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宋疆域乃至其文化辐射所及的万国诸邦，一股潜流在民间暗自汹涌。那是对“奇技淫巧”近乎痴迷的探求，对“奇能异士”不辨真伪的崇拜。新奇的机械造物，无论实用与否，皆引万人空巷；宣称身怀异术者，哪怕迹近江湖骗局，亦能门庭若市。此风炽盛，表面看是对“文明”与“进步”的向往，仿佛掌握了这些，便能一步踏入想象中的繁华盛世。
然而，若以事论事，剥茧抽丝，详究其初衷、过程与结果，则会发现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这般狂热的探求与向往，其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大抵不过等同于一台精妙机器中的 “润滑油” 。它或能减少摩擦，让机器（社会生产）运转得更快、更顺，却丝毫未曾触及机器本身的构造（社会结构）、动力之源（道德人心）与终极目的（人的幸福与完善）。它带来的，仅仅是速度的提升，如同一段只顾奔赴终点、却毫无过程体验的旅途，人在其中，未曾感受生命之厚重、心灵之触动，便在追求效率的喧嚣中，虚度了本已短暂的人生。
此喻如同暮鼓晨钟，传入三位立于时代潮头的智者耳中，引得他们从各自秉持的道途出发，做出了深刻的表达与果决的行动。
刘混康：截流清源，以正视听
身居九重的刘混康，通过无无能量网，清晰地感知到了这股弥漫于民间、浮躁而失焦的能量波动。那是对“器”的过度迷恋，对“道”的严重偏离。他深知，若任由此风滋长，民心将外驰于物，内失于己，能量网络亦将被虚华、功利之气所污染。
遂于一次早会上，刘混康直言不讳：“今民间趋骛奇巧，崇拜异能，此心若渴，然所饮者非醇醪，乃鸩毒也。其效不过如机械之滑润，徒增转速，于性命之修养、文明之根基，何益之有？”他下令，由朝廷明发告谕，引导舆论，申明“重道轻器”之国策，并非否定技艺，而是反对将其置于道德学问之上。同时，严查借“异能”之名蛊惑人心、敛财骗色之辈，以雷霆手段，截断这股混淆视听、助长虚妄的浊流。他要将这偏离的“向往”，重新导引至对天理人心、对真实学问的探求之上。
朱熹：立学明辨，以固根本
理学大家朱熹，对此“润滑油”之喻深感共鸣。在他眼中，此风正是“人欲”横流、不明“天理”的显着症候。人们沉溺于外在技巧的炫目与异能的虚幻，恰恰忘记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那条细如发丝却又重如泰山的界限。
他在新修订的《大学章句》讲义中，特意增补一章，专论“格物”之真义。他强调：“格物者，非格天下奇异之物，乃格日常人伦之物也。格一草一木之理，终须反躬自省，明善诚身。若徒逐奇技淫巧，便是玩物丧志，其心已为物役，去禽兽几希？”他在白鹿洞书院召集门人，举办以“辨明本末”为主题的讲会，痛陈追逐“润滑油”之弊，呼吁士人务必将学问之根，深扎于仁义礼智信的沃土之中，莫做那无根浮萍，随波逐流。
赵佶：艺术证道，以显真趣
已为“道君居士”的赵佶，则从其挚爱的艺术领域，给出了最直观的回应。他正在筹备的“大宋书画展”二期，主题便定为 “返璞归真” 。在遴选作品时，他对那些刻意求奇、炫技逞巧、充满匠气的画作，一概摒弃。
他指着一幅用前所未见复杂皴法描绘奇峰怪石、却毫无神韵的画作，对左右叹道：“此等作品，便如那奇巧之器，纵能眩人眼目，不过‘润滑油’耳，于画道何益？于心灵何补？”他亲自挥毫，作《素心竹石图》，寥寥数笔，风骨自在，天真烂漫。并在画上题跋：“笔简意足，趣由心生。拒奇巧，守拙朴，方得真味。”他以自身的艺术实践，昭示何为超越“润滑油”层次的、直指本心的创造与体验，引导世人从对外在奇巧的追逐，回归对内在性灵与自然真趣的发掘。
三者的表达与行动，路径各异，其心则一。刘混康以政权之力正本清源，朱熹以学术之明固守根基，赵佶以艺术之美彰显真趣。他们共同面对着那股将文明简化为“效率”、将人生异化为“旅途”的潜在危机，试图唤醒世人：文明的真髓，不在那作为“润滑油”的奇技巧术，而在那关乎生命尊严、精神高度与心灵体验的、更为深邃恒久的价值之中。这番省思与努力，如同在三岔路口立起的鲜明路标，试图将狂奔的世道人心，引向那通往“本真”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