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育正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我匆匆离家逃到长沙后，闻国立三中随即成立，大批流亡学生亦正在登记。我办妥登记手续后，即从长沙乘小木船沿湘江入洞庭湖，经沅江，出湘西，进入贵州。沿途虽有名胜古迹，但谁也无心游赏，大家边行船边宣传抗日救亡。我们穿崇山峻岭，渡险滩恶水，历尽艰辛，终于到达目的地——铜仁。
我们大多数流亡学生缺衣少被，每人只发给一套黑土布棉制服过冬。冬天过后即将棉花拆去变成夹衣，就可度过春秋，夏天极易对付。幸喜铜仁冬暖夏凉，真是苍天帮忙。刚到铜仁时，物价便宜，1元钱可以买几十个鸡蛋，伙食尚好，随着战争恶化，物价高涨，就“三日不知肉味”了，所以普遍营养不良。能到街上吃上一碗菠菜油渣面就是美食佳品，偶而买点肉找些木块烧点红烧肉，那就是大大改善生活了。住的是会馆祠堂，其中放置了死人牌位、神鬼塑像，睡觉时头顶香炉烛台，脚抵木鱼神龛，百把人的大统房大家睡在一起。山城铜仁，道路崎岖，没有马路，全靠步行。宿舍和教室不在一起，晚自修都在教室，下晚自习后再摸黑回寝室。30年代的铜仁基本上是与外界隔绝的，要走100多里荒山野地，到了晃县才能乘汽车到外地。报纸发行十分困难，常由学校用唯一的一架电池收音机，将收听到的重要消息，用油印印出，张贴出来供大家阅读。校舍分散在旅部，江西会馆和车公馆等地，大多在山上，全靠人工挑水上山，只供千把人吃用，不能供应洗澡。要洗澡，就只有待天气稍暖和时下河。广大师生，很多人都学会了游泳，以此作为较好的体育锻炼。在苦难生活中这也算找到了些乐趣。
虽然我们生活艰苦，但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的时刻，大家深深懂得：日寇之所以侵略我国，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统治阶级只顾个人私利，将广大人民利益抛在一边，对侵略者采取不抵抗主义，使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步所致。所以当时大家本着读书救国的思想，勤奋学习，希望很好地掌握知识技能，从而能够报国雪耻，驱逐日寇，复兴中华。没有指导员的督促，也没有什么课外辅导，大家都能自觉地认真读书。由于运输及经济困难，很多人没有书，就彼此借来整本整段的抄下来。没有电灯，晚上在幽暗的菜油灯下自修，鼻腔吸满了油烟也不顾。在学期大考或考大学前夕，有人将油灯挂在床头，看书到深更半夜，实在支不住才睡。不仅努力学习数、理、化，即使是历史、地理也能整本整段地背熟，甚至有硬背英语小字典单字的。老师很多都是来自名牌学校，如常州中学、杭州中学、南京遗族学校等。他们认真负责，有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学生大多来自京、沪、宁、江浙一带，基础较好。所以三中学习质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当时内地最好的大学是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三中的一些优秀学生可以免试保送大学，经统考录取的比例很高。在毕业校友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专家、教授，在学术上有较高地位。这些都与老师们的辛勤教育有关。如校长周邦道，是个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朴实书生本色的人。他经常谆谆教导我们，做人要具备道德品质和治学方法。学校还恰当地安排了多种多样的文体活动，因而虽然大家逃亡在外，但在这个大家庭中，师生彼此亲近和蔼，情绪高涨。
50多年这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仍需艰苦奋斗。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人民只有埋头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提高文化素质，扩大开放，加快改革步伐，才能迎头赶上。目前，追求享乐和“向钱看”的思想在某些人头脑中滋长，“读书无用论”也未完全肃清。回忆往事，重温历史教训，令人深思！
章育正，男，1938年国立三中初中第一班毕业生。现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微生物教研室主任。通讯处：上海零陵路530号上海中医学院。邮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