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陈默在陈公馆的客厅里，翻开了那份报纸。
《申报》的头版，套红印刷，大字标题——“大日本帝国必胜！英美必败！”旁边是一张照片，东条英机站在台上，挥着拳头，嘴张得很大，像是在吼。陈默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他翻到第二版。还是战争的消息。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了，死了两万多人。报纸上说，这是“战略转移”。他把报纸放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龙井，陈福刚泡的，烫，苦，涩。
陈怀远坐在对面，也在看报。他看的是另一份，《大公报》。那是重庆那边的报纸，托人带进来的。上面也有头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陈默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老人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得很慢。
“爸，新年快乐。”
陈怀远抬起头，摘下老花镜，笑了。“新年快乐。”
父子俩对视着。客厅里的座钟响了，当当当，九下。陈默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院子里的桂花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一层薄霜。门口那对石狮子上，也白了。天很蓝，蓝得刺眼。太阳很高，照在那些灰白色的屋顶上，照在那些光秃秃的树枝上。
他忽然想起上个月。那时候他在沪上，也在陈公馆。也是这样的早晨，也是这样的阳光。可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会去东京，不知道会站在那个报告席上。一个月过去了，他做了很多事。也什么都没做。
陈福端了两碗汤圆过来，放在桌上。“少爷，老爷，吃汤圆。新年团圆。”
陈默走回去，在桌边坐下。他端起碗，舀了一个汤圆，咬了一口。黑芝麻馅的，甜，烫。他一口一口地吃，吃完了，把碗放下。
“福叔，新年快乐。”
陈福笑了。“少爷新年快乐。”
他转身回了厨房。陈默站起来，上了楼，关上门。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天。天很蓝，蓝得像假的。他想起那些报纸，那些标题。日本的说自己必胜，重庆的说自己必胜。可他知道，只有一个人会赢。那个人，不是日本，也不是重庆。是时间。时间站在胜利的那一边。
他走到桌边，坐下。铺开一张纸，拿起笔。笔尖悬在纸上，停了很久。然后他开始写。
“雪宁：新年快乐。沪上很冷。你那边，应该更冷。多穿点。别生病。”
他写完了，看了一遍。把信折好，装进信封。明天，小董会来取。明天，她就会收到。明天，她就会知道，他还活着。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太阳已经偏西了，金色的光照在那些灰白色的屋顶上。他看着那道光，忽然想起一件事——这是他潜伏的第五个年头了。五年。五年里，他做过很多事。传递情报，安置炸弹，暗杀汉奸。他以为自己做够了，以为战争快结束了。可现在，战争还在继续。他还在这里。站在这个窗前，看着那片天。
他忽然想笑。不是苦笑，是那种——明知道一切、却什么都改变不了的那种笑。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太阳落下去，久到月亮升起来。然后他转过身，走到床边，躺下。闭上眼睛。
脑子里，是那些报纸上的字。“大日本帝国必胜。”“抗战必胜。”他看着那些字，看着它们打架，看着它们互相撕咬。他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条小船。在大海里漂着，知道前方有风暴，却改变不了方向。只能漂着。等风暴过去，等海面平静，等靠岸的那天。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窗外，月亮慢慢移过去。他睡着了。这一夜，他梦见自己站在海边。海很大，很大，看不到边。他站在那里，看着那片海。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转过头，是那个年轻的人，那双有光的眼睛，那个声音——“陈先生，快靠岸了。”他愣住了。那个人看着他，笑了。然后转身走了，走进那片海。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个背影越来越远。然后他醒了。窗外，天已经亮了。
他下了床，走到窗前。太阳升起来了，照在院子里那棵桂花树上，照在门口那对石狮子上。他眯了眯眼，看着那道光。然后他转过身，走出房间。
楼下，陈福正在摆碗筷。看见他下来，笑了。“少爷，今天气色真好。”
陈默点点头，在桌边坐下。陈福端了一碗粥过来，放在他面前。他端起碗，喝了一口。烫，烫得他舌头疼。可他一口一口地喝，喝完了，把碗放下。
“福叔，今年会胜利吗？”
陈福愣了一下。“什么？”
“战争。今年会胜利吗？”
陈福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笑了。“会的。少爷说会，就会。”
陈默也笑了。他站起来，走出大门。上了车，发动，开出院子。太阳照在挡风玻璃上，刺眼。他眯着眼，看着前方的路。路很长，很长。可他知道，快到头了。他摸了摸怀里的那缕头发。软的，热的。
“雪宁，”他轻轻说了一句话，“快靠岸了。”
没人回答。只有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着他后背。可他知道，她听见了。
车子驶过霞飞路，街面上稀稀拉拉的行人裹紧了棉袄，脸上带着新年伊始的疲惫与麻木。
偶尔有几个穿着和服的日本妇人走过，脚下木屐敲击着冰冷的路面，发出清脆却刺耳的声响。陈默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指节微微泛白。他没有开向公共租界，也没有去日本人的宪兵队，而是朝着法租界边缘的一处僻静弄堂驶去。
那是一处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门楣上的漆早已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木头。陈默停好车，左右看了看，确认无人注意，才推门走了进去。院子里堆着一些杂物，一个穿着粗布棉袍的老妇人正在井边打水，看见他，只是抬了抬眼皮，又低下头继续慢悠悠地摇着辘轳。井水“哗啦”一声涌进木桶，在这寂静的早晨显得格外清晰。陈默没有说话，径直穿过天井，走到最里面那间厢房门口，轻轻敲了三下，停顿一下，再敲两下。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圆框眼镜的男人探出头来，看到是陈默，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亮，侧身让他进来。“陈先生，新年好。”男人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沙哑。
“老周，新年好。”陈默走进房间，反手关上了门。屋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油墨和烟草混合的味道。一张旧八仙桌摆在屋子中央，上面铺着一张上海地图，用红、蓝两色的大头针标记着密密麻麻的点。墙角的炉子上，一壶水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老周给陈默倒了杯热水，递过来：“刚收到重庆的消息，瓜岛那边，日军确实是顶不住了，这次‘战略转移’，损失惨重。太平洋战局，怕是要变天了。”
陈默接过水杯，指尖传来温热的触感。“变天是迟早的事。”他看着桌上的地图，目光落在标注着“汪伪政府”和“日军司令部”的位置，“但我们这边，压力不会小。日本人在太平洋吃了亏，只会在华加紧搜刮资源，镇压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