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目光带来的颤动，很快被胸口一阵压抑不住的闷咳所取代。
林昭然用手帕捂住嘴，腥甜的气息瞬间浸透了薄薄的织物——铁锈般的气味在鼻腔里弥漫开来，指尖触到布料时，竟黏腻得微微发烫。
她摊开手，看着那抹刺目的殷红，知道这是强行推演天机留下的内伤。
血珠在月光下泛着暗红的光泽，像凝固的朱砂，又似将熄未熄的火星。
识海深处，那个青衫执笔的女子身影，在每一个梦境里都愈发清晰，却始终隔着一层水雾，似有千言万语，却一字未吐。
水波微漾，倒影扭曲，只余下指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在耳畔低回不去。
这沉默的注视，比任何警告都更沉重。
她明白，“全知推演”这柄双刃剑，已伤及心脉，再不能轻易动用。
每一次推演，都像有细针在脑中穿刺，识海翻涌如潮，冷汗浸透里衣，贴在背上冰凉一片。
前路，必须用最原始、最坚韧的法子去走。
月光穿过破庙的屋顶窟窿，碎成斑驳的银片洒在泥地上，照亮了地上的三道影子。
风从断墙的缝隙钻入，吹得残烛摇曳，火光在佛像残破的脸上跳动，仿佛它也在无声地喘息。
“官府视我们为无根浮萍，风一吹就散。”林昭然的声音因虚弱而显得有些沙哑，但字字清晰，如同敲在冰面上的石子，清脆而冷冽，“他们要‘试’，要看我们到底有多少分量。既然如此，我们便让每一次‘试’，都变成刻进石头里的凭证。”
韩霁眉峰一紧，守拙则抚着怀里的书卷，粗糙的纸页在掌心发出细微的摩擦声，两人都看向她，等待下文。
“讲士，非为名，而为信。”林昭然的目光扫过他们，“信，如何立？空口无凭，白纸易焚，唯有金石，可与岁月同存。”
她站起身，走到残破的佛像前，手指轻轻拂过石基上被风雨侵蚀的刻痕。
指尖传来粗粝的触感，凹陷的笔画里积着尘土，像是被时间啃噬过的记忆。
她忽而低笑一声，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卷走：“这石头，比人活得久，也比人记得牢。”
“传我的话，从今日起，京城各坊的‘无座讲台’，皆立碑。不为讲士留名，只为记事。何人讲，何人听，所议何题，所解何惑，尽数刻于其上。”她的声音不大，却在空旷的殿内激起回响，撞上穹顶又折返，如同钟声余韵，“就刻在人最多的地方，井栏、桥墩、窑口、市集……凡人来人往之处，皆为我等之书卷。此录，名为《讲台录》。”
韩霁眼中瞬间迸发出光芒，仿佛有火种落入干柴，噼啪作响。
他明白了，这是要将讲士的学问，从虚无缥缈的言谈，化为京城肌理的一部分，让它如砖石般坚固，如血脉般流传。
西市的动作最快。
三日后，一座半人高的青石碑立在了最大的粮行旁，碑首三个古朴的篆字：算经碑。
碑文记录的，正是前几日的一桩田产纠纷。
泥瓦匠老张，不通经义，却凭着祖传的“三率法”，用几根绳索和石子，当场为两户争执不下的邻居算清了畸零田地的确切面积，其结果比县衙丈量得还要精准。
石碑一立，立刻引来百人围观。
识字的人高声念诵，声音在市井喧嚣中拔地而起；不识字的人侧耳倾听，脸上皱纹舒展，像是第一次听懂了天地间的道理。
很快，便有人拿着纸和墨拓印碑文，手中毛笔蘸墨的窸窣声、纸张铺展的脆响、墨汁滴落石面的轻响，交织成一片虔诚的忙碌。
有人啧啧称奇：“这法子好！以后分家产、算田亩，照着这个来，谁也别想占便宜！”
“可不是嘛，这石头上刻的字，比官府的契书还让人信服！”——话音未落，远处传来一声驴叫，混入市井烟火，却无人在意。
奉命巡查的程知微带着两名差役，远远地看着这番景象，眉头紧锁。
他本是来寻衅的，可看到的却是百姓自发地维护秩序，甚至连负责西市治安的里正，也拿着一本旧账册，在碑前一边比对，一边用朱笔在自己的册子上修改着什么。
朱砂笔尖划过纸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春蚕食叶。
程知微的心重重一跳。
官府的记录，竟要靠一块“野碑”来勘误，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奇事。
他不动声色地挤进人群，看着碑上那朴实无华却逻辑严谨的推演过程，竟看得有些出神。
指尖不自觉地摩挲着碑角，石面冰凉，却仿佛有温度从深处渗出。
待人群稍散，他悄悄拓了一份，回到家中，将那张墨迹未干的拓纸，小心翼翼地压在了自己书案上的《礼经》之下。
灯下，他摩挲着那本厚重的经典，羊皮封面粗糙而温润，低声自语：“原来，礼……也能从下往上写。”
消息传回破庙，守拙也带来了一个关键的发现。
他摊开一本从《遗学阁》废墟中抢救出的前朝残卷，纸页泛黄脆裂，指尖稍一用力便簌簌作响，指着其中一段文字，激动地说道：“主上，找到了！前朝有制，‘凡民间共议而成之规，众皆信服者，可立石为记，谓之信碑。信碑三年无异议，则可录入地方志，为一地之法理’！”
林昭然的目光落在那“信碑”二字上，呼吸陡然一滞。
她瞬间明白了这几个字的份量。
若《讲台录》能成为“信碑”，那它就不再是官府口中的“野学私说”，而是受前朝法理认可、由百姓共识建立的“民法”。
官府再想禁绝，就不是禁止几个讲士说话那么简单，而是要与一地百姓自己建立的法理为敌！
