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处世智慧素来讲究中和之美，忌执一隅而不化。古训有云：“才智英敏者，宜以学问摄其躁；气节激昂者，当以德性融其偏。”此语如明镜照心，揭示了天赋特质需与后天修养相济相成的深意：聪颖者易流于浮躁，当以学问沉潜其心；刚直者或失之偏激，应以德性圆融其志。这不仅是个人修身之要旨，更是成就事业、完善人格的不二法门。
才智英敏，本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然而，如果缺乏学问的涵养，那么这些才智就很容易像没有根基的浮萍一样，变得浮躁而不踏实。那些天资过人的人，往往思维敏捷，能够洞察先机，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常常会苦恼于自己在深入研究方面的不足，以及缺乏足够的耐心。
三国时期的杨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才华横溢，思维敏捷，能够迅速理解曹操的心思，但他却因为过于锋芒毕露，而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这恰恰说明了，仅有才智而没有学问的支撑，以及过于浮躁而不懂得收敛，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再看看苏轼，他年少时就已经声名远扬，才气纵横。然而，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和挫折之后，他终于领悟到了“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道理。正是因为他在晚年不断地深入学习，学问日益深厚，才使得他的诗词文章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消解了他早年的那种少年气盛和浮躁。
学问之道，在于系统而深入的钻研。它要求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像曾国藩所说的那样，“读书要有耐性，如嚼橄榄，愈嚼愈甘”。只有通过这样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过程，我们才能真正地将学问融入到自己的才智之中，使其得到最好的打磨和升华，从短暂的火花变成持久的光源。
气节激昂原本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品质，但如果缺乏德行的圆润融通，就很容易陷入偏激和狭隘的境地。坚守原则、对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固然值得敬佩，然而，如果过度坚持，就可能会变得固执己见，无法灵活应对各种情况。
明代的海瑞，以清正廉洁而闻名，他的道德勇气确实堪称典范。但是，他在处理事情时过于刚硬，缺乏必要的变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实际效果。
德性修养的最高境界并非像钢铁一样坚硬，而是像水一样柔韧——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方法的灵活性。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真正的德性不是要消灭与自己不同的人或观点，而是在坚持自我的同时，能够包容他人。
例如，春秋时期的晏子出使楚国，面对楚国的羞辱，他既没有丧失自己国家的尊严，又能够机智地应对，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又避免了与楚国的冲突，这就是德性圆融的典范。
德性的“融”，就在于消除偏执的蒙蔽，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
更深层而言，学问与德性并非割裂，而是相辅相成、彼此成就的修养整体。学问若无德性引领，可能沦为机巧之术；德性若无学问支撑，易成为空谈之谈。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正在于德性与学问的不可分离——真知必能践行，至德必有真知。司马迁忍辱负重着《史记》，既展现了非凡的史学才学，又体现了坚韧不拔的道德勇气，其作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学问与德性完美结合的丰碑。这种结合使智者不躁、直者不偏，达到人格的完整与成熟。
在当今这个崇尚聪明、鼓励个性的时代，这句古训更具现实意义。社会需要才智英敏之士推动进步，也需要气节激昂之士守护正义，但若缺乏相应的修养平衡，前者可能滑向功利浮躁，后者可能变为极端偏执。我们当以学问为舟，渡越浮躁之海；以德性为尺，丈量偏激之度。让才智在学问的深海中获得沉淀的力量，让气节在德性的滋养中展现包容的智慧。
究其根本，人生的完善不在于特质的单一突出，而在于各种素质的和谐统一。以学问摄才智之躁，以德性融气节之偏，实则是一种自我超越的智慧。它让我们既保有天赋的特质，又不为其所限；既充分发挥优势，又避免可能的流弊。在这种动态平衡中，我们方能真正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并以成熟而完整的人格，为社会贡献既坚实又圆融的力量。这或许就是中华文化“执两用中”智慧在个人修养上的最高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