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桥之战后，李鸿章趁热打铁。
利用虹桥胜利带来的声望和上海丰沛的财力，更大规模地购置先进武器，甚至开始引进技术，尝试建立自己的小型军械修理所（上海洋炮局前身）。洋教习的数量和训练强度都大大增加。
大量吸收江浙一带的团练武装（如郭松林的松字营等），招募新兵，以铭字营、鼎字营等老营为骨干，迅速扩充部队。同时淘汰过于陈旧的武器和人员。
主动出击，配合洋枪队（常胜军）作战，接连在北新泾、四江口等地与太平军激战，胜多败少。每一次战斗，都是对新装备、新战术的磨合，对部队士气的提升。
李鸿章深谙宣传之道，有意识地让装备整齐、军容严整的淮军部队在租界边缘或主要街道进行操练和行军展示，让上海各界亲眼目睹这支军队的蜕变。同时，他也更注重与洋人、官绅的交往，展现其开明、务实的形象。
短短数月时间，当初那支衣衫褴褛、武器简陋、被讥为“叫花子军”的队伍，已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支装备着精良西式武器（虽然尚未完全统一）、穿着统一制服、号令严明、士气高昂、且拥有实战胜利背书的劲旅——“淮军”。
李鸿章，这位曾经被轻视的“叫花子统帅”，也以其手腕、魄力和在虹桥等战事中展现的决断力，赢得了上海滩的敬畏，奠定了他在晚清政坛崛起的第一块坚实基石。
但他深知，要真正掌控上海这个华洋杂处、利益盘根错节的复杂之地，进而将其打造为平定东南的坚实基地，这还远远不够。
当务之急，是要刀锋向内，整肃吏治。
李鸿章的目光，首先投向了以杨坊为代表的一批上海本地买办官吏。这些人在太平军兵临城下时，曾积极筹饷组织抵抗，包括资助华尔洋枪队，对淮军初到也提供了粮饷支持，功不可没。但他们身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媚外过甚，挟洋自重，贪墨成性，且根基深厚，盘踞要害。
杨坊身为苏松粮储道，掌管着至关重要的漕粮转运和部分饷源，同时又是大买办，与洋行关系极深。他自恃有功，又认为李鸿章和淮军离不开他的财源和洋人关系网，行事渐趋跋扈，对李鸿章的指令阳奉阴违，甚至试图通过影响洋人来左右淮军决策。其手下党羽也多效仿，贪腐横行，将上海官场搞得乌烟瘴气。
李鸿章对此洞若观火。他深知，若不剪除此辈，则饷源不清，政令不通，淮军永远受制于人，更遑论大展宏图。但杨坊树大根深，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涉及洋人利益。如何处置，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机会出现在一次军饷核查中。李鸿章授意心腹幕僚刘秉璋和刚启用的干吏丁日昌，暗中彻查杨坊经手的款项。很快，确凿的贪墨证据被挖出，数额惊人！李鸿章手握铁证，不再犹豫。
他并未立即发难，而是先拜访了英、法领事，表明自己整顿吏治、保障外商合法利益的决心，暗示杨坊等人的行为已损害中外合作大局。此举意在稳住洋人，避免其过度干涉。
随后，李鸿章以雷霆手段出手。他以两淮盐运使、江苏巡抚的身份，向朝廷呈上措辞严厉的奏折，详列杨坊贪墨渎职、媚外误国等数大罪状，附以确凿证据。奏折中特别强调杨坊等人“侵蚀饷需，贻误戎机”，将其行为上升到影响剿匪大局的高度。
随后，他不等朝廷批复，便以“事急从权”为由，直接下令免去杨坊苏松粮储道等一切职务，并将其拘押待参！同时被牵连罢免的还有杨坊的几个核心党羽和一批劣迹昭彰的买办型官吏。
杨坊被免职拘押后，李鸿章立刻派人查抄其家产，所得巨额赃款充作军饷。此举如同在滚油中泼入冷水，瞬间震慑了整个上海官场。那些原本观望甚至蠢蠢欲动的人，无不胆寒。
罢黜杨坊，是李鸿章在上海立威的关键一步。此举肃清了内部最大掣肘，搬掉了阻碍政令、侵蚀饷源的大石头；树立了自身权威，明确了“务实、廉洁、高效”的为官标准；将漕运、厘金等关键财权逐步收归自己信任的人掌控。并向洋人展示了主权，表明他李鸿章才是上海的主事者，洋人需要与之直接打交道，而非通过买办。
清理了旧势力，李鸿章急需搭建一套完全忠于自己、且能应对上海复杂局面的行政班底和幕府。他摒弃了湘军幕府中过于注重理学、清谈的旧习，确立了“务实、干练、通晓洋务” 的用人新标准。
他大力起用和招揽了郭嵩焘、丁日昌、冯桂芬、刘秉璋、周馥等一批杰出人才。
郭嵩焘曾任曾国藩幕僚，是一这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的湘军旧识，被李鸿章视为心腹谋主和洋务智囊。李鸿章任命他负责重要的文案、奏章以及与洋人交涉的文牍工作，倚重其深邃的洞察力和开阔的国际视野。郭嵩焘对西方制度的推崇和对洋务的深刻理解，深深影响了李鸿章。
丁日昌以干练、务实、精通吏治和洋务着称，被李鸿章委以重任，先负责厘金、制造等具体事务，后成为其整顿吏治、兴办洋务的得力臂膀。丁日昌雷厉风行，善于解决实际问题，是典型的“技术官僚”型人才。
