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的吉林，冬天来得特别早。刚进九月，地里没收上几颗粮食，霜就把残存的苞米杆子打成了黑褐色。风像剔骨的刀子，穿过福贵家糊了三次仍然漏风的窗户纸，在土炕上那个汉子的额头上刻下细密的汗珠。
福贵躺了半个月了。起初只是咳嗽，后来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再后来，整个人像被抽了筋，连翻身的力气都没了。村里的赤脚医生老刘头来看过，摇头说怕是痨病，没药治，只能看命。福贵的媳妇秀兰把家里最后半袋高粱米换了二两红糖，冲水喂他，那点甜味刚进喉咙就被血腥气淹没了。
他们有个刚满月的儿子，取名叫满仓。这名儿是福贵在还能下地时取的，他说等开春了，他要开荒，要种地，要让满仓这辈子粮仓都是满的。现在满仓在秀兰怀里哭，声音像小猫，秀兰的奶水早就干了，只能喂点米汤。
这天夜里，风特别大。院子里那棵老榆树的枝杈敲打着房檐，像有人在试探着要进来。秀兰抱着满仓蜷在炕角，福贵在昏睡中突然睁开眼睛，直勾勾盯着房梁。
“谁？”他声音嘶哑。
门开了，又好像没开。一个瘦高的影子站在炕沿前，背着光，看不清脸。只看见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肩上搭着个褪色的药箱。
“听说你家有病人。”那人的声音尖细，像铁丝刮过陶罐，“我是个走方的郎中。”
秀兰吓得抱紧孩子，福贵却挣扎着撑起身子。他太想活下去了，为了秀兰，为了满仓。郎中伸出手搭脉，那手指细长，指甲缝里藏着黑土。他的脸凑近煤油灯时，福贵看见他鼻尖特别尖，眼睛很小，眼珠子在昏黄的光里泛着琥珀色。
“能治。”郎中收回手，“但我这方子不寻常，要用亲人十年阳寿来换你这条命。”
福贵愣住了。秀兰“扑通”一声跪下来：“大夫，用我的，用我的阳寿！”
郎中摇摇头，尖细的声音里透着古怪的笑意：“得是至亲血脉，刚满月的婴儿最合适，阳气初生，十年阳寿，刚好够治你的病。”
满仓似乎感应到什么，突然放声大哭。秀兰死死抱住孩子，看向福贵，眼里满是哀求。
福贵看着妻子怀里那个小小的生命，又看向墙角那口空米缸，想起自己倒下前，秀兰已经三天只喝凉水充饥。他闭上眼，咬得牙床出血，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我换。”
郎中笑了，露出一排细密的黄牙。他从药箱里取出一把银针，针尖在油灯下泛着冷光。他让秀兰抱来满仓，用针在婴儿脚心轻轻一刺，挤出一滴血珠，那血珠竟不落下，悬浮在针尖上。他又刺破福贵的指尖，两滴血在半空中相遇，融成一粒暗红色的珠子。
“契约成了。”郎中把那血珠按进福贵胸口。一阵刺骨的寒意从胸口扩散到四肢百骸，福贵惨叫一声，昏死过去。
等他再醒来时，天刚蒙蒙亮。秀兰趴在炕沿睡着，满仓在她怀里也睡着了。福贵惊奇地发现，胸口不闷了，喉咙不痒了，身上有了力气。他坐起来，甚至觉得饿了。
秀兰被惊醒，看见他能坐起来，又哭又笑。福贵却不敢看她的眼睛，只低声说：“熬点粥吧，我饿了。”
从那天起，福贵一天天好起来，能下地了，能吃饭了。但满仓却开始不对劲。原本白胖的孩子一天天消瘦下去，夜里总哭，那哭声不是婴儿应有的啼哭，而是断断续续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掐着脖子的呜咽。村里的老人来看，都摇头，说这孩子“没根”，怕是养不大。
福贵心里明白，却一个字不敢说。每当夜深人静，他抱着日益轻飘飘的儿子，总觉得怀里像揣了块冰，那股寒意从满仓小小的身体里透出来，直钻进他骨头缝里。
