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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钢放下手里的茶杯,沉吟片刻,又拿起了那台黑色手摇式电话机的听筒。

“总机吗?麻烦帮我接一下第一机床厂,找技术科的刘光齐。”

电话里传来总机接线员清脆的应答声。这年头打外线电话不容易,要先经过分局总机,再转厂矿总机,层层接驳,得有点耐心。李成钢握着听筒,手指在电话线上一圈一圈绕着,听着线路里偶尔传来的“刺啦”电流声。

约莫等了两三分钟,那边终于传来一个带着些许厂区嘈杂背景音的男声:“喂?我是刘光齐,哪位?”

“光齐啊,我是李成钢。”李成钢声音平和。

“成钢哥?”刘光齐明显有些意外,声音拔高了些,“哎哟,您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是不是我家老爷子有什么事?还是光福,光天怎么啦?还是彦之……”

“别紧张,彦之没事,挺好。”李成钢先安了他的心,然后简洁地把昨天吴鹏接警、去纺织厂调查、以及最终查清是邓本忠因嫌贫爱富、干涉女儿恋爱而诬告刘彦之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刘光齐显然是听进去了,而且心情颇为复杂。再开口时,声音里带着后怕,更带着感激:

“成钢哥,这事儿……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和所里的同志们!要不是你们办案认真,不偏听偏信,我这孩子,平白无故就要背个‘流氓’的名声! 他在轻化局刚站稳脚跟,要是传出去被公安找过,哪怕最后没事,领导、同事怎么看?这辈子的前程可就毁了!我……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李成钢道:“光齐,咱们一个院里长大的,不说两家话。彦之这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知道他是个本分踏实的好苗子。公安办案,讲的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会冤枉好人。这事就算结了,你回去也别跟孩子多提,更别去找邓家闹。那老头已经被我们批评教育了,保证不再干涉。两个孩子……我看他们感情倒是不错,年轻人的事,让他们自己处去。”

“是,是,我听您的。”刘光齐连连应声,情绪平复了些,又带着几分感慨,“成钢哥,其实这事也怪我。调回北京这大半年,光顾着新单位新环境,跟彦之沟通也少了,孩子处对象的事我都没摸清底细。回头我得找他好好聊聊。”

他顿了顿,忽然说:“成钢哥,还有件事,我想着……”声音里带着几分斟酌和热切,“我调回四九城也有一阵子了,一直忙忙叨叨,也没顾得上跟院里的老邻居们好好聚聚。小时候咱们一个大院里长大,您、我、大茂、解成他们几兄弟,还有傻柱他们,加上我家光福,光天。虽说这些年各家有各家的经历,可那份老街坊的情分,到底还是在的。我想着,找个周末,咱们几个同辈的老哥们儿,一起聚一聚,吃顿饭。 地方就定在阎解成那馆子,一来给他捧捧场,二来咱们也叙叙旧。您看成吗?”

李成钢听了,心里泛起一阵暖意,也有些感慨。时代在变,人也在变,但四合院里那种老邻居、老街坊的羁绊,终究是深埋在大家心里的。刘光齐这个提议,既是感谢,也是一种回归和维系。

“行啊,这是好事。”李成钢爽快应道,“定好了日子,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尽量安排开。”

“哎!好嘞!那我回头先跟大茂、解成他们联系联系,看看时间。”刘光齐的声音明快起来,“到时候成钢哥您一定得来,咱们好好喝两杯!”

挂了电话,李成钢把听筒放回叉簧上,手指轻轻在电话机上搭了一会儿。窗外,梧桐叶正黄,秋阳透过玻璃,在桌面上投下一方暖光。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刚从部队回来到派出所当片警时,骑着那辆破钻石自行车,穿梭在南锣鼓巷的每一条胡同里。那时候,刘光齐还是个学习优秀的初中生,跟在刘海中身后,闷声不响;许大茂刚进厂宣传科,见人三分笑;阎解成还在街道木材厂混日子,谁也想不到他后来能开饭馆、开录像厅;傻柱……傻柱那时候就已经是食堂大师傅了,掌勺炒菜时威风凛凛。

二十多年过去,大家都老了,也都在时代的浪潮里,找到了各自的位置。有过隔阂,有过竞争,有过算计,甚至有过红脸争吵。但真要坐下来,端起酒杯,那些年久日深的邻里情,还是会像老酒的陈香一样,慢慢透出来。

刘光齐这顿饭,说是叙旧,其实也是一种微妙的“回归”——从石家庄回到四九城,从少年到中年,从父辈的庇荫到承担起自己的家庭。他需要这样一个场合,重新确认自己在这片故土、这群熟人中的位置。

李成钢想,到时候自己应该去,而且要带瓶好酒。不是为了刘光齐的感谢,而是为了那条长长的、住过几代人的胡同,为了那些在屋檐下、水缸边、公用厨房里积攒了几十年的烟火气和人情味。这些东西,在秋风渐起的四九城里,正在被越来越多新鲜事物冲淡,却也更显得珍贵。

他收回思绪,重新翻开桌上那本厚厚的治安工作日志,钢笔尖落在纸面上,开始记录今天这桩“案子”的处理经过。在备注栏里,他工工整整写下一行字:

“经查,实为家庭干涉婚姻自由引发之诬告,已调解处理。双方达成谅解,不立案。”写罢,合上日志。窗外的梧桐叶,又飘落了一片。

李成钢刚放下案卷,茶还没泡上,值班老民警甘超就一头撞了进来,脸上带着少有的慌乱。

“李所!帽儿胡同那边出事了!计生办的人在那儿搞出事了!”甘超喘着粗气,“街道打来电话,说计生办的人要强行带一个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去医院引产,结果那妇女不愿意去,不知怎么弄的,从台阶上摔下来了,见血了!现在群众把计生办的人围在里头,不让他们走,眼看就要动手了!街道让咱们赶紧过去,晚了怕出人命!”

