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又打退一次对方冲锋，包达蹲在前沿壕里抽着烟。他抬头看看天上飘落的雪花，骂骂咧咧道：“这都快要过年了，这帮王八犊子咋还不滚蛋呢？狗日的没家吗？”
听得出他现在很烦躁。很多人现在都是这个心态——过年可是大事儿。让人没法好好过年是大仇。中国人把过年看得比命还重，能在这天晚上吃上一顿热乎饺子，这一年就算没白熬。可现在呢？蹲在冻土壕沟里，炮弹在头顶飞，刺刀在面前晃，连口热水都得省着喝。
郭老西儿叼着烟，眯着眼睛拿一小块油石蹭着刺刀。刀刃在油石上来回拖动，发出细密而均匀的摩擦声，每一下都带下几点细碎的铁屑，刃口在雪地的反光里泛着冷蓝色的光。闻言他冷哼一声：“这帮杂艹的，是不是人养的都说不准呢，哪来的家。”
包达猛地抽了两口烟，有些烦躁地锤了锤那条瘸腿。天冷的时候，那条腿的旧伤就会隐隐作痛，不是骨头疼，是筋疼，像有一根细铁丝从膝盖一直拽到脚踝，怎么放都不对劲。
他锤了两下，没用，索性不锤了，转头对三炮道：“三炮，干娘的香肠灌好了吧？”韩老太太每年临近年关都会灌一堆香肠，几十斤起步，多的时候上百斤。
听说好些闯关东过来的人家都会这个手艺。包达一开始嫌弃那玩意儿不好看——黑乎乎的一长串，挂在阳台上像晾衣服的绳子，肉馅从肠衣里鼓出来，疙疙瘩瘩的。但吃了一回成品之后，就年年惦记着。那种咸中带甜、肥瘦相间的味道，咬下去肠衣在齿间崩开的脆响，是过年最实在的味道。
正在擦枪的三炮抬起头，认真想了想，说：“娘说今年不灌了。她怕日本人打进去没地方晾，糟践了东西。”
包达闻言，把烟头在腿边的冻土上狠狠捻灭，恶狠狠地咒骂了一句。他没有说具体骂的是什么，但蹲在旁边的人都知道他骂的是什么。
郭老西把刺刀装好，油石收进怀里。他点上一根烟，若有所思地吐出一口烟雾，烟雾在战壕潮湿的空气里散得很慢，贴着胸墙上的沙袋缓缓外渗。“前两天儿，我看见三炮认识的那个蒙古人带人进战壕了。我琢磨着，应该是快了。”
三炮闻言若有所思地抬起头：“你是说纳楚克·布仁巴雅尔？他们不是骑兵吗？”
郭老西咧咧嘴：“骑兵下马也是兵啊。吴六福他们联防队都开始来前沿壕轮岗了——连联防队都上来了，说明上面在攒劲，就差最后一哆嗦了。”
包达沉默了。他又点上一根烟，心事重重地盯着对面那片被炮火反复犁过的焦土。焦土上覆着一层薄薄的新雪，白得刺眼，但雪下面还是黑的——被弹片翻起来的冻土、烧焦的草根、浸透了的油渍和血迹，不管下多少场雪都盖不住。他把烟夹在指间，没急着往嘴里送，只是在膝盖上轻轻磕了两下，弹掉一截烟灰，声音忽然低了下来：“这到底还得挺到什么时候啊。”
郭老西把枪托往地上一杵，手撑着枪管站起身来，透过胸墙上的射击孔往对面瞄了一眼。对面战壕静悄悄的，只有几缕炊烟从堑壕深处飘出来——关东军也在做饭。
他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才重新蹲下来，就着烟头续上新的一根，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楚天王仁义。咱们这边轻伤都拉回去治疗了——伤好了还能归队，伤重了也能躺在暖和的病房里，有人给换药，有人给喂饭。我估摸着对面已经冻死不少人了。你没发现吗？对面有些人穿的挺板正，但有些人破衣娄嗖的。估计是日本人抓来的炮灰——关东军自己的冬装都配不齐，那些被抓来填线的朝鲜人就更不用说了。咱们难受，他们更难受。”
包达点点头，把手里的烟送到嘴边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的时候带着一声闷闷的哼：“嗯。那些人是朝鲜人——朝奸。一开始日本人只用他们挖沟，现在开始用他们填线了。”