一年，两年，满仓勉强活着，却总是病。三岁才会走路，五岁还说不清话。村里的孩子都不跟他玩，说他身上有“味儿”，像陈年地窖里的土腥气。福贵拼命干活，开荒、打零工，挣来的钱全给满仓买药。秀兰的头发不到三十就白了一半，她总说：“这孩子是来讨债的。”
福贵听了，心如刀绞。
满仓十岁那年的春天，吉林大旱，地裂得像龟壳。满仓生日那天，福贵从镇上赊了半斤白面，秀兰做了碗面条。满仓吃了几口就吐了，当晚开始发高烧，说明话。福贵冒雨去请老刘头，老刘头把了脉，叹气说：“准备后事吧，这孩子阳火快熄了。”
雨越下越大，敲在窗上像无数小拳头。福贵跪在炕前，握着儿子滚烫的小手，第一次说出了那个秘密。秀兰听完，没哭没闹，只是呆呆地看着福贵，那眼神比骂他打他还让他难受。
“十年阳寿……”秀兰喃喃自语，“今天正好是满仓十岁生日。”
话音未落，门外传来诡异的笑声，像夜猫子叫。福贵冲出去，看见院子里站着那个瘦高的影子，还是十年前那身打扮，肩上挎着药箱。
“时辰到了。”郎中的眼睛在雨夜里发着幽光，“我来收债。”
福贵抄起门边的铁锹：“你骗我！你说用十年阳寿换我的命，没说这十年是他活着的时间！”
“有区别吗？”郎中歪着头，那动作不像人，“他活了十年，你活了十年，很公平。”
“把我的命拿回去！把我的命还给他！”福贵抡起铁锹砸过去，铁锹却穿过郎中的身体，砸在泥地上。郎中化作一团黄烟，消散前留下一句话：“契约已成，血债血偿，这是规矩。”
回到屋里，满仓的呼吸已经微弱得像风中残烛。秀兰抱着儿子，哼着他婴儿时常听的摇篮曲。福贵跪在炕前，把头磕在冰冷的地上，一遍遍说：“爹对不起你，爹对不起你……”
满仓在黎明前断了气。那天天亮得特别慢，窗纸泛白时，福贵看见儿子小小的脸上竟带着一丝解脱般的平静。秀兰没掉一滴泪，只是仔细地给满仓擦洗身体，换上唯一一套没补丁的衣服。
下葬那天，村里来了几个老人帮忙。挖坑时，铁锹碰到了一个硬物，扒开土，竟是一窝黄皮子的骸骨，大大小小七八只，围着中间一只特别大的，那大黄皮子的头骨上，有道明显的裂痕。
老刘头的爹也在场，他盯着那窝骸骨看了半天，突然说：“我想起来了，五九年闹饥荒，有人在这片地里挖到一窝黄皮子，大的被打死了，小的饿死在窝里。那年月，人都活不下去，谁还管畜生。”
福贵突然想起十年前那个“郎中”指甲缝里的黑土，和那身洗得发白的长衫下隐约可见的黄色毛发。他瘫坐在坟坑边，哭不出声，只觉得胸口那个被按进血珠的地方烧灼般的疼。
后来，福贵和秀兰又活了二十多年。他们再没要孩子，福贵变得沉默寡言，只在每年满仓忌日，他会一个人跑到坟前坐一天。村里人说，福贵有时会自言自语，说些“债还清了没有”之类的胡话。
秀兰先走的，临终前握着福贵的手说：“我不怪你了，那年月，谁不想活呢。”
福贵活到七十三，无疾而终。有人收拾他遗物时，在他枕头下发现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撮枯黄的动物毛发，和一根细长的、生锈的银针。
那年饥荒，吉林饿死不少人，活下来的也都带着各种各样的伤。有人说，苦难年头，那些东西也饿，也出来找食吃。人与它们做的交易，从来都不是买卖，而是献祭。只是祭品有时是粮食，有时是牲畜，有时，是比命还珍贵的东西。
福贵下葬那天，又有人看见一只黄皮子在他坟头转了三圈，然后消失在暮色里。那黄皮子走路的样子，像一个背着药箱的郎中，摇摇晃晃，走进了再也无人能追讨的岁月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