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府衙的正堂里，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苏砚秋坐在客座上，手里攥着一卷漯河河道图，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对面的漯河知府赵文轩，额头上渗着冷汗，双手在袖袍里绞成一团。
“赵大人，老夫问你，这漯河沿岸百里，大小渡口二十余处，为何三年来，一座新桥都未曾修建？”苏砚秋的声音不高，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目光扫过堂下的几位官员，“百姓乘渡船，遇风雨便滞留两岸；商贾运货，绕路而行多耗三成成本。你说，为何不修桥？”
赵文轩慌忙起身，拱手道：“苏相息怒，非是下官不愿修，实是……实是府库拮据，去年修堤已耗去大半钱粮，实在腾不出款项。”
“府库拮据？”苏砚秋猛地将河道图拍在案上，图上的渡口标记被震得发颤，“老夫昨日在渡口所见，仅‘惠民渡船’一项，每月维护、人工开销便需五十贯，二十处渡口一年便是一万二千贯！若修一座石桥，一次投入虽多，十年内无需大修，孰轻孰重，你算不清这笔账？”
旁边的通判张启元上前一步：“苏相有所不知，修桥需征调工匠、石料，沿岸百姓恐有怨言……”
“怨言？”苏砚秋打断他，眼神锐利如刀，“昨日渡口有位老妪，为送孙儿上学，冒雨乘渡船，险些落水。她拉着老夫的手说‘若有桥，何苦遭这份罪’。你说百姓有怨言？他们怨的是官府不作为，怨的是明明能修桥却眼睁睁看着他们受苦！”
他站起身，走到堂中，声音陡然提高：“老夫当年修济民桥，有人说‘劳民伤财’，可桥成之后，两岸百姓往来无阻，田地产量增了三成，那点‘怨言’，早被好日子冲散了！为官者，若只算眼前的钱粮账，不算百姓的便利账、长远的民生账，那还配坐在这府衙里？”
赵文轩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喏喏道：“下官……下官这就召集工匠，勘测选址，尽快动工……”
“尽快是何时？”苏砚秋追问，“三日之内，拿出修桥方案，标明选址、预算、工期，老夫要亲眼过目。若方案敷衍，或是借口拖延……”他顿了顿，目光如炬，“朝廷设官，是为百姓谋福利，不是让你们尸位素餐。这漯河知府的位子，若是坐不稳，自会有人能坐！”
这话如重锤敲在众人心上，堂下的官员们纷纷垂首，大气不敢出。苏砚秋看着他们，语气稍缓，却依旧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修桥的钱，老夫会向朝廷奏请调拨，不够的，从府衙的杂项开支里挤——少办几场官宴，少买几匹绸缎，总能省出修桥的钱。但有一条，桥必须修好，用料要实，工期要准，谁若敢在这上面动手脚，老夫定不饶他！”
赵文轩连忙应道：“下官遵命！定当亲赴现场，监督施工，绝不敢有半点差池。”
离开府衙时，天色已近黄昏。苏砚秋没有回客栈，而是再次来到漯河渡口。夕阳下，最后一班渡船正靠岸，乘客们踩着跳板下来，脸上带着疲惫。那个昨日险些落水的老妪，正牵着孙儿的手，蹒跚地往家走。
“老嫂子，”苏砚秋走上前，“过些日子，这里要修桥了。”
老妪愣了一下，随即眼里泛起泪光：“真……真的？那可太好了！以后孙儿上学，再也不用怕下雨了。”她拉着孙儿，对着苏砚秋深深鞠了一躬，“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为咱百姓做主！”
周围的百姓听到消息，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问：“大人，桥修在哪里？”“什么时候能修好？”苏砚秋一一作答，看着他们脸上从疑虑到惊喜的神情，心中的郁气渐渐散去。
回到客栈，老管家见他脸色稍缓，递上一杯热茶：“老爷，您今日在府衙那番话，怕是把他们吓坏了。”
苏砚秋接过茶，望着窗外的暮色：“吓着才好。为官者，若不时刻想着百姓的难处，就该让他们警醒。这桥，不仅是方便往来的路，更是连接民心的路。桥修得结实，民心才能系得牢固。”
三日后，赵文轩果然送来修桥方案：计划在漯河最繁忙的三处渡口修建石桥，分别命名为“便民桥”“通济桥”“安澜桥”，预算明细清晰，工期定为半年，还附上了工匠名单和石料产地。
苏砚秋仔细审阅，在方案上批了“准”，又写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八个字，让差役带回府衙。他知道，修桥只是开始，要让百姓真正过上好日子，还需要更多这样“较真”的时刻，需要更多官员把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
漯河的水依旧东流，只是从这天起，岸边多了勘测的工匠，多了运送石料的马车，也多了百姓们的期盼。苏砚秋站在渡口，望着远处忙碌的身影，忽然觉得，这漯河上的桥，早晚会一座接一座地架起来，不仅架在河上，更架在官府与百姓的心间，让那份“为民”的初心，像石桥一样，历经风雨，永不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