填线和挖沟是两码事。挖沟的人还有可能活着回去，填线的人就是拿来挡子弹的。关东军把朝奸塞进前沿壕，让他们趴在最前面，等苏美洋这边一开枪，先死的全是他们。
韩三炮把擦好的枪拿在手里看了看，对着射击孔透进来的一缕天光审视枪管里的膛线——膛线清晰，没有锈迹。他满意地把枪立在身边，忽然开口骂了一句：“这帮混蛋，都冻死才好呢。”
包达和郭老西同时转头，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这个老实人说脏话了。这可是稀罕事儿。
韩三炮平时话就不多，跟人吵架翻来覆去就那几句，骂人更是从来没超过“王八犊子”这个词。但他刚才那一句是真真切切的诅咒，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压都压不住的恨意。他是想起了纳楚克他们部族这些年被日本人祸害的事，还是想起了哪个冻死在战壕里的弟兄，没人知道。他说完就又把枪拿起来继续擦，好像刚才那句话不是他说的。
孙国栋嘴里叼着面饼，忍不住好奇地看着身边新来的老毛子。这个老毛子长得跟苏联教导团那些干部差不多——高鼻梁，深眼窝，颧骨很高，但比那些干部瘦，也老，眼角有密密麻麻的细纹，像是被风沙刻上去的。他脖子上挂着一副望远镜，倚靠着战壕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个有些破旧的笔记本，正用钢笔在上面不停地写写画画。那本笔记本的封面已经磨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边角翻卷着，里面夹着几张折好的地图和一小截铅笔头。
似乎是感受到了身边的目光，谢尔盖停下笔，扭过头冲孙国栋笑道：“你好啊，小兄弟。”
孙国栋当然见过老毛子——在苏美洋的街上，在训练场上，到处都能看见苏联教导团的人。但他没跟老毛子在一个战壕趴过。
那些人对他来说一直是“教官”，是站在训练场边上吹哨子的人，是穿着笔挺军装从食堂窗口前面排队走过的人。他们住在苏联干部的宿舍区，吃的是单独的小食堂，跟普通士兵之间隔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
但现在这个老毛子就蹲在他旁边的战壕里，跟他一样趴在胸墙上，一样浑身泥浆，一样被硝烟熏黑了脸。他袖口还蹭着一片暗红色的血迹，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冻土。
孙国栋终究还只是个十五六的孩子，心里藏不住事，实在是没忍住好奇，开口问道：“干部儿……也得来填线儿吗？”
谢尔盖闻言笑了。他把笔记本合上，塞进怀里，用有些口音的中文说：“干部就不是苏美洋的兵了？这里没有干部。我叫谢尔盖·马尔琴科，你可以叫我谢尔盖。我是你的战友。”
孙国栋觉得他在扯犊子。他挠挠头，憨憨地笑了笑。忽的转念一想，对啊——楚天王不也在他那个位置趴过吗？楚天王是这座城里最大的人物，但他趴在这条战壕里的样子，也就是一个端着砍刀往对面冲的兵。干部多鸡毛啊？天王都是兵，干部还能不是兵？
感觉自己想通了的孙国栋咧开嘴笑了。他把嘴里叼着的面饼拿下来，从怀里又掏出一张白面饼递给谢尔盖：“你吃不？”肉干和肉饼他没舍得拿出来——那是楚中天给他的，他一直藏在贴身的口袋里，每天只舍得撕一小块嚼。
谢尔盖倒是没嫌弃那张干巴巴的面饼。他笑着说了声谢谢，就把饼拿过来，撕下一小块塞进嘴里。面饼被孙国栋用体温捂得温热，吃着还有些淡淡的咸味。
不知道是饼本身就加了盐，还是揣在怀里被汗浸出来的。把干粮揣在怀里被汗沾染，这是战场上的常规操作。别扯什么卫生不卫生、恶心不恶心——这里是战场，盐分是金贵的东西。
人出汗会流失盐分，不吃盐就没力气，没力气就端不动枪、拼不动刺刀。汗浸过的饼虽然味道不怎么样，但那里面的盐是实打实的。
