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登基后的朝堂风波，在初颜公主有理有据的应对和景和帝暂时维稳的态度下，表面上暂告平息。
然而，初颜深知，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反对力量绝不会轻易罢休，他们只是在等待更合适的时机。
要想让改革事业真正立于不败之地，仅仅依靠先帝遗诏的权威和自己的辩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新政的根基扎得更深，让它的效益惠及更广，使其真正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洪流。
因此，她并未过多沉浸在朝堂博弈的得失中，而是更加专注地投入到具体事务的推进与深化上。她要以更多、更扎实的成果，来构筑抵御一切风浪的堤坝。
首先，她利用“镇国大长公主”和“专断之权”这双重身份所带来的便利，强力推动了几项关乎长远的举措：
其一，是“天晟农桑院”的扩建与升级。她奏请新帝批准，将农桑院从原先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正式提升为与六部平行的“农桑总部”，下设粮作、经作、畜牧、水利、格物、教习等若干清吏司，使其职能更加完善，权责更加清晰。
她亲自选拔擢升了一批在红焰薯推广和《定民策》推行中表现出色的年轻干吏，以及那些通过“求贤帖”吸纳的民间奇才，充实到各司关键岗位。
同时，她拨出巨款，在京城西郊划出大片土地，兴建规模宏大的“农桑试验场”，不仅用于各类作物的杂交选育，还设立了专门的农具研发作坊、土壤分析实验室，甚至开始尝试建造利用水力、风力驱动的简易灌溉模型。她要让农桑院真正成为帝国农业科技的心脏和引擎。
其二，是加速海外贸易的布局与深化。初次海外贸易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初颜和市舶司。她不再满足于零星船队的试探性航行，而是着手规划建立更稳定的海上贸易路线。
她授权市舶司，在几个重要的沿海港口，设立“红货专营市舶分司”，简化红焰薯制品出口手续，并提供官方信誉背书。同时，她鼓励并资助有实力的海商，组建规模更大的远洋商队，不仅前往南洋、波斯，更尝试探索通往更遥远西方世界的航线。
她还指示农桑院，将那些海外引入的、有潜力的新作物，如“玉黍”、“胡豆”乃至一些奇花异果的种子，进行更系统的分类、试种和研究，希望能找到下一个如红焰薯般能改变格局的物种。
其三，是顶着压力，继续深化经济领域的制度变革。尽管朝中反对声音不小，但她依然督促户部，在江南三州的新币试点必须按计划推进。她亲自审阅了新币的样式、成色和防伪设计，并要求户部制定详尽的旧币兑换与新币推广策略。对于那个更具争议的“惠商仓”与“债票”构想，她采取了更为谨慎也更为巧妙的方式：不再寻求朝廷大规模直接出资，而是以农桑总部和劝农司的信用为媒介，联合几家信誉卓着、且与红焰薯产业利益攸关的大商号，在几个“推广社”运作极为成功的州县，发起小范围的“互助信资”试点，由“推广社”联合发行一种内部流通、用于生产周转的信用凭证，摸索经验，完善规则。
其四，也是她极为看重的一点，便是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她深知自己权势再盛，亦有尽时，唯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才能确保事业后继有人。她要求农桑总部教习司，加快《实学基础教本》在全国各地“劝学堂”的普及速度，并开始着手编纂更深层次的《格物进阶》、《农政全书》等教材。
她甚至亲自出面，在京城设立了一所名为“格致书院”的高级学府，面向全国招收有一定实学基础的年轻学子，由农桑总部的博学之士和聘请的民间大匠亲自授课，旨在培养顶尖的农桑、格物人才。她对这些学子寄予厚望，时常抽空前往书院，与他们探讨学问，勉励他们立志报国。
这些举措，有的轰轰烈烈，引人瞩目；有的则悄无声息，如春雨润物。但它们都在实实在在地改变着帝国的面貌。农桑总部的试验场里，新的作物苗株破土而出；海港之中，悬挂天晟旗帜的商船满载着“红货”和希望驶向远方；
江南的市集上，崭新锃亮的标准银币开始悄然流通；遍布城乡的劝学堂和格致书院里，传出的不再是单一的诵读经史之声，更有探讨算学、辨析物理、研习农技的讨论。
星火已然燎原，其势愈发蓬勃，难以阻挡。初颜公主，这位站在时代浪潮之巅的掌舵者，正以其卓越的远见、坚定的意志和务实的精神，一步步将先帝托付的革新大业，推向更深、更广的天地。
她不仅仅是在推行政策，更是在塑造一个时代，培育一种精神。尽管前路必然还有坎坷，还有暗流，还有无数未知的挑战，但此刻，由她亲手点燃并不断添薪的这场变革之火，正以不可逆转之势，照亮着天晟王朝走向强盛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