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柏凌云亲率主力于湖南高歌猛进、并着力经营新占之地时，帝国的战争机器并未将所有力量集中于一点。根据柏凌云“水陆并举、多方牵制”的总体战略，另外两把利刃——西线的偏师与东线的策动——也悄然出鞘，从侧翼狠狠刺向清廷已然千疮百孔的躯体。
负责西线任务的，是已被擢升为独立旅指挥使的柏凌锐。他年轻，却以冷静、果敢和善于山地奔袭着称。柏凌云交给他的任务并非攻城略地，而是“以精骑锐卒，穿插荆襄之地，广布疑兵，袭扰粮道，牵制鄂北清军，使其不得东顾武昌”。
柏凌锐率领的是一支精心挑选的混成部队：两千名经验丰富、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老兵，配备了最好的快枪和充足的弹药，外加一支五百人的骑兵队和少量轻型山地炮。他们没有携带沉重的辎重，每人背负十日干粮，轻装简从，如同幽灵般从湘西北的崇山峻岭中悄然潜入湖北境内。
荆襄大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此时，清廷湖北巡抚官文正焦头烂额，一方面要应对来自湖南正面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帝国军从西侧迂回。柏凌锐的出现，完美地放大了这种恐惧。
他的战术灵活多变：
疑兵之计： 分派小股部队，在多处同时出现，广树旗帜，夜间多点举火，制造出大军压境的假象。吓得各地州县紧闭城门，烽火频传，纷纷向武昌、襄阳告急。
破袭交通： 重点攻击汉水流域的清军运输船队和陆路粮队。一次漂亮的伏击中，他的部队击沉了十余艘满载粮草军械的漕船，焚毁了堆积如山的物资，护送的上千绿营兵一触即溃。
拔点突袭： 瞅准机会，以绝对优势兵力突然包围孤立无援的清军小型营垒或税卡，速战速决，歼灭或俘获守军后，并不占领，而是迅速撤离，继续流动。一座座小堡垒的失陷，不断消耗着清军的兵力和士气。
发动民心： 沿途打击劣迹斑斑的贪官污吏和地主豪强，开仓放粮给贫苦百姓，并宣传帝国新政。虽然只是杯水车薪，却有效破坏了清廷在基层的统治基础，使得帝国军的名声在鄂北民间悄然传播。
官文被这支神出鬼没的偏师搞得晕头转向，根本无法判断其主力所在和真实意图。他既怕这是帝国主力迂回，欲断武昌后路，又担心其北上威胁襄阳重镇。被迫从本就紧张的武昌防线和襄阳守军中，再度分兵前往围堵、弹压，极大地缓解了帝国主力正面进攻武昌的压力。柏凌锐如同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湖北清军的侧翼，让其坐卧不安，血流不止。
相较于西线的刀光剑影，东线的行动则更加隐蔽，却同样致命，主要由沈富安的商务衙门与何三的锦衣卫协同执行。目标是富庶的福建、浙江沿海——清廷重要的财赋来源地和对外通商口岸。
他们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经济扰乱：沈富安利用其庞大的商业网络和帝国海关的影响力，暗中大幅提高经帝国控制区运往闽浙的日用必需品（如洋布、煤油、西药）的价格和运输成本。同时，秘密收购闽浙地区出口的生丝、茶叶、瓷器，囤积居奇，扰乱其正常商业秩序，导致两地商贾怨声载道。
煽动抗捐：锦衣卫密探在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地的码头工人、丝厂工人中秘密活动，散发传单，煽动他们抗捐抗税，抵制官府的苛政。数次成功的抗捐抗税行动，使得港口瘫痪，工厂停产，不仅造成经济损失，更制造了社会动荡。
扶持海盗与会党：何三通过复杂的地下渠道，向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的海盗团伙以及“天地会”、“小刀会”等反清会党提供资金、情报甚至少量武器，鼓动他们更加频繁地袭击清廷官船、走私商船，甚至沿海汛塘，让清廷地方官府疲于奔命。
策反与情报战：针对闽浙总督、巡抚等高官，锦衣卫展开了密集的策反工作。威逼利诱之下，虽未有封疆大吏直接倒戈，但不少中下层官员和军官被拉拢，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并在关键时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帝国的扰乱行动得以顺利实施。
舆论攻势： 利用报纸、传单等一切手段，在闽浙士绅商贾中宣扬帝国新政的优越，描绘北伐的光明前景，并刻意夸大清廷的败绩和即将到来的“清算”，加剧了精英阶层的恐慌和离心倾向。
东西两线，一明一暗，一武一文，如同两条毒蛇，死死缠住了清廷的臂膀。西线的柏凌锐让湖北清军首尾难顾，东线的沈富安与何三则狠狠打击着清廷的钱袋子和后勤线，并在其统治腹地埋下无数动荡的种子。
消息传回长沙行在，柏凌云对两线的进展均表示满意。他对文履谦道：“凌锐这小子，越发有独当一面的能耐了。沈富安与何三，亦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如此，武昌之敌，便如瓮中之鳖，外无必救之援，内无足恃之粮。朕倒要看看，那位湖广总督，还能撑到几时！”
帝国的战略布局，远非一路平推那么简单。多方位的打击与牵制，正一点点地将清廷推向绝望的深渊。北伐的大棋局上，每一步都蕴含着深远的杀机。
（第五章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