谢尔盖嚼着这块带着一个少年兵体温和汗味的面饼，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在佩列科普战役的战壕里，一个乌克兰老兵也这么分给他半块黑面包。那面包硬得能硌掉牙，上面还沾着炮火的硝烟味。已经十五年过去了，他蹲在万里之外的异国战壕里，嚼着一块同样被汗浸过的面饼，旁边坐着一个跟他当年差不多大的少年兵。
俩人正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楚中天来了。
他身后跟着拴住和盖中华。看到俩人正在聊天，楚中天笑着问道：“怎么样，谢尔盖？还习惯吗？”
谢尔盖站起身来，笑着点点头：“我待在战壕的时间，要比在办公室里久，楚天王。”
楚中天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习惯就好。”他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散了一圈——给谢尔盖一根，给盖中华一根，给拴住一根，给孙国栋也扔了一根。孙国栋接过烟，没点，小心翼翼地塞进了胸前的口袋里。他不会抽烟，但楚天王散的烟，他不舍得抽。
谢尔盖点着烟，吸了一口，把笔记本从怀里掏出来翻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这几天的观察——冲锋时间、兵力配置、朝奸填线的比例变化。“日军的进攻很明显变得绵软了。他们现在冲锋的时候会裹挟大量仆从军，以前是一个小队里混两三个朝鲜人，现在是一个小队里关东军士兵只剩两三个，剩下的全是朝鲜人。”
他把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上面画着几条歪歪扭扭的折线，每一条线的末端都在往下走，“我估计他们快撑不住了——不是士气撑不住，是后勤撑不住了。关东军的冬装补给断了至少三轮，新到的冬装优先配给给关东军自己的士兵，很多朝奸甚至连棉鞋都没有，脚趾头冻掉了一大片。冻掉脚趾的人没法冲锋，只能趴在战壕里等死。”
楚中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雾从鼻腔里缓缓喷出，在战壕潮湿的空气里跟谢尔盖吐出的烟雾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嗯。咱们难受，他们更难受。我在作战室的时候就注意到那些朝奸的冬装问题了——有人裹着草席，有人用破布把脚缠了一圈又一圈，还有人干脆把冻僵的脚伸进挖出来的松土里取暖。冻土的温度其实比空气高一度半度，就那么蹲着，一直蹲到脚完全失去知觉，然后被赶上冲锋路，没跑几步就摔倒，再也爬不起来。”他顿了顿，把烟灰弹在脚边的冻土上，“但他们还在冲。不是因为不怕死，是因为日本人拿枪顶着他们的后脑勺。往前冲是死，往后退也是死——往前冲至少还有一线机——”
通！通！通！
几声脆响从对面传来，紧接着是迫击炮弹划破空气的尖啸——短促，尖锐，像一根被猛地拉断的琴弦在空中弹响最后一声。炮弹落在双方战壕之间的焦土上，炸起的冻土和碎草混成一片灰黄色的幕布，幕布还没落下，日军的冲锋小队就已经到了半途。
谢尔盖一把抓起身边的步枪——刚才跟孙国栋聊天时还靠在胸墙上的那支——拉栓、上膛、抵肩，动作一气呵成。他对着瞄准镜里那些从扬尘中冲出来的身影，咬紧了后槽牙：“迫击炮！他们要来了！”
孙国栋已经在瞄准了。他的左眼贴在照门后方，右眼睁着，枪口稳稳地跟着冲在最前面的那个日本兵移动。那个日本兵跑得很快，钢盔在雪花里一闪一闪，像一颗在浊水中沉浮的铁珠子。孙国栋的手指搭在扳机上，呼吸放得很慢，慢到呼出的一口白汽在枪管上方凝成一小团模糊的雾。他等的是对方冲过那棵被炸断的桦树桩——那个位置他打了不下五十次，弹道已经刻在骨头里了。
