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在位后期，曾经那个身披战甲、率军大破北魏的开国雄主，在岁月的侵蚀中褪去锋芒，将早年励精图治的壮志豪情，尽数化作青烟融入袅袅佛香。他沉溺于佛教，仿佛被无形的枷锁禁锢心智，不仅在都城建康广修佛寺，耗费巨额钱财修建起金碧辉煌、飞檐斗拱的同泰寺，还先后四次脱下象征至高权力的皇袍，毅然踏入佛门，自降身份为僧众舂米砍柴、清扫庭院。每次朝廷为赎回这位 “菩萨皇帝”，都需向寺院供奉数以万计的金银财帛，国库因此日渐空虚，百姓赋税却愈发沉重。即便如此，萧衍仍乐此不疲，整日钻研佛经、组织法会，甚至亲自登上讲坛，向群臣与僧众讲解《涅盘经》，将治理天下的重任抛诸脑后。
朝堂之上，随着萧衍对政务的日益懈怠，朝中大权逐渐落入奸佞之手。这些奸臣如同蛰伏在暗处的毒蛇，嗅到权力的气息后，纷纷结党营私、狼狈为奸。他们在朝堂上拉帮结派，对异己者或构陷罪名、或威逼利诱，将正直之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地方上则与豪强大族相互勾结，肆意横征暴敛，贪污腐败之风如野火般蔓延。他们巧立 “修寺税”“佛事捐” 等名目，层层盘剥百姓，将民脂民膏塞满私囊；在吏部公然设立 “卖官簿”，官职明码标价，从九品芝麻官到三品大员，只要出得起钱便可平步青云。一时间，整个官场充斥着酒肉之徒与谄媚小人，原本清明的朝纲被搅得乌烟瘴气、千疮百孔。
面对这混乱不堪的局面，萧衍却如同被蒙蔽双眼的愚人，对奸臣的恶行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更令人痛心的是，曾经从谏如流的贤君，如今变得刚愎自用，对大臣们的忠言逆耳充耳不闻。御史中丞冒死弹劾权臣收受贿赂、结党营私，却被奸臣们联手诬陷为 “妖言惑众”，最终惨死于狱中；谏议大夫痛心疾首地上书，恳请皇帝削减佛事开支、重振朝纲，竟被冠以 “谤佛” 之罪，贬谪到偏远的岭南之地，最终客死异乡。如此种种，让朝中忠臣良将心寒不已，再也无人敢直言进谏，整个朝堂陷入一片死寂。
在萧衍沉溺佛理、怠于政事的昏庸统治下，大梁的国运恰似被蛀空龙骨的巨舰，在滔天浊浪中发出令人心悸的呻吟。建康城朱雀航畔，往日繁华的商肆如今门可罗雀，商贩们蜷缩在褪色的布棚下，望着堆积如山却无人问津的货物长吁短叹；秦淮河上，运粮船队昼夜不息地驶向同泰寺，而江南百姓家中的米缸却早已见底。沉重的苛捐杂税如附骨之疽，不仅榨干了农家最后一粒谷粮，连织布机上未完成的帛匹、铁匠铺里待淬火的农具，都成了税吏搜刮的对象。
豪强大族趁机张开血盆大口，以高利贷为诱饵，将农民赖以生存的田产蚕食鲸吞。长江北岸的圩田上，佃户们跪在刚被夺走的田垄前号啕大哭，而远处的庄园楼阁中，士族子弟正把酒言欢，以《昭明文选》中的典故互相戏谑。失去土地的流民如无根浮萍，扶老携幼涌向荒野，在秦岭淮河间形成数不清的流民聚落。白天，他们挖草根、剥树皮充饥；入夜，山岗上此起彼伏的哀嚎声，与偶尔传来的盗匪劫掠声交织成人间炼狱。
建康城郊的破庙中，流民首领王三虎攥着锈迹斑斑的柴刀，对着数十名追随者低声怒吼：“与其饿死，不如反了！” 这样的场景，在大梁十三州府不断上演。这些被压迫到绝境的民众，将满腔怒火化作反抗的火种，在山野林间悄然传递。更令人不安的是，朝廷对这些危机视而不见，反而将精锐部队调往边境，防备东魏与西魏的同时，也为日后的叛乱埋下隐患。当侯景带着八百残兵叩开寿春城的城门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微不足道的变故，将彻底点燃大梁王朝积攒数十年的危机，掀起一场足以将南朝繁华尽数摧毁的腥风血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