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夜，深沉而寂静。
乾清宫西暖阁内，只余梁正（朱厚照）一人对灯独坐。
御案之上，左边摊开着杨廷和呈上的、关于福建水师调拨船只人员的落实方案，右边则是一份来自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的密报，上面详细记录了刘瑾如何暗中授意福建镇守太监及都司官员，在船只兵员上“酌情办理”，阳奉阴违。
两相对照，刘瑾那点心思，如同暗室中的烛火，在梁正眼中清晰无比。
他没有动怒，甚至嘴角还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近乎冷酷的笑意。他轻轻放下密报，身体向后靠在龙椅的椅背上，目光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内心陷入了一片波澜不惊的深海。
‘刘瑾……终究还是坐不住了。’梁正心中默念。他穿越而来，占据这具身体已近四年，从最初的如履薄冰，到如今的逐步布局，他太了解这个时代，也太了解身边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了。
作为曾经的地方一把手，他深谙“政治的本质，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而在这大明王朝，想要做成事情，尤其是在这积重难返的中期，仅仅依靠杨廷和、文贵这样的能臣干吏是远远不够的。
朝堂之上，利益盘根错节，旧勋贵、大地主、以及庞大的文官集团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地支持改革。他们或因循守旧，或利益受损，都是潜在的阻力。
而刘瑾，这个历史上臭名昭着的权阉，在梁正眼中，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奇特的“政治平衡器”。
‘我岂不知宦官干政之祸？’梁正扪心自问，答案清晰无比。他熟读史书，汉唐之鉴，明初之弊，历历在目。‘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杨廷和如今锐意进取，文贵在东南大刀阔斧，他们需要一股来自侧翼的压力，也需要一个……吸引火力的靶子。’
他的思路异常清晰：
首先，刘瑾是旧势力最直观的“敌人”。
杨廷和的改革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但这些暗地里的怨恨，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刘瑾及其阉党，行事张扬，贪鄙酷烈，恰好成为了众矢之的。
清流言官的弹劾，保守势力的不满，很大一部分会先集中在刘瑾身上。这就在无形中，为杨廷和等人的改革，构建了一道缓冲地带，分散了压力。某种程度上，刘瑾是在替他这个皇帝，承受着改革带来的部分反噬。
其次，刘瑾是他用来搅动死水的“鲶鱼”。
福建官场为何对文贵阳奉阴违？不仅仅是因为利益，更是因为惰性，因为那种延续了百年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场习气。
刘瑾伸出的黑手，虽然可恶，却在客观上打破了某种平衡，迫使文贵和杨廷和必须更加警醒，用更缜密的手段、更坚实的政绩（如王良的数据）去应对，去破局。
这就像一块磨刀石，虽然粗糙，却能磨砺出更锋利的刀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刘瑾是他手中一条“可控的恶犬”。
梁正从未忘记刘瑾的危害，也从未真正信任过他。石文义的锦衣卫，就是他悬在刘瑾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刘瑾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下。
他默许刘瑾的小动作，是因为这些动作目前尚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其造成的破坏，远小于其带来的“搅局”和“吸引火力”的价值。
一旦这条恶犬有反噬主人，或者其行为可能危及改革根本的迹象，梁正会毫不犹豫地挥下屠刀。
清除刘瑾，不仅能瞬间收获巨大的政治声望，更能将阉党积累的财富充入国库，为改革提供新的血液——这简直是一举多得的优质“储备资产”。
‘崇祯倒是干净利落地除了魏忠贤，然后呢？’梁正脑海中闪过明末的历史，‘他独自面对整个文官集团的扯皮和空谈，最终煤山殉国。我，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平衡，才是关键。 让杨廷和与刘瑾互相牵制，让文官集团内部也因此产生分化（有依附刘瑾的，有追随杨廷和的，有中立的），他这位皇帝，才能超然其上，稳坐钓鱼台，掌控全局。
这才是最高明的执政艺术，不是非黑即白的铲除，而是灰色的驾驭与利用。
想到这里，梁正提起朱笔，在那份兵部的调拨方案上，流畅地批下了一个“准”字。
对于石文义的密报，他则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便将其挪到了一旁专门存放此类文书的匣子里，未作任何批示。
不批示，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默许。
他不会去提醒杨廷和或文贵，也不会去阻止刘瑾。他要看看，文贵如何凭借自身的能力和即将到手的（哪怕是打了折扣的）资源，去打破福建官场的桎梏，去完成剿灭陈国辉这关键一役。
这既是对文贵的考验，也是他整个改革布局中，必要的一环磨砺。
“王岳。”他轻声唤道。
贴身太监王岳悄无声息地入内躬身。
“传朕口谕给杨先生，福建水师调拨之事，朕已准了。让他督促兵部，尽快落实，不得延误东南剿匪大计。”
“奴婢遵旨。”王岳恭敬应下，退了出去。
梁正重新将目光投向那份密报，眼神深邃如古井。
‘刘瑾，你尽管折腾吧。你每多贪一分，每多跋扈一分，将来我收割之时，民意便更向着朕一分，改革的阻力，也会更小一分。’
窗外的夜色，似乎更浓了。
但梁正的心中，那幅帝国前行的蓝图，却从未如此清晰过。
他利用一切能利用的力量，包括黑暗，只为将那缕来自未来的微光，尽可能远地照进这个古老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