楚中天从身后拔出两把砍刀。刀鞘是用牛皮自己缝的，缝得不太平整，针脚粗得像麻绳，但结实。他把刀在手里掂了掂，刀刃在雪地的反光里泛着冷白色的光。他把烟叼在嘴里，火星在雪花里明灭了一下，对孙国栋笑道：“你自己瞅机会吧。我上了。”
说完，他三步就窜出了壕沟。
这一次他用的不是短枪，是两把砍刀。在堑壕白刃战里，刀比枪好使——枪只能捅一个方向，刀能砍一圈。他在冲出壕沟的瞬间弓着腰，左手刀横在胸前护住要害，右手刀拖在身后蓄力。第一个日军冲到面前，刺刀直刺他的胸口，他左手刀往外一格，刺刀偏开，右手刀从下往上撩起——刀刃从对方的腰侧划过，切开军装、切进皮肉，血喷出来的时候他还往前冲了半步，从那个倒下的人身边擦过去，直奔下一个。
他甚至能两刀同时砍向不同的人。左边一刀横扫，右边一刀下劈，两个方向的动作几乎是在同一瞬间完成的，没有任何停顿，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姿势。左手刀砍在左边那人的枪管上，溅起一串火星，那人被震得虎口发麻，枪脱了手；右手刀从右边那人的肩膀斜劈下去，刀刃砸在锁骨上，咔嚓一声，骨头断成两截。
本来还抱着步枪瞄准的谢尔盖看得热血沸腾。他盯着楚中天在人群中纵横捭阖的身影，手指从扳机上松开，毫不犹豫地一把丢开步枪，抄起靠在胸墙上的苏联工兵铲，跃出战壕，大吼一声：“乌拉！”开始向中线冲锋。
那声吼是从腹腔最深处顶出来的，带着一股压都压不住的决绝。他手里的工兵铲不是武器，是工具——在佩列科普用它挖过战壕，在喀琅施塔得用它敲碎过冰面取水，但此刻他抡着那把铲子，大步冲向中线，跟楚中天一样，他也没有回头。
这一声“乌拉”仿佛是打开了某种开关。
最开始是从谢尔盖冲出去的方向传来——另一名教导团的政委，一个谢尔盖带过的学员，听到那声乌拉时正在给一个新兵示范怎么在堑壕拐角处设伏。他把手里的粉笔一扔，抄起步枪，吼了一声“乌拉”，跟着冲了出去。
然后是前沿壕尽头、靠近交通壕拐角的地方，一声更远些的乌拉响起。紧接着，后勤堑壕的顶部也传来回声——那里蹲着几个刚从训练场上调过来的新兵，第一次听到这声吼，愣了一下，然后有人下意识跟着喊了出来。
声音在战壕里回荡，从一道壕传到下一道壕，从一组炮位传到下一组炮位，像波浪一样沿阵地蔓延开来，一声接一声，越来越密，越来越响，最后连城墙顶上的观察哨也听到了——阵地各处零零散散地响起了乌拉声，不等任何人的命令，苏联教导团的人扛着步枪、端着刺刀、抡着工兵铲，从各处的阵地上翻出战壕，汇入冲锋的人潮。
拴住手里握着两把刺刀，弓身向前，像一只正在狩猎的豹子。他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脚步快得吓人，每一步都踩在松软的冻土上，留下一个浅浅的脚印，人已经窜出去好几步。
盖中华抽出自己背着的牛尾刀，默不作声，大步向前。刀鞘是旧的，刀柄上缠着已经发黑的布条，但刀刃是磨过的，在雪光里泛着冷芒。他不快，但稳，迈出去的每一步都像钉子钉进地面，刀尖朝后拖在地上，在冻土上犁出一道细细的长线。
远处的板垣似有所感。那种直觉是在战场上磨了十几年才能培养出来的，不是听到什么具体的动静，而是战场的气场忽然变了。
他举起望远镜，第一个就看到了拿着双刀大杀四方的楚中天。楚中天的身影，不论多远他都能一眼认出来，化成灰也能认出来——那个在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卷宗里出现过无数次的轮廓，那个在安达废墟里指挥迫击炮手用诡雷炸掉关东军先遣队的背影，那个他斗了十年、打到苏美洋城下从未真正压倒过的对手，此刻就在战场中间，刀刃横飞，血溅雪地。
