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五丈原的秋风吹落了诸葛亮的最后一口气，也吹断了蜀汉制度革新的最后希望。这位以“治世之才”着称的丞相，生前以《蜀科》规范朝堂、以“科教严明”整饬吏治，却未能建立一套能自我更新的制度体系。当权力交接至蒋琬、费祎，再到姜维手中时，蜀汉的制度逐渐陷入“惯性滑行”——既无法突破“荆襄集团垄断权力”的旧格局，又难以应对“北伐透支国力”的新危机，更无力调和“外来政权与本土士族”的深层矛盾。这种结构性僵化，让蜀汉在中后期的自救尝试屡屡碰壁，最终在曹魏的军事压力下走向覆灭。制度的惯性，远比个体的努力更能决定一个政权的命运。
一、权力继承的闭环：从“托孤辅政”到“近亲繁殖”
刘备白帝城托孤时，曾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番看似信任的嘱托，实则埋下了权力继承的隐患。诸葛亮以“鞠躬尽瘁”践行承诺，却无意间强化了“非荆襄旧部不委以重任”的潜规则，使蜀汉的权力继承陷入“近亲繁殖”的闭环——这种闭环在他去世后彻底固化，成为制度僵化的核心病灶。
诸葛亮的辅政团队，几乎是荆襄集团的“复制粘贴”。他在《出师表》中推荐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皆为荆襄籍或早年追随刘备的北方人；临终前指定的继承人蒋琬（零陵人）、费祎（江夏人），同样出自荆襄体系。这种“内举不避亲”的选择，虽确保了政策延续性，却排斥了东州集团与益州士族的参与。据《三国志·蜀书》统计，诸葛亮执政时期，益州籍官员在中央的占比不足10%，连张裔、杨洪等有才干的本土士人，也仅能担任太守、都尉等地方职务，始终被挡在权力核心之外。
蒋琬、费祎时期，权力闭环进一步收紧。蒋琬执政时，将中枢机构从成都迁至汉中，美其名曰“便于北伐”，实则是为了远离益州士族的影响；费祎虽以“宽和”着称，却对益州籍官员“敬而远之”，其提拔的陈祗（汝南人）、董厥（义阳人），仍是荆襄集团的外围成员。更严重的是，他们延续了诸葛亮“事必躬亲”的治理风格，抑制了制度性决策的形成——蒋琬因“旧疾复发”无法理政时，竟无成熟的辅政机制补位，导致朝政停滞月余；费祎遇刺后，蜀汉因“未立储贰”陷入权力真空，最终不得不让缺乏政治经验的姜维仓促上位。
姜维时期的权力结构，已到了“非荆襄即降将”的畸形地步。作为曹魏降将，姜维本应打破权力闭环，却因“根基不牢”不得不依附荆襄旧部，甚至比前任更排斥益州士族。他提拔的夏侯霸（夏侯渊之子，降蜀后被视为“自己人”）、胡济（荆州人），皆非益州籍；对益州籍将领张翼、廖化的“屡劝不从”，更暴露了权力核心的排外性。这种“近亲繁殖”的权力继承，使蜀汉的决策层逐渐丧失活力——当邓艾兵临城下时，朝堂上竟无一位益州籍大臣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唯有谯周（巴西人）以“降魏”打破沉默，这本身就是对权力闭环的讽刺。
对比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与东吴的“江东士族共治”，蜀汉的权力继承显得异常封闭。曹魏通过中正官选拔各地人才，虽有弊端却打破了地域限制；东吴虽也有“淮泗集团”与“江东士族”的矛盾，却能通过联姻、纳降等方式吸纳本土势力。而蜀汉的权力闭环，如同一个不断收缩的旋涡，最终将自己困死在荆襄集团的小圈子里。
二、北伐政策的路径依赖：从“战略目标”到“政治正确”
诸葛亮的北伐，最初是为了实现《隆中对》“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战略目标，到姜维时期却异化为“政治正确”的仪式性动作。这种“路径依赖”让蜀汉陷入“不北伐则失正统，北伐则耗国力”的悖论，最终在“为北伐而北伐”的恶性循环中耗尽了元气。制度的惯性，让一项本应灵活调整的战略，变成了无法停止的“跑步机”。
诸葛亮时期的北伐，虽有理想主义色彩，却仍有现实考量。建兴六年（公元228年）第一次北伐时，曹魏在关中的驻军仅三万余人，且“诸将素无备”，诸葛亮试图趁虚夺取陇右，切断关中与凉州的联系，这一策略具有可行性。但街亭之败后，曹魏加强了关中防御（曹真、司马懿相继坐镇），北伐的难度倍增。即便如此，诸葛亮仍坚持北伐，更多是为了通过军事胜利凝聚人心——作为外来政权，蜀汉需要“兴复汉室”的旗帜维系合法性，一旦停摆，便可能引发“政权正当性”的质疑。