“好。”她只说了一个字，眼中却燃起了熊熊烈火，“韩霁，立刻拟《信碑三要》，布告全城。一，立碑须有十名以上无涉事者见证；二，讲者、听者、解惑受益者，须共同署名；三，碑文须在原地公示三日，若无异议，方可为信。”
这三条规定，如三道铁箍，将松散的民间议事，牢牢地锻造成一个严谨的、无可辩驳的法理雏形。
次日清晨，宰相沈砚之刚用完早膳，长随孙奉便呈上了一份密报。
“相爷，南城炭市昨日新立一碑，名曰‘匠经碑’，记录的是一位老炭工凭声音和气味判断窑炉是否即将塌方的方法。今日一早，工部的几名匠作监事，都遣人去偷偷传拓了。”
沈砚之端着茶盏的手，在空中停了一瞬，茶面微漾，倒映着他凝滞的眉眼，随即若无其事地放下。
他没有说话，只是走到书房，取出那本只有十一人的《讲士名册》。
他沉默地研墨，提笔，在名册的空白处，写下了第十二个名字。
那是早已逝去的女子的名字：柳明漪。
在名字旁，他用极小的字迹写下一行批注：女子执笔，已破千年之暗。
此制若行，民间将拥有自下而上的立法之权。
那么他所代表的、由礼部维系的、千年以来君臣父子、纲常伦理的定规之权，将如同沙漏里的沙，被一点一点地，不可逆转地倾覆。
林昭然很快便得到了反馈。
官府不仅没有下令禁碑，甚至连巡城的差役，在看到有人拓印碑文时，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年轻的差役，甚至会趁人不注意，自己也拓上一份藏进怀里。
“时机到了。”她对韩霁说，“把火烧得更旺些。”
三路快马即刻从京城出发，带着《讲台录》的拓本和《信碑三要》的章程。
一路向北，直入边城军镇；一路向南，散入沿河州县；而最完整的一套原版拓本，则被秘密送进了阿阮的义医馆，藏入了地下的药材窖中。
她还做了一件事，她让阿阮将讲士们常常用来开启民智的三个问题——“为何如此？可否更好？你我何为？”，编成了一首简单上口的《碑歌》。
每当有新的石碑立起，百姓们便会自发地聚集起来，一边拓印碑文，一边齐声高唱：
“天问高，地问深，我问本心。字在石上，理在人心！”
歌声质朴，却带着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飘荡在京城的大街小巷。
孩童的清亮嗓音、老人的沙哑低吟、妇人的轻声附和，汇成一股无形的洪流，在青石板路上回荡，在屋檐间穿行。
终于，禁令还是下来了。
程知微手持令箭，奉命彻查并捣毁“私立碑文”。
他带着一队人马，第一站便去了北城窑口。
还未走近，便听到一阵稚嫩的童音在念着什么。
他走过去，看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匠人，正带着自己不过七八岁的孙子，跪在地上，用一块小小的油石，一点一点地将碑文拓在粗糙的麻纸上。
孩子一边拓，一边念着碑上关于如何改良陶土配方的口诀，声音清脆如檐下风铃。
老匠人看到官兵，吓得浑身一颤，却下意识地将孙子和那张拓纸护在身后。
他嘴唇哆嗦着，喃喃说道：“官爷，这……这上面的法子，能让我们烧的陶器，十窑里多成一窑……那位先生说，石头不会说话，但它记得住我们的活法……”
程知微看着老人眼中混杂着恐惧与渴求的光，看着那孩子清澈的眼神，久久没有说话。
他手中的令箭，从未觉得如此沉重，木柄压在掌心，竟泛起一阵阵刺痛。
许久，他缓缓收回令箭，对着身后的差役，只说了一个字：“走。”
回到家中，他摒退下人，从书箱最底层取出一本封面写着《飞言录》的册子。
这是他的私密日记，记录着他这些年为官的所见所闻所感。
他翻到最后一页，提笔，在烛火的摇曳下，写道：
“上谕禁碑，然碑何辜？今所禁者，非顽石，乃民心所立之证也。”
同一时刻，紫宸殿内，沈砚之独自立于窗前。
他没有看近处的宫灯，而是眺望着远处黑暗的京城。
在那里，一点，又一点，微弱的灯火亮了起来，如同暗夜里的星辰。
油灯的微光在窗纸上映出人影，有的在抄写，有的在低语，有的在教孩子认字。
他缓缓闭上眼睛，喉结滚动，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低语：“若石头都开始说话……这祖宗传下来的礼法，又能堵住天下多少张嘴？”
殿外，夜风穿过廊柱，寂静无声。
而殿外那片深沉的黑暗里，一座座无声的石碑，仿佛化作了一片沉默的森林，碑影幢幢，遥遥指向帝国的心脏——明堂。
夜更深了，韩霁匆匆走进破庙，他刚从城外的驿站回来，脸上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振奋。
“主上，”他压低声音，试图平复急促的呼吸，“刚收到一份从苍山驿站转来的急报，信使不是我们的人。”
林昭然接过那封被浆洗得有些发白的布信，入手便感觉到一种粗糙的质感，布纹粗粝，像是从农夫衣袖上撕下的。
信封的封口处，没有用官府的火漆，而是用一块湿泥按压，上面还有一个模糊的指印，指印的纹路里，还嵌着几粒微不可见的、来自河岸的沙土——那是南方水网地带才有的细白沙粒。
她的心，猛地一跳。
她以为是自己在风中撒下了火种，却没料到，这片看似沉寂的荒原，早已处处都是干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