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涛
我1938年8月进三中，1943年7月离校，在校历时5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但记忆犹新。
三中初建，有高中、初中、师范、实验班、附小诸部。1939年秋，将原高初中两部的女生集中于文坛，赤帝宫，成立了女子部，初中，实验班迁江口，另设农职科，合称江口分校。极盛时期全校有男女生1600余人，教职员200余人。师生大部来自宁、沪、杭及其邻近省市，教师多数具有多年教学经验，学生素质亦佳，学校纪律严明，无论寒暑假，师生常年留校。高中、初中学生，分别进行军训和童子军训练。校本部设军训，童子军两个团部，由军事教官、童子军教练直接负责各班级教育，管理工作。另有女生指导员，对女生学习、生活进行辅导。
我进校后，编入五年一贯制实验教育班乙组。实验班分甲、乙两班，外加普通中学初一1个班，每班50人，共150名学生，共读于赤帝宫。3个班设主任1人，每班有级任教师。为有利教育实验，每一课程有专业老师执教。初期主任是龙发甲，国文老师杨道松兼甲组级任，生理卫生老师刘家珍兼乙组级任，生物老师吴维藩兼初一织任，地理老师张保庵，历史老师刁湾翔，公民老师罗贵民、数学老师钱风绾，英语老师朱锡荣，图画老师刘尤苇，体育老师宗嘉谋，音乐老师张尔美，童军教练陈鸿年。还有许心义老师，他刻印的讲义是字体方正，行列分明，为众人乐道。1939年实验班迁江口后又招收六年制一班，1941年随江口分校撤回铜仁后，将学生已逐年减少的五年制甲、乙两班合为一个，称“五四”级，六年制的一个班为“六三”级，均并入于旅部高中部开课。
学生每日生活内容和次序是：起床、集合（包括整队、清点报告人数、升旗）、跑步、训话、洗脸、早读、早餐，上课，中餐、上课、晚餐、自由活动、晚自修、晚集合、熄灯、就寝。一周的课程安排中，也有几天课程表上排一两节自由活动的，同学也只能就近看书作业，或谈心交流，或投投篮球，晚饭后到晚自修间隔时较长，活动内容和时间也多了。三五成群，山坡上、城墙头、草坪内、运动场，各据所好，各显其能。有时，可在附近摊点买些花生、桔子、李子、凉薯、柚子之类的东西；每堆，每串只花一百钱（一种当制钱一百文的大铜弊，一角钱可兑九枚），价廉物美，边吃边谈，其乐无穷，每逢星期天，活动范围可扩大到东山、大街、铜江边、渔梁滩、水晶阁。沐浴、缝补、洗衣、洗被的事大都也安排在这天完成。
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是极严的。早集合时不仅要动作迅速，并且要求服装、鞋帽穿戴整齐，队伍要按规定整理，对迟到者是要罚站的。有时晚上当你睡梦方甜，突然来个紧急集合，有的同学在摸黑忙乱之中，会闹出衣着不整，鞋帽不合的丑态，笑话百出。初期的晚集合，除各队自行清点人数外，值星老师还要逐个点名。我当时年纪小嗓音不大，“到”字回答不够响亮，常常受陈鸿年老师命我作重复回答的处罚，直至他认为满意为止。钱风绾老师教我们数学，不仅要求当日课当日毕。并在每次上课开讲之前，先按上节课程内容在黑板上出一二道试题，当场考试，在他“停”的一声令下之后，每人必须将试卷连同昨天课外作业一同交卷。他每晚必须把考卷和课外作业批改完毕，第二天上课时再发还学生。我认为钱老师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教学方法，对促进学生的用心听课，提高学习自觉性是很有效的，值得仿效推广。值星官是由军事教官，童军教练，或级任教师每周轮换担任。他们每天管理从清晨到熄灯就寝后，才算完成一天的任务。早上起床，晚上熄灯就寝，他们都要提着马灯到每个寝室各床位检查一下，催促同学们按时起床，就寝；早晚集合清点人数他们都必须到场；每天要在早餐之前做好学生的内务检查，根据各床位整洁情况分别按甲、乙、丙等级记分，张榜公布。如有同学的内务未能合乎要求，必须争取老师检查之前利用跑步之后这段时间重新整理。
学生根据生活来源，经济情况分别享受以下公费待遇：甲种，供给伙食、书籍、棉被蚊帐，冬发单、棉衣各一套，按月发给零用金；乙种比甲种少一项零用金；丙种仅供伙食。后来将“公费”改称“贷金”，等级内容依旧，只是增加了每人要填一张申请表的手续，表示将来学成以后，这项费用每人要自己偿还的，目的是想加强贷金学生的责任感，促进学习自觉性，消除单纯依赖救济思想。但最后终于流于形式，接着申请手续也不用了，不过“贷金”的名称一直被沿用。随着法币的贬值，各类贷金，也只能供给伙食了。学校食堂的伙食，头一两年还是不差的。早餐稀饭有两三个菜，如油炸黄豆，油炸花生米，芹菜炒肝子等；中晚餐四菜一汤，有荤有素，有时还有鸡，逢年过节的加餐更丰富了。