蒋琬、费祎的“有限北伐”，曾试图打破路径依赖。蒋琬提出“沿汉水、沔水东下，袭取上庸”的新方案，虽因“朝议以为不可”未能实施，却显露出调整战略的意图；费祎执政时，明确限制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主张“保国治民，敬守社稷”。这种收缩政策，使蜀汉获得了短暂的喘息——延熙年间（公元238-257年），益州的粮食储备恢复至“可供三年之需”，人口也略有增长。但这种调整，却遭到荆襄集团的质疑：谯周撰写《仇国论》暗讽“安守不可，进取不能”，姜维则指责费祎“怀安丧志，非大臣之节”。
姜维执政后，北伐彻底沦为“政治正确”。他在景耀年间（公元258-263年）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北伐，明知“蜀地狭小，民力凋敝”，却仍坚持“贼适疲矣，我承其弊”的冒险逻辑。这种偏执，源于对“正统性”的焦虑——作为降将，姜维比任何人都需要通过北伐证明忠诚；而荆襄集团的残余势力，也需要北伐维系“外来者”的团结。于是，北伐从“战略选择”变成了“生存必需”，哪怕“战士雕瘁，百姓菜色”也在所不惜。据《三国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景耀五年（公元262年）的北伐失败后，蜀汉“陇右无复民户”，连姜维自己都承认“错用羌胡，败军杀将，咎在维身”，却仍无法停止脚步。
路径依赖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自我强化。为支撑北伐，蜀汉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军队（十万余人，占总人口的10%），导致赋税激增；为增加税收，又不得不垄断盐铁、蜀锦等产业，挤压民间经济；民间经济萎缩，又加剧了民众对政权的不满，迫使统治集团更依赖北伐凝聚人心——这种恶性循环，让蜀汉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当钟会、邓艾伐蜀时，蜀军因“久战疲敝，无有斗志”而望风披靡，正是路径依赖的最终恶果。
三、法治体系的异化：从“公平利器”到“压制工具”
诸葛亮制定的《蜀科》，曾以“赏不遗远，罚不阿近”赢得赞誉，是蜀汉初期整合权力、稳定秩序的“公平利器”。但到中后期，这套法治体系逐渐异化——荆襄集团利用法律特权打压异己，益州士族则因“法不责众”而抱团抗法，普通民众更是在“峻法”与“贪腐”的夹缝中艰难求生。法治的异化，使蜀汉失去了最后的纠错机制，制度的僵化终成定局。
诸葛亮时期的法治，虽“严”却“公”。他对马谡“挥泪斩之”，对李严“废为庶人”，对自己“请自贬三等”，这种“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示范，让《蜀科》具有公信力。即便是益州士族，也承认“亮刑法峻急，而无所私，民虽怨之，而无恨心”（《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这种公平性，暂时压制了“外来者”与“本土者”的矛盾，使法治成为超越地域分歧的公共准则。
蒋琬、费祎时期，法治开始出现“选择性执行”。蒋琬对荆襄旧部的“小过”往往“寝而不问”，如杨仪因“怨望诽谤”本应处死，却仅“废为民”；对益州士族则“执法必严”，张裔之子张毣因“擅发徭役”被流放南中。费祎虽试图调和，却因“宽纵过度”导致贪腐滋生——据《三国志·董允传》，黄皓在费祎时期开始干预朝政，“稍豫政事，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却因费祎“弗能诛也”而愈发猖獗。法治的天平开始向荆襄集团倾斜，公信力逐渐流失。
刘禅后期，法治彻底沦为“压制工具”。黄皓与陈祗勾结，将《蜀科》变为排除异己的武器：罗宪因“不与皓交好”被外放巴东，孟光因“直言极谏”被罢官，连宗室刘永也因“憎皓”而“十余年不得朝见”。与此同时，益州士族则通过“联姻、包庇”规避法律——广汉太守李邈因“诽谤先帝”被处死，其家族却因“与谯周通婚”而未受牵连；蜀郡豪强张慕“放纵部曲，侵掠百姓”，却因“赂遗皓金帛”而免于追究。法治的双重标准，让民众彻底失望，“蜀地童谣曰：‘皓啊皓，入我家，夺我食，莫敢言’”（《华阳国志》），正是这种失望的写照。