李成钢脑子里“嗡”了一声。计划生育,国策,高压线,也是基层矛盾最集中、最容易引爆的火药桶。这种事处理不好,轻则群众闹事,重则演变成恶性事件,责任谁也担不起。

“别急。”他强迫自己冷静,一边起身往外走,一边迅速交代:“吴鹏!刘峰!小汪!小朱!还有那个谁谁谁……院里集合,跟我走!老肖,你和老胡守家,有情况随时联络!”

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所有人,别带警棍、铐子! 更别带枪!只穿警服,带工作证!”

老肖追出来,压低声音:“李所,要不要通知分局巡逻大队?万一……”

“暂时别。”李成钢快步走向院里停着的边三轮,脑子里飞速转着,“现在叫人来,场面只会更乱。我们先去控制住,不行再说。”

他心里清楚,这种涉及计生政策的群体性事件,上级往往也很敏感。巡逻大队来了,不管采取什么措施,事后都可能被放大解读。他自己先去看看,能化解尽量化解,实在不行再请求支援。

吴鹏等人迅速集结。两辆边三轮和一辆正三轮摩托,载着七八个民警,没拉警笛,但速度很快,沿着鼓楼东大街向东,拐进南锣鼓巷,再往南,直插帽儿胡同。

还没到现场,就看见胡同口已经堵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少说上百号,有妇女抱着孩子,有老头老太太,也有年轻小伙子,个个义愤填膺,七嘴八舌地朝里嚷。胡同里传来哭喊声、叫骂声,还有小孩的哭声。

“让一让!让一让!公安民警来了!”吴鹏在前头开路。

人群稍微让开一条缝,但各种目光——愤怒的、审视的、期盼的——齐刷刷射过来。有人喊:“公安同志,你们可要主持公道!计生办的人太欺负人了!”也有人阴阳怪气:“民警来了,肯定是帮计生办的!”

李成钢充耳不闻,大步往里走。

穿过人群,来到事发地点——一个小院门口。院门半开,门外地上有斑斑血迹,触目惊心。一个年轻妇女半躺在地上,脸色惨白,捂着肚子,痛苦呻吟,旁边跪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满脸是泪,浑身发抖,正朝围着的人磕头:“求求你们,让我媳妇去医院!她流血了!求求你们……”

可围着计生办干部的人群根本不理会他。七八个穿着蓝色便服、臂戴“计生检查”红袖章的人,被百八个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围在墙角,出不来。为首的个中年男子,还强撑着大声说:“我们是执行国家政策!你们这是妨碍公务!要坐牢的!”但他的声音淹没在群众的怒吼里:“什么政策!把人弄成这样还有理了!”“找个车来!先把人送医院!”

局面一触即发。李成钢一眼扫完,立刻分工:“吴鹏,你带人先把受伤的妇女抬上车,送去附近医院! 刘峰,你马上把所里那辆正三轮开过来!小汪,小朱,你们站在胡同口,不要让更多群众挤进来,但不要推搡,态度好一点!”

他自己深吸一口气,拨开人群,直接走到那个跪在地上求情的男人面前,蹲下身,声音不高但清晰:“我是交道口派出所所长李成钢。你媳妇叫什么?你叫什么?别怕,人我们马上送医院。你起来,跟我说情况。”

那男人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把攥住李成钢的手,语无伦次:“我叫张德山……我媳妇叫李玉梅……她、她怀孕七个月了,是第二胎……我们不是超生,我第一个孩子有残疾,政策允许再要一个!我们有证明!我们有证明!”他拼命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但计生办的人说证明不管用,非要拉她去引产……我媳妇不从,他们就拉她,她就……就从台阶上摔下来了……”

李成钢接过证明,扫了一眼——是医院出具的第一个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证明,附有主治医生签名盖章诊断书,按政策确实可以生育第二胎。

他的脸色沉了下来。

这时,那被围的计生办负责人还在喊:“政策就是政策!区里下达了计划外怀孕补救指标,我们也是按指标办事!”李成钢转头,看了那人一眼,没接话,而是对张德山说:“你媳妇必须马上去医院。车就在胡同口,我的人会送。你别担心,这事我来处理。”

吴鹏已经带着两个民警把李玉梅小心翼翼地抬上了门板。张德山踉踉跄跄跟过去,李成钢对吴鹏低声说:“到医院后,和医院领导说下特殊情况,费用的事不用考虑,马上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