冯桂芬是着名思想家，较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被李鸿章聘为高级顾问，其着作《校邠庐抗议》中关于学习西方的主张，为李鸿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刘秉璋、周馥作为早期追随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继续担任核心职务，负责军务协调、后勤保障等。
此外，李鸿章还积极吸纳或培养了一批通晓外语、了解西方技术和商务的专门人才，如陈钦、马建忠等，处理具体的对外交涉、合同谈判、技术引进等。
这些人围绕在李鸿章周围，组成了与湘军幕府风格迥异的“淮系幕府”。它更注重实际行政能力、对外交涉技巧和对新事物的接纳程度，充满了浓厚的实用主义和洋务色彩，成为李鸿章治理上海、推行洋务的核心智囊团和执行机构。
解决了内政和班底问题，李鸿章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极速扩充军力。仅靠从安徽带来的几千老底子和虹桥之战的威望还远远不够。他采取了极为灵活甚至“不择手段”的扩军策略，核心就是“招降纳叛，兼收并蓄”。
李鸿章深知太平军中不乏能征善战之将，对太平军将领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利益诱惑。
同治元年（1862年）夏秋之际，驻守浦东高桥、南汇等地的太平军将领吴建瀛、刘玉林、方有才等，在淮军压力和李鸿章策反下，率部万余众集体投降！李鸿章大喜过望，对降将优加笼络，给予官职，如吴建瀛被授参将，将其部众整编为“建字营”、“玉字营”等，成为淮军扩充的主力来源之一。这些降军久经战阵，战斗力颇强。
对于苏南浙北溃败的清军残部、以及各地坚持抵抗的团练武装，只要愿意归附，李鸿章来者不拒。如原在薛焕麾下作战的郭松林所部团练，就被李鸿章收编为战斗力很强的“松字营”。
他利用上海及周边相对稳定区域的人口和财力优势，继续招募新兵。以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老营为骨干，采用“老营带新营”的方式，迅速组建新营头。老营官升任统领，其得力部下分领新营。
在华尔于1862年9月慈溪战死后，李鸿章积极插手常胜军（原洋枪队）事务，虽未能完全掌控，但也吸收了一些其华人士兵和部分愿意效力的低阶洋人军官。
李鸿章这套组合拳效果惊人。在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上海财源）和不断胜利（虹桥后，淮军又接连在七宝、北新泾等地挫败太平军）的鼓舞下，淮军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
从初到上海时的不足10营（约5000人），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通过招降、收编、新募，营头数量猛增至50个营左右！这其中包括了树字、铭字、鼎字、盛字、庆字、松字、建字、玉字、奇字（由原湘军程学启部扩充）、勋字（常胜军部分改编）等各系列营头。
按每营500人左右计算，总兵力迅速达到约2.5万人。这已经是一支足以影响整个苏南战局的强大力量。
利用上海得天独厚的条件，新组建的营头也优先装备采购的洋枪洋炮，整体火器化水平远高于同时期的其他清军，甚至超过了部分太平军主力。
秋高气爽，李鸿章站在龙华校场，检阅这50营、两万余众，装备精良、旌旗蔽日的淮军时，心中豪气干云。短短半年，他完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蜕变：从被嘲笑的“叫花子统帅”，一跃成为手握重兵、坐拥中国最富庶城市、掌控新式军队、拥有务实干练班底的东南强藩！
罢黜杨坊，让他牢牢掌控了上海的财权与政权；构建淮系幕府，为他提供了治理与洋务的智力支持；而淮军的极速膨胀，则赋予了他争雄天下的硬实力。此刻的上海，已不再是薛焕时代的上海，更不是杨坊等买办可以左右的上海，这里是李鸿章的上海。
他遥望西方天京方向，又瞥了一眼租界林立的外滩，眼神深邃。恩师曾国藩“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教诲犹在耳边，但此刻，他心中已燃起更大的野望：以上海为基地，以淮军为利刃，扫平苏南，进而问鼎中枢。而租界里那些曾经轻视他的洋人，终有一天会像欧洲人敬畏俾斯麦那样，敬畏他这位来自东方的铁血宰相！李鸿章的传奇，正随着淮军的铁蹄，在上海滩的烟云中隆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