但这不是重点。板垣的望远镜扫过楚中天，扫过后面的冲锋人群，忽然定住了。他看到了谢尔盖——高鼻梁，深眼窝，苏联军装外面套着一件苏美洋后勤配发的棉马甲，手里抡着一把苏联制式工兵铲。
那张脸绝对不是亚洲人。板垣连忙拿着望远镜扫视整个战场：左边冲锋线上有两个苏联人，右边交通壕出口还有三个，后勤堑壕的顶部有一整队人刚刚翻出战壕——全都是苏联人。苏联人，不止一个。他们散在苏美洋的冲锋队伍里，没有旗帜，没有标识，但如果用望远镜一个一个地看，每一颗探出阵地的钢盔下面，都可能是苏联人的脸。
板垣放下望远镜，闭上眼，深吸一口气。那口气在胸腔里憋了好几息，久到他身后的参谋都以为他在犹豫。但板垣知道，他没有在犹豫。他只是在接收一个事实——苏联人真的来了。不是外交照会上的抗议，不是莫斯科发来的警告，是苏联军人，拿着枪，站在苏美洋的战壕里，跟苏美洋的守军一起冲向关东军的阵线。这不再是关东军和一座地方武装之间的冲突了，战争的政治性质从这一刻起彻底改变了。
他睁开眼，抽出指挥刀，刀锋在飘落的雪花里划出一道弧线。他的声音很沉，但传得很远，指挥所里每个传令兵都听得清清楚楚：“吹冲锋号！全军突击！”
日本人是很少吹冲锋号的。他们一般突击会用军哨——短促、尖厉、三声一组——为的是防止对方听到，这种蝇营狗苟的小家子气倒是符合他们的人设。
但板垣这一声命令，是让号兵把真正的冲锋号吹响。他不需要藏了。苏联人已经来了，这场仗他已经扛到了极限，就算现在撤，军部也不会让他切腹了。所以他要打最后一场——不是为了赢，是为了体面。为死在安达的、死在苏美洋城下的、冻死在战壕里的那些士兵，堂堂正正地吹响一次冲锋号。
呜——呜——呜——
日军的冲锋号声从对面战壕里响起，所有正端着刺刀往前冲的关东军士兵听到这个声音，先是微微一怔——他们太久没有在战场上吹过冲锋号了，久到很多人以为自己的部队压根没有配发号角。然后有人最先反应过来，那是蹲在前沿壕里待命了大半个时辰的板垣的警卫中队，里面一个年轻的少尉——板垣在陆军士官学校时亲自带过的学生——听到号声响起的瞬间，整个人的眼眶都红了。他把钢盔往头上一按，端起刺刀，用尽全身力气高喊：“为了天皇陛下！板载！”
这一声喊算是提醒了所有人。整个关东军前沿阵地像被电流击中，士兵们红着眼从战壕里跃出，如潮水一般端着刺刀、吼着“板载”开始冲锋。那个少尉冲在最前面，他跑得很快，雪地在他脚下扬成一阵白雾。身后的士兵踩着他的脚印跟着冲，钢盔上的五芒星在雪光里一明一灭。有人边冲边骂，有人边冲边哭，但所有人都在往前跑。
郭松龄站在城墙观察哨，望远镜里，双方冲锋的人群在中间地带即将迎头撞上。他猛地放下望远镜，手在垛口上重重拍了一掌，大吼道：“司号员！吹冲锋号！”
呜——呜——呜——
苏美洋的冲锋号也响了。
这道号声比对面的号声更浑厚，是苏联制式的铜号，号管比北洋军号更宽，声音比关东军的冲锋号厚了整整一层。它从城墙顶上炸开，朝南面层层推进，听见的士兵们只觉得胸腔里堵了一冬天的东西终于能喷出来了。
双方心里堆积的郁闷，在这一刻爆发了。苏美洋这边喊着“杀——”，关东军那边喊着“板载——”，两股人潮从各自的战壕里涌出，在过了中线、距离彼此阵地都只有五百米的这片焦土上轰然撞在一起。刺刀对上砍刀，枪托对上旋风铲，钢盔对上棉帽，日语对上中文和俄语。双方都积了太久的憋屈，在这一刻把刺刀捅进对方的身体里。有人抱着敌人一起滚进弹坑，有人在倒下之前还在喊着什么——喊杀，喊板载，喊娘，喊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名字。
雪花还在落，落在活着的人和死了的人身上，一样冰冷，一样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