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深秋，江油城的守将马邈正在府衙中饮酒。窗外传来魏军偷渡阴平的消息时，他只是挥了挥手，让通报的小吏退下——自接任江油戍以来，他早已习惯了这种“虚惊”。毕竟，前任守将因“未能及时孝敬黄皓”被罢官，而他能坐稳这个位置，全靠每年向成都送去的“蜀锦百匹、黄金五十斤”。当邓艾的士兵出现在城下时，马邈甚至没来得及召集士兵，便带着家眷开城投降。这个看似偶然的投降事件，实则是蜀汉基层吏治全面崩坏的缩影：从诸葛亮时期“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到后期“贪官污吏遍布郡县，政令不通于乡里”，四十余年的吏治腐败，让蜀汉的统治从根须开始腐烂。当百姓对官吏的怨恨超过对敌军的恐惧，这个政权的崩塌便只是时间问题。
一、“察举失据”：官员选拔体系的全面异化
蜀汉的吏治崩坏，始于官员选拔机制的异化。刘备入蜀初期，承袭东汉察举制，以“孝廉”“秀才”为主要选官途径，辅以“征辟”（直接征召名士），选拔了如张裔、杨洪等一批有能力的本土官员。诸葛亮执政时期，进一步完善“以德才为标准”的选拔体系，强调“为官者，当务于治道，以安民为要”，即便是荆州集团出身，也需“经郡县历练，有实绩方可升迁”。但到后期，这套体系被“门第”“贿赂”“裙带关系”彻底扭曲，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黄皓专权”成为吏治腐败的催化剂。景耀年间，黄皓掌控官员任免权，形成“不附己者贬，附己者升”的黑暗规则。想要升迁的官员，需通过“行贿—托关系—表忠心”的流程：巴郡太守罗宪因“拒绝向黄皓行贿”，被贬为偏远的巴东太守；而南中都尉霍弋因“每岁向黄皓献珍珠百颗”，竟直升至“安南将军”。更荒唐的是，黄皓甚至将“宦官子弟”安插至郡县任职，如宦官曾宣的侄子曾颖，“年方十六，无任何功绩”，却被任命为广汉县令，上任后“搜刮民财，无恶不作”。这种“任人唯亲”的选拔，让大量无能之辈充斥官场，挤压了有才能者的上升空间。
“门第优先”取代“德才标准”。蜀汉后期，荆州集团与益州士族的“门阀化”趋势加剧，官员选拔“不问贤愚，只看出身”。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未历郡县，直接任卫将军”；蒋琬之孙蒋斌，“仅凭祖荫，便任绥武将军”；益州士族谯周的侄子谯熙，“无政绩却升为巴西太守”。这些“世家子弟”身居高位，却“不知民间疾苦，只会作威作福”，如蜀郡太守张通（张裔之孙），“上任三年，未理一案，终日宴饮”，导致蜀郡“盗贼横行，民不聊生”。当“出身”比“能力”更重要，官场便成了“权贵的游乐场”，治理能力自然一落千丈。
“察举制”沦为“利益交换”的工具。东汉以来的“举孝廉”，本是选拔基层人才的重要途径，但到蜀汉后期，“举孝廉”成了“花钱买官”的代名词。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益部耆旧传》，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巴西郡“举孝廉三人，皆为富商之子，各向太守行贿黄金百斤”；广汉郡“孝廉名额被地方豪强垄断，寒门子弟无一人入选”。这种“察举失据”，让基层官场彻底失去新鲜血液，充斥着“既得利益者”的后代与亲信，形成“腐败的闭环”。
对比曹魏的“九品中正制”，更能凸显蜀汉的弊端。曹魏的中正官虽也存在“门第偏见”，但仍需“考察人才的德才与实绩”；而蜀汉后期的选拔，几乎完全抛弃了“德才”标准，成了纯粹的“权力与利益的交易”。当一个政权的官员选拔机制彻底失效，吏治的腐败便不可逆转。
二、“赋役苛暴”：基层官吏的掠夺性治理
蜀汉基层官吏的“掠夺性治理”，比选拔机制的异化更让百姓绝望。诸葛亮时期，虽推行“严刑峻法”，但强调“执法公平，爱民如子”，如太守魏延在汉中“劝课农桑，轻徭薄赋”，深受百姓爱戴；而到后期，基层官吏将“搜刮民财”视为首要任务，“治理”沦为“掠夺”的遮羞布，百姓“视官吏如虎狼”。
“苛捐杂税”远超中央规定。蜀汉中央虽定有“田租亩三升，口算钱四百”的赋税标准，但基层官吏通过“加征”“摊派”“虚报”等手段，将实际税负提高数倍。成都县令王颀（黄皓党羽），“以‘军用’为名，加征‘盐税三倍’，百姓‘无盐可食’”；巴东太守罗宪（虽清廉，却因上级摊派）被迫“加征‘造船税’，渔民‘卖子以完税’”。更恶劣的是“虚报户口”：广汉郡太守将“流民计入户籍”，征收赋税，流民“无田无业，只能逃亡”，导致“户籍与实际人口脱节”，形成“越征越逃，越逃越征”的恶性循环。
