南奔、陈安反复投降等行为，反映了小势力在大国夹缝中的生存智慧；合法性建构——无论是东晋的郊祀礼仪还是刘曜的国号改革，都在证明“枪杆子”之外，“笔杆子”的文化认同同样重要。
这一年的动荡与变革，既是西晋灭亡的余波，也是南北朝时代的序幕。各方势力在战乱中不断试错、调整，最终推动着历史向新的统一格局缓慢演进。而其中展现的权力博弈、人性挣扎与文化坚守，也为后世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代提供了典型样本——乱世不仅是破坏与毁灭的舞台，更是秩序重构与文明转型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