后来物价不断上涨，法币一再贬值，早餐的菜就被食盐生拌萝卜、煮黄豆、奄辣菜、米汤泡萝卜等菜中的一样菜代替了；中、晚餐是一大瓦钵菜，内容是煮萝卜、烧白菜（青菜）、煮黄豆、炒凉薯，随季节不同轮回转换。食堂是由老板承包的，虽有一定利润，但伙食要使人人满意，确是件难事。用餐时，若有人在一碗饭或菜中发现了蚊蝇或其他不洁之物，或者干饭、稀饭刚好吃完，已现桶底，那怕是仅有个别还差一口，甚致已经吃饱，只要桶底一响，于是敲碗、筷声，摔碗声，整个饭厅一哄而起。老板此时出来除了向大家赔不是外，还得吩咐厨房重起火炒菜，烧饭，这时有些同学即使已经吃饱正准备或已经离开饭厅，也要回来吃一两口凑个热闹。厨房工友们一日三餐起早摸黑，够辛苦的。实验班一直是和初中部共一个大厨房，无论从文坛到赤帝宫或禹王宫到女学堂都有一里多路，一年四季，无论天晴雨雪，100多人一日三餐的饭菜，大桶、小桶的挑抬，单程来回要跑六趟。一到冬天每桌还要生上一炉火，用以热菜。生活用水，在赤帝宫时，是要沿着城墙和福音堂医院围墙之间的一条崎岖不平、狭小的山坡小道到下南门的铜江中一担一担地挑上来，其艰苦之状，可想而知。每天为我们200余员生生活用水，工友们要付出多少辛勤劳动，淌多少汗水啊！
学校的各项业余活动非常活跃。如各类球赛，讲演、辩论比赛，晚会、同乐会、童子军野营，为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募捐举办的老师图画义卖、京剧、话剧的公演等等。就实验班而言，参加过演出的节目，就我还记得的有：京剧、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话剧《雷雨》、《野玫瑰》、《雾重庆》等。参加演出的就有刁鸿翔老师、朱子华老师、楼嘉奎、陆星茬、周世仪、周学渊等同学。钱凤绾老师既是积极的主持者又是优秀的导演。1939年秋，全校假北教场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秋季运动会，连续几天，盛况空前。每天光用腊纸刻印的八开小报就有四五种之多，不时还有为胜利者鼓气的号外，各参赛班级都有拉拉队。我当时是会场站岗，维持秩序的童子军之一，可惜今天对当时盛况记得比较清楚的只有运动会的会歌了。歌词是这样的：“秋高气爽的天气，风吹着运动旗，为民族为国家练好身体，这年头强者大哥弱者受气，努力锻练准备杀敌，最后胜利必属我们的。”
我是1938年7月经长沙，沅陵入黔的。抵晃县“摆子”（疟疾）大发，寒热交加，体力不支。从晃县到铜仁约百余里旱路，不通汽车，要靠两条腿走。年仅13岁的我，病后两腿乏力，幸有同乡李义卿、黄协谟同行。出晃县又路遇常州籍的流亡学生吴懋德和另一位（我已记不起名字）进入初二的许姓女同学。他们4人，分成两人一组轮流把我扶架着，边走边息。第一天宿湘黔交界处的茶店，第二天晚方抵铜仁。我能顺利到达铜仁，揭开了中学生活的一页，全靠这4位萍水相逢的同学，尤其是两位常州同学。他们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是永铭心中的。
1942年，当毕业考试临近之际，与我同班的二哥张涣肺结核病发作，大量吐血不止。弟兄二人在铜仁举目无亲，病人的一切饮食，延医，煎药，全由我一人承担。毕业考试结束，我赴贵阳参加贵州省高中毕业会考和全国高校统一招考，照顾病人之事，就委托给周本忠同学。真叫祸不单行，我抵筑后又染上伤寒，长期高烧不退，饭食不思，幸赖胡光中同学鼎力相助，通过他的哥哥（原三中校医，时供职于贵阳国立中央医院的胡嵩山医师）介绍，免费住院医治，历时一月余方痊愈，平安出院。当时伤寒病无特效药，死亡率甚高。我住院间，同病房的病员有好几个患同类病，都因后期肠胃大量出血而死亡。我能免其厄运，是医院医护人员之力，嵩山区医师，光中同学之赐也。
出院后，适逢国立贵州大学二次招生，参加考试后，被录取该校工学院土木系城市建设组。然二哥病住他乡，本忠又来信相催，不得已，向贵大要求保留学籍1年，返回铜仁。在钱凤绾、金桂荪两位老师关怀帮助下，在铜仁直接税局求得练习生一职，以微薄所得弥补医疗费用和二人生活费之不足。张涣经过一位对结核病有经验的老中医半年多的医治服药后，病体基本康复，并能下床行走。我遂于1944年初陪送他从铜仁绕道湘、粤、赣、闽回浙江原籍，同年，日寇大肆南犯，打通粤汉，侵入独山，我再次返黔之愿被打消。拯救我弟兄二人于苦难之中，使我二人日后能继续完成学业并服务于社会，全是钱凤绾、金桂荪两位老师和本忠同学关怀帮助之功也。
张涛，男，1946年毕业于国立三中高中部第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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