“徭役无度”摧毁民生根基。基层官吏为“讨好上级”，常“超额征调徭役”，远超中央规定的“每年三月”。南中七郡因“需向成都输送贡品”，百姓每年服徭役“达半年之久”，导致“农田荒芜，生产停滞”；汉中郡因“军事需要”，官吏“强征十五岁少年与六十岁老人修栈道”，“死者十之五六”。更荒唐的是，部分官吏将徭役“商品化”：百姓若“缴纳绢帛二匹，可免徭役一月”，这种“卖免”制度，让富者“逃避徭役”，贫者“徭役更重”，加速了底层民众的破产。
“司法腐败”加剧社会不公。基层官吏在司法中“贪赃枉法，颠倒是非”，有钱有势者“犯法可免”，贫苦百姓“动辄获罪”。蜀郡发生“豪强子弟杀人案”，凶手因“向太守行贿”，竟被“判为过失杀人，罚钱了事”；而平民“因饥饿偷取官仓五斗米”，却被“判处死刑”。这种“同罪异罚”让百姓“不信国法，只信私力”，民间“复仇械斗”频发，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当司法失去公正，政权的公信力便荡然无存。
基层官吏的“掠夺性治理”，本质上是“上级压力”与“个人贪欲”的结合。中央为支撑北伐，不断向地方“摊派赋税与徭役”；而基层官吏则利用“信息不对称”，在执行中“层层加码”，中饱私囊。这种“上逼下贪”的治理模式，让百姓“受双重剥削”，最终将所有怨恨都指向蜀汉政权——当阳安关守将蒋舒投降时说“我等为民父母，却逼民为盗，何面目再守此城”，正是基层官吏对自身行为的忏悔，也是蜀汉统治合法性丧失的明证。
三、“政令不通”：中央与地方的治理断层
蜀汉后期的“政令不通”，比官吏腐败更具致命性。诸葛亮时期，“朝廷政令，虽远在南中，亦能迅速推行”，如“南中屯田令”下达后，各郡“一月内便组织流民开垦荒地”；而到后期，中央政令在地方“或被篡改，或被搁置，或阳奉阴违”，形成“中央与地方两张皮”的治理断层，严重削弱了政权的执行力。
地方官吏对中央政令的“选择性执行”。对“有利可图”的政令，如“征收新税”“征调徭役”，地方官吏“雷厉风行，超额完成”；对“无利可图”的政令，如“赈灾”“减赋”“兴修水利”，则“拖延推诿，敷衍了事”。景耀三年（公元260年）益州大旱，中央下令“开仓放粮，减免赋税”，但蜀郡、广汉等郡的官吏“私自截留粮仓，仅放少量陈粮应付”，导致“灾民饿死无数”；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下令“修复都江堰”，到后期地方官吏“以‘军费紧张’为由，停止修缮”，中央虽多次催促，却“石沉大海”。这种“选择性执行”，让中央的善政无法惠及百姓，恶政却被放大百倍。
“地方豪强与官吏勾结”架空中央。蜀汉后期，地方豪强势力膨胀，与官吏形成“利益同盟”，共同对抗中央政令。巴西郡大姓雍氏“占有私兵数千，垄断盐铁贸易”，太守因“畏惧其势力”，对中央“抑制豪强”的政令“视而不见”；建宁郡爨氏“控制南中赋税，每年向中央少缴一半”，官吏“收受其贿赂，代为隐瞒”。更严重的是，当中央试图“清查地方账目”时，官吏与豪强“伪造文书，销毁证据”，甚至“煽动民众闹事，抵制中央清查”。这种“地方割据化”趋势，让蜀汉的统治仅停留在“成都周边”，对偏远郡县几乎失去控制。
“信息传递失灵”加剧治理低效。蜀汉的驿站体系本是“传递政令、上报民情”的重要渠道，但到后期因“经费被挪用、驿卒逃亡”而严重瘫痪。从成都到南中，原本“十日可达”的文书，“常需一月之久”；地方上报的“灾情、叛乱”，常“被官吏隐瞒，中央数月后才得知”。邓艾偷渡阴平后，江油、绵竹的战报“迟迟无法送达成都”，导致刘禅“对前线战况一无所知”，错失了调兵遣将的最佳时机。当信息传递渠道被堵塞，中央便成了“盲人瞎马”，难以应对突发危机。
“政令不通”的根源，在于“中央权威的衰落”与“地方离心力的增强”。随着黄皓专权、后主昏庸，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持续下降；而地方官吏与豪强的“利益捆绑”，则让他们更关注“局部利益”而非“国家整体”。这种“上下脱节”的治理状态，使得蜀汉在面对曹魏伐蜀时，“地方要么投降，要么观望，鲜少主动抵抗”——当一个政权的政令无法走出都城，其统治的瓦解便只是时间问题。
四、“民心尽失”：基层治理崩坏的终极代价
蜀汉基层治理的全面崩坏，最终以“民心尽失”为代价。当官吏从“为民父母”沦为“掠夺者”，当政令从“安民”变为“扰民”，当司法从“公正”变为“寻租工具”，百姓对蜀汉政权的情感便从“期待”转为“失望”，最终变为“敌视”。这种民心的丧失，比任何军事失利都更具毁灭性。
百姓对官吏的“敌视与反抗”。蜀汉后期，民间流传着“宁遇恶虎，不遇蜀