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分析司”内，灯火常明。
黑板上的“漕运新规执行阻力关联图”变得更加复杂，节点增多，线条纵横交错，旁边标注的“天竺数字”和简写符号也愈发密集。
顾云卿眉头紧锁，盯着刚刚送来的几份密报。
“镇江府丹徒县，书吏刘能，其子近日在城中‘宝昌银楼’购入金镯一对，价值不下百两。刘能年俸不过二十石米，折银不足十五两。”一名青衫分析员汇报道，手中拿着从市井线人处得来的消息。
“常州府武进县，漕帮小头目张猛，与其把兄弟在‘醉仙楼’连饮三日，挥霍无度，口出狂言，称‘新规？屁！老子有的是路子’。”
“西苑王待诏处再次确认，镇、常两府近半月漕粮入库数据，损耗率低至四分，且各仓数据高度一致，几乎无波动，不符合常理。”
一条条看似孤立的信息，被汇总到分析司，经过筛选、比对、分析。
顾云卿拿起粉笔，在黑板上“镇江\/常州胥吏集团”节点旁，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并在旁边标注：“资金异常流动？统一口径？疑似新型舞弊？”
“他们不可能凭空让损耗消失，”顾云卿喃喃自语，“要么是虚报入库数量，要么是在我们尚未注意的环节做了手脚…比如，运输途中？或者…计量工具？”
他猛地转身：“立刻查！镇、常两地近期有无新制或校验过量斛、秤砣？有无同一批胥吏在不同仓场间轮换？重点查与漕帮往来密切的胥吏！”
分析司再次高速运转起来。算盘声噼啪作响，负责文书检索的分析员在浩如烟海的旧档中寻找蛛丝马迹，负责外部联络的则通过特定渠道，将调查指令传递给外勤的锦衣卫力士。
旬日后，一份初步分析报告摆在了石文义的案头。
报告指出，镇、常两地可能存在一种新型的、更加隐蔽的集体舞弊模式：胥吏与漕帮勾结，通过私自铸造、使用略小于官颁标准的“私斛”、“私秤”在征收环节盘剥粮户，但入库时仍按官斛计量，从而制造出“低损耗”的假象，而实际多收的粮食，则通过漕帮渠道私下贩卖，利益由胥吏、漕帮及可能涉及的仓场官员分润。其操作流程隐秘，且由于是集体行为，内部互相包庇，难以查证。
石文义看着这份逻辑清晰、推论大胆却又环环相扣的报告，心中震撼。
若在以往，仅凭几条风闻和资金异常，根本不足以形成如此明确的调查方向。
他立刻将报告密奏朱厚照。
朱厚照览奏，眼中寒光一闪。果然，旧的利益链条被打断，新的、更狡猾的变种立刻出现。
“告诉石文义，按分析司指引，秘密抓捕丹徒县书吏刘能、武进县漕帮张猛。不必动刑，分开突审，重点询问‘私斛’来源、流转环节及分赃明细。撬开他们的嘴，拿到实证！”朱厚照下令，“动作要快，避免打草惊蛇！”
与此同时，朱厚照也意识到情报分析司的价值远超预期。
他下旨，将分析司的权限提升，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直接调用户部、工部部分非核心档案数据，并增拨经费，用于发展更隐秘的外部信息源。
分析司的地位悄然提升，那些身着青衫的分析员们，虽然品级不高，却掌握着洞察时局的关键钥匙。
他们不再仅仅是锦衣卫的附属，开始成为一个独立且至关重要的情报分析核心。
而这一切，都依赖于那看似不起眼的“天竺数字”、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和对海量信息的梳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