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拐下106国道之后，路就变得很难走。
全是泥巴和碎石子，宽度刚好卡住车身，两边的甘蔗叶子刮着车皮，嚓嚓的响。
双哥在离砖厂大概三百米的地方熄了灯，靠着怠速往前滑。
车速降的很慢，轮胎碾过碎石的声音被虫叫盖住了。
车停在甘蔗地的边沿。
我透过车窗往砖厂方向看，院墙上没有灯光，一片漆黑，只有鱼塘那个方向有一点橘红色的火星在明灭。
有人在抽烟。
双哥把手搭在档把上，看着我。
“在这等,”我拉开车门,“超过四十分钟我不回来，你开车走，不要进来找我。”
双哥没答应，也没拒绝，就那么看着我。。
我下了车。
经过鱼塘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
塘边的泥地被翻过，还是新鲜的，翻出来的泥颜色比表面的深两个色号。
有一条拖痕从塘坝上一直到水边，看形状是编织袋拖出来的。
水面反着微光。
有一股说不出的腥臭，不是鱼腥味，更重，更甜，黏在鼻腔里，呼出去了还留着。
砖厂的铁门虚掩着。
我推门进去，铰链锈了，发出一声尖叫。
窑炉区空荡荡的，地上散落着碎砖和烧焦的塑料膜，脚踩上去咔嚓响。
最里面的料房，门开着。
里面只摆了一把折叠椅和一盏应急灯，灯泡发黄，把墙壁照出一层脏黄的暖色，椅子上坐着一个人。
不是秋姐，也不是水房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人。
是一个穿布鞋的年轻女人，很瘦，短发，左耳垂上有一颗黑痣。
我盯着她的千层底布鞋。
和同德围门口留下的泥印，一模一样。
女人没起身。
她看着我的腰，位置刚好是饼干盒贴着的地方。
“林远洲让我把第三张盘里该装的东西告诉你。”
我手插在衣服里，饼干盒贴在掌心，手心全是汗。
“你是谁？”
“我叫何小萍,”她说,“阿鬼的老婆。”
海丰人，口音跟小东哥电话里听到的那个女人对得上。
两岁的女儿留在老家，也对得上。
她说阿鬼半年前联系她，让她一个人来广州，住在棠溪村后面的城中村里，什么都不用做，就是等着，如果他出事，就把一份东西交给会带饼干盒来的人。
“他说饼干盒上面印了圣诞老人，红帽子那种。”
我没说话。
何小萍弯下腰，把右脚的布鞋脱了，翻过来，从鞋垫的夹层里抽出一张纸。
纸折了很多次，很薄，展开后有巴掌大。
是手绘的，用的圆珠笔，和收音机底部胶布上的字迹一样，用力不均匀。
不是分销网络。
是水房内部的人事关系链。
最顶端写着一个代号，铜锣。
线条往下分叉，连着秋姐、阿鬼，还有另外三个我不认识的代号，白面、电鳗、过山风。
其中一条线指向一个位置标注，四个字。
省厅内部。
我的脊背从脖子往下一节一节的凉了下去。
青鱼的身份只有省厅知道，青鱼死了，从鱼塘里捞出来的，死了有两三天了。
水房在省厅有人。
“阿鬼现在在哪？”
何小萍低下头，看着自己光着的右脚，脚趾甲剪的很短，大拇指上有一块旧茧。
“那天晚上他把我从棠溪村后巷送走的时候，说最多三天回来。”
她停了一下。
“现在第五天了。”
料房外面突然有了声音。
是引擎声。
不是双哥的面包车。
方向不对，是从砖厂后门过来的。
不止一辆。
至少两辆。
我一把按灭应急灯，整个料房陷入了黑暗。
何小萍的呼吸声急促起来，但没有出声。
黑暗里我听见布料摩擦的声音，她把布鞋脱下来拎在手上，赤脚走路没有声音。
我走到窗口往外看。
两辆面包车停在砖厂后院，车灯没熄，两道白光交叉打在窑炉区的地上，碎砖的影子拉的老长。
下来五个人，手电在院子里扫，光柱一道一道的划过去。
领头的人穿着一件深蓝色风衣，走路的姿势我认得。
脚步不快，重心很稳，每一步落脚都踩在同一条线上。
是秋姐。
她身后跟着四个人。
其中一个被反剪着双手往前推，头上套着黑塑料袋，脚步踉跄，膝盖好像软了一下差点跪下去，又被拽了起来。
袋子被扯掉了。
我差点站了起来。
是浩哥。
嘴角有干涸的血迹，左眼肿的只剩一条缝。
但他站的很直，两条腿一动不动，没有出声。
秋姐站在院子中间，关了手电。
她没有喊我的名字，甚至没有往料房的方向看，只是面朝这边，用正常说话的音量讲了一句。
“你那张第二张盘，上面十一个节点，今晚有九个在同时收货。
你以为水房不知道你拿了什么？”
声音在空旷的砖厂里传过来，很干净，不带回音。
我在黑暗中低下头。
何小萍蹲在我旁边，她的眼睛在黑暗里反着光。
她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但我看清了口型。
三个字，后墙，洞。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料房后墙靠地面的位置有一块砖被抽掉了，洞口不大，但侧着身子刚好能挤过去。
是阿鬼提前安排好的退路。
我看着那个洞口，又转头看向窗外。
车灯把浩哥的脸照的惨白，他的左眼肿成一条缝，但右眼是睁着的，直直的看着料房的方向，他看不见我，但他知道我在这里面。
我低头看了一眼何小萍手里的结构图。
饼干盒贴在腰上，硬币在口袋里，窗外的秋姐还在等。
我把手从衣服里抽出来，推开料房的门，朝着灯光走了过去。
何小萍在身后轻声的叫了我一声。
我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