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她心里比谁都清楚,卢兆东除了喝酒赌钱啥也不会,可她总抱着点念想,觉得日子久了总能感化他。
可这念想就像泡在水里的柴火,怎么也烧不起来。
她白天在地里挣工分,晚上给娃们上课,回到家还得挑水做饭,卢兆东却要么蹲在村口赌钱,要么躺在炕上装死。
有回她发烧到浑身打颤,想让卢兆东帮着烧锅热水,他倒好,翻个身骂骂咧咧:“女人家哪那么多娇病,我还等着喝小米粥呢!”
身子就是这么一点点垮掉的。入了冬,她瘦得颧骨都突出来,蓝布棉袄套在身上晃荡得像面旗子。1974年元月13日那天,天寒得能冻掉耳朵,教室窗户上的冰花厚得能挡住人影。
她讲《小英雄雨来》,讲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时,突然觉得肝部像被谁攥住似的疼,冷汗“唰”地就从额头冒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教案本上晕开黑印子。
她想扶住讲台,手却摸空了,只能攥紧手里的教鞭——那是娃们用山上的荆条给她做的,还缠了圈红布条。她咬着牙撑着,荆条教鞭被攥得“咯吱”响,突然“呲”的一声断成两截,她眼前一黑,重重摔在冻得发硬的泥地上。
娃们吓得哭成一团,最大的虎子赶紧跑去找村医。
等她缓过点劲,自己扶着墙往家挪,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冰冷的土炕上连床厚被子都没有,她蜷缩着身子,听见卢兆东在外屋哼着小调喝酒,却没进来问一句。
直到后半夜,邻居王婶听见屋里没动静,推门进来一看,她脸白得像纸,赶紧喊了几个村民,用门板把她抬往公社医院。
公社医院的土坯房里,医生翻了翻她的眼皮,又摸了摸脉,最后无奈地摇头:“急性肝坏死,太晚了,我们这儿没条件治。”
消息传到青岛,她养父母连夜雇车往这边赶,可等车到村口时,廖晓东已经没了气。
说到这儿,唐一德把烟蒂在鞋底碾得粉碎,喉结上下滚了好几下,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她养父母抱着她的尸体哭,说早知道这样,当初就是绑也得把她绑回青岛。”
风突然刮得紧了,院墙外的杨树枝“哗啦啦”响,影子落在姜山固紧攥的拳头上,像在上面爬动的黑虫子。
“七四年开春,廖老师走的时候才二十七岁。”唐一德蹲在地上,手指抠着泥土,“追悼会来了两千多人,村里的娃都哭着喊‘廖老师别走’,可她那丈夫卢兆东,站在棺木旁边跟个木头似的,眼神空得能塞进鸡蛋。后来啊,没人愿意跟他过,他又成了光棍,天天蹲在村口喝闷酒,活成了个笑话。”
半晌,唐一德捡起根树枝,在被雨水冲得平整的沙地上划了个十字,十字沟里爬过几只蚂蚁,慌慌张张的像在找路。
“看明白了吧?”他指着地上的沟沟壑壑,“县志里写她是‘扎根农村的模范知青’,村里老人却偷偷说她是‘嫁懒汉的傻姑娘’。可真正的廖晓东……”他突然卡住,好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后半句,“是被两根绳子勒死的——一根叫认死理,一根叫太固执。”
暮色像潮水似的漫进窗棂,把姜山固和唐一德的影子烙在斑驳的土墙上,又高又瘦。姜山固摩挲着历史课本扉页,上面“浩然正气”四个毛笔字,突然变得重得压手,仿佛要把纸都戳穿。
唐一德见他半天没说话,怕这话题太沉压得他难受,赶紧转了话头,指着桌上的历史课本说:“你看这‘商鞅变法’,表面是改法令,其实是改人心。就像咱村现在搞的“冬闲不闲”,看着是分派任务,其实是让大伙有干劲……”
他越说越起劲,从秦汉讲到隋唐,又扯到村里的新鲜事,姜山固听得入了迷,连窗外的天暗下来都没察觉。直到唐一德抬头看见西天边的晚霞只剩一抹红,才拍着大腿站起来:“坏了,我得赶紧回山里,晚了山路不好走!”姜山固这才如梦初醒,赶紧起身送他。
两人并肩走在田埂上,晚风带着麦秸秆的香气。到了院门口,唐一德拍了拍他的肩膀:“山固,读书是好事,但别死读书,得多琢磨里头的道理。”姜山固使劲点头,看着唐一德的身影消失在暮色里,才转身回屋。
这半天的谈话,像给姜山固脑子里开了扇窗。以前他总把课本背得滚瓜烂熟,可那些字就像贴在纸上的画,没一点活气。
现在不一样了,他再翻历史课本,看见“贞观之治”就想起唐一德说的“当官要让百姓过好日子”,看见“安史之乱”就琢磨“为啥好端端的天下会乱”。
他开始到处找书看,村里的会计有本翻烂的《三国演义》,他就天天去帮会计算账,换着看两章;公社供销社有租书的专柜,他就省下饭票,攒够一毛钱就租本《林海雪原》回来,连夜就着煤油灯看。
可在村里找书比找水还难。有回他跟社员们一起蹲在田埂上吃饭,顺口说想找本《水浒传》看看,旁边的李大叔就笑他:“山固,你这知青咋不务正业?有那功夫不如多割两垄麦子!”还有人在背后嚼舌根,说他“不安心劳动,满脑子都是城里的想法”,吓得他后来再也不敢随便提看书的事。
社员们平时的消遣,不是凑在一块儿说东家长西家短,就是蹲在村口看拖拉机路过。全村就两台收音机,一台在村书记家,一台在公社办公室,普通人家想听听新闻,全靠墙上那只小喇叭——每天早上六点响,播半个钟头新闻就停。
倒是村里的娃们花样多,白天在晒谷场抓石子、丢沙包,晚上就玩捉迷藏,有回二柱子藏在草垛里,竟然睡着了,害得全村人举着火把找了半宿,最后在草垛里把他拎出来时,他还揉着眼睛问:“游戏结束了?”
姜山固跟知青同伴们也不太热络。知青点住了八个男知青,有几个总爱熬夜聊天,有时能聊到后半夜,第二天上工就打哈欠。
姜山固看不过去,就定了规矩:晚上十点必须熄灯,谁也不能熬夜。有回王建军偷偷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小说,被他发现了,硬是把书收了,气得王建军骂他“刻板得像个老学究”。可姜山固不管这些,依旧该咋咋地,他总说:“第二天要下地干活,没精神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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