法治异化的终极恶果，是制度失去纠错能力。当姜维奏报“钟会治兵关中，欲图蜀”时，黄皓可以“巫鬼之言”压下不报；当邓艾偷渡阴平的消息传来，朝廷可以“法不责众”为由拒绝动员益州士族的私兵；当诸葛瞻在绵竹战败，竟无法律追究相关责任人——整个制度已瘫痪到“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地步。对比曹魏的“法治渐宽”与东吴的“科条简化”，蜀汉的法治异化显得尤为刺眼，它不仅未能缓解矛盾，反而成为矛盾激化的催化剂。
四、自救尝试的夭折：从“制度微调”到“全面失控”
蜀汉中后期并非没有自救的机会，但每一次尝试都因制度惯性而夭折：蒋琬的“东下之策”因“朝议反对”流产，费祎的“休养生息”因“北伐压力”中断，姜维的“胡汉并力”因“士族抵制”失败。这些夭折的自救，印证了结构性僵化的顽固性——当制度本身已产生排斥改革的抗体，任何局部调整都只能是徒劳。
蒋琬的“东下之策”，是对北伐路径的首次修正。他认为“数出祁山，粮道险恶，终难成功”，主张“乘汉水、沔水东下，袭取魏兴、上庸”，开辟新的战场。这一方案若能实施，或许能避开曹魏重兵布防的关中，减轻益州的后勤压力。但荆襄集团的元老们以“东下有顺流之险，万一不利，还路甚难”为由强烈反对，最终蒋琬不得不“上疏自陈谢过”，放弃了改革。反对者的深层担忧，是东下作战可能需要依赖东州集团与益州士族的支持，动摇荆襄集团的垄断地位——制度的惯性，让他们宁愿维持低效的北伐，也不愿冒险打破权力平衡。
费祎的“休养生息”，是对经济政策的有限调整。他削减北伐军费，将“什二税”降至“什一税”，恢复“盐铁专卖”的利润率至50%，甚至允许益州士族参与蜀锦贸易。这些措施使蜀汉的经济略有起色，“延熙十年（公元247年），仓廪丰实，百姓乐业”（《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但这种调整遭到双重压力：姜维等主战派指责其“忘先帝之志，怀苟安之心”，荆襄集团的既得利益者则不满“分利与蜀人”。费祎遇刺（公元253年）后，他的政策被迅速废除，蜀汉重新回到“以战养战”的老路——制度的惯性，让短暂的喘息变成了回光返照。
姜维的“胡汉并力”，是军事策略的最后尝试。他试图联合羌、胡等少数民族“断陇右，扰关中”，弥补蜀军兵力不足的短板。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姜维“自狄道进军，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斩首万余级”，一度取得成效。但这种策略需要尊重少数民族利益，而蜀汉长期对南中、陇右的“掠夺式征调”已失去信任基础——羌人首领白虎文曾说“蜀人欺我久矣，宁降魏，不附蜀”（《三国志·郭淮传》）。更重要的是，益州士族担心“胡汉并力”会壮大姜维的军权，暗中阻挠“粮草转运”，最终导致姜维“每战必困于粮道”。这场自救，在内外夹击下彻底失败。
自救尝试的接连夭折，证明蜀汉的制度已病入膏肓。它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马车，明知前方是悬崖，却因惯性无法停下。当钟会、邓艾的大军兵临城下时，蜀汉的统治集团既无反抗的实力，也无改革的勇气，只能在“降、战、逃”的争论中等待终结——这种终结，与其说是被外敌击败，不如说是被自身的制度惯性拖入深渊。
结语：制度僵化的历史魔咒
蜀汉中后期的结构性僵化，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规律：任何制度若不能自我更新、包容异见、回应民生，终将陷入“惯性滑行”的魔咒。权力继承的闭环、北伐政策的路径依赖、法治体系的异化，共同构成了窒息蜀汉生机的枷锁，而每一次自救尝试的夭折，都让这副枷锁收得更紧。
诸葛亮去世后的蜀汉，就像失去了舵手的航船，在“荆襄集团垄断”的旧航道上随波逐流，既无法转向“本土化”的新航线，也无力抵御“曹魏南下”的巨浪。当制度的惯性压倒个体的努力，灭亡便不再是偶然事件，而是历史对僵化政权的必然清算。
后世的历史反复印证着这一规律：西晋因“门阀垄断”而速亡，南宋因“求和惯性”而偏安，明末因“党争僵化”而崩溃。这些政权的命运，与蜀汉何其相似——它们都曾有过自救的机会，却终因制度的惯性而错失，最终在内外交困中走向覆灭。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此：不是某个君主的昏庸，也不是某个大臣的奸佞，而是制度失去了自我革新的能力，在僵化的轨道上一步步滑向深渊。这，才是最值得后世警惕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