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伟主动请求朝廷派员“协理”、上交巨额查抄银两以及晋商通敌案铁证的举动，在京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崇祯皇帝看到那堆积如山的金银和王小伟言辞恭谨、甚至带着一丝“惶恐”的奏疏时，复杂的心情稍稍得到了一些缓解。至少，王承渊表面上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没有居功自傲，反而主动要求监督，并将巨额财富上缴，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作为帝王的面子和对财权的控制欲。
“王爱卿，终究是忠臣啊……”崇祯抚摸着那些白花花的银锭，喃喃自语。那一瞬间的猜忌，似乎被这“忠君爱国”的举动冲淡了些许。
然而，朝堂上的争论却并未停止。
以薛国观为首的部分官员，认为这是王承渊的以退为进之计，意在麻痹朝廷，其拥兵自重之心已然昭然若揭，更应借此机会，果断削其权柄。
而另一部分较为务实，或者与王小伟有利益关联（如通过官市贸易获利）的官员，则力主安抚。他们认为，北疆刚定，全赖王承渊镇守，此时若贸然削权，恐寒了将士之心，万一逼反了王承渊，或者导致边备松弛，让皇太极卷土重来，谁能担当得起这个责任？更何况，王承渊主动上交如此巨款，解决了朝廷燃眉之急（崇祯内帑和国库一直很紧张），又提供了晋商通敌的铁证，于国于民，皆有大功，岂能无故加罪？
双方在朝堂上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崇祯再次陷入了两难。他既想削弱王承渊的权势，又担心动摇北疆防线。最终，在权衡利弊，尤其是考虑到那笔巨款和晋商通敌案牵扯出的、可能波及朝堂的震动后，他采取了折中的方案。
他下旨，对王小伟“忠勇体国、公忠廉明”大加褒奖，对其请求派员协理之事，表示“朕信得过爱卿，不必另派大臣，徒增掣肘”，但要求宣大两镇的钱粮收支、军官升迁等重大事项，需按季造册，报兵部、户部备案核查。同时，擢升王小伟为太子太师，督师蓟、辽、宣、大等处军务，表面上将职权范围扩大到了蓟镇和辽东（此时辽东大部已失，实为虚名），但明确要求其“专心防虏，内地事务，自有有司料理”，隐隐划定了界限。
这道旨意，可谓煞费苦心。既安抚了王小伟，没有触动其核心兵权，又试图在财政和人事上加以监督，并限制其势力向内地渗透。
圣旨传到宣大，王小伟率众接旨，山呼万岁，表现得感激涕零。
“督师，陛下这是……既用且防啊。”周遇吉看完旨意，低声道。
王小伟微微一笑，不以为意：“能保住宣大根本，已是最好结果。陛下未派监军，未动我兵权，已是万幸。至于备案核查……呵呵，账目怎么做，还不是我们说了算？只要兵精粮足，陛下和朝堂诸公，便不敢轻易动我们。”
他看得很透彻。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谓的制衡，很多时候是苍白无力的。崇祯和朝廷现在离不开他，也不敢逼他太甚。
“那蓟镇和辽东……”徐锐问道。
“蓟镇总兵吴国俊，是个老滑头，辽东更是一片糜烂。暂时还顾不上，但有了这个名分，日后我们插手，便名正言顺了。”王小伟目光深远，“当前要务，是趁着这段难得的平衡期，全力发展！练兵、造械、赚钱、收民心！让我们的根基，厚到任何人都无法动摇！”
暂时的危机，似乎以一种微妙的平衡告一段落。但王小伟知道，他与朝廷，与皇帝之间的信任已经出现了裂痕。这种平衡是脆弱的，随时可能被打破。
他必须争分夺秒，在自己还占据主动的时候，将宣大打造成一个真正的、牢不可破的堡垒。同时，他也要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原大地。那里的烽火，似乎燃烧得更加猛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