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4年正月，汴京皇宫。肃杀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宫廷。后周太祖郭威病重，已到了弥留之际。这位出身寒微、凭借军功登上皇位的开国君主，此刻躺在龙榻上，气息微弱。榻前，跪着一位身形挺拔、面容坚毅的中年男子，他便是郭威的养子，晋王、开封尹柴荣。
柴荣紧握着养父干瘦的手，眼眶微红，但眼神中更多的是一种沉毅和决然。他的思绪不禁飘回了多年以前。他本是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一个破落官宦之家的子弟，因家道中落，早年曾与好友贩茶前往江陵，行走于江湖之间。那段经历，让他深切体会了民间疾苦，也磨砺了他精明务实、善于计算的性格。他见过豪商巨贾一掷千金，也见过升斗小民在苛捐杂税下挣扎求存，更见过乱世之中，人命如草芥的惨状。
后来，他投奔姑父郭威，因其谨慎笃厚、才干出众，被收为养子。在郭威麾下，柴荣屡立战功，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将领和政治家。他深知，这个天下，四分五裂，民生凋敝，非有雄才大略之主不能平定。
“荣儿……”郭威虚弱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回忆。
“儿臣在。”柴荣俯下身。
郭威浑浊的目光中透着一丝期望：“朕……起于微贱，备尝艰辛。今得天下，然国弊民困，四方未服……汝……当勉之……”
“父皇放心！”柴荣的声音坚定有力，“儿臣必当竭尽全力，开拓天下，养息百姓，致天下太平！”
这“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愿，早已在他心中盘旋多年。他深知，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力——充足的财源和强大的军队。然而，即位之初，他面临的局面比郭威时代更加严峻。府库空虚，户籍混乱，强藩环伺，北有契丹虎视，南有诸国割据。
柴荣勤于政事，夙夜匪懈。他召见宰相范质、王溥等重臣，商讨治国之策。在紫宸殿的御前会议上，柴荣指着户部呈上的报表，眉头紧锁：“诸卿请看，天下户籍，较之盛唐，十不存三！然州县奏报，寺庙田产，却逐年增多，僧尼之数，竟不下数十万！此消彼长，国家赋税、兵役从何而来？”
范质躬身道：“陛下明鉴。僧尼免除赋役，寺院田产不纳粮，百姓为避课役，相竞出家，乃至私度成风。更有甚者，奸猾之徒，罪犯逃兵，亦混迹其中，以致佛门清静之地，几成法外之所。此弊不除，国力难振。”
柴荣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幅地图前，目光锐利：“朕非不知佛法导人向善。然当此非常之时，天下未定，黎民待哺。佛寺广占良田，僧尼不耕不战，空耗国力，实与蠹虫无异！”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当年行走江湖时，所见某些寺庙囤积居奇、放贷牟利的情景，以及那些面黄肌瘦的农民，为了躲避徭役，不得不将最后一点土地“进献”给寺庙，自身沦为寺户的惨状。他的拳头微微握紧，一种强烈的务实精神驱使他必须做出抉择。
他并非对佛教本身有深仇大恨，而是站在一个统治者的角度，冷静地计算着利弊。在他心中，国家的强盛、百姓的安定（至少是物质上的安定）远远高于宗教的虚无缥缈。他曾对近臣坦言：“佛者，以觉人为善，苟志于善，斯为善矣。何必惑于像设，溺于金宝，而虚费财用哉？”（佛祖以使人觉悟为善，如果心志向善，那就是善了。何必沉迷于佛像设置，沉溺于金银宝物，而虚耗财物呢？）
更重要的是，他了解到由于铜料短缺，民间竟有熔毁铜钱以铸造佛像的现象，导致钱荒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商业复苏。这一切，都与他强国富民的理想背道而驰。
“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在一次与心腹大臣的密谈中，柴荣斩钉截铁地说出了这句话。这既表明了他改革的决心，也透露出他准备承受一切骂名的心理准备。在他心中，个人的声誉与天下的安定相比，微不足道。
就在郭威驾崩、柴荣继位后不久，他便开始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整顿吏治，严惩贪腐；招抚流亡，鼓励垦荒；整顿军纪，加强禁军。他的目光，也终于投向了那个尾大不掉的问题——佛教势力的过度膨胀。他知道，这将是一场硬仗，会触及无数既得利益者，甚至会引来“毁佛”的恶名。但他义无反顾。
登基大典的喧嚣尚未完全散去，柴荣已经独自站在宫城的最高处，俯瞰着夜色中的汴京城。万家灯火中，不知有多少是寺庙的长明灯。他深吸一口气，感到肩上的担子无比沉重。一个清晰而坚定的计划，正在他心中酝酿成形。显德二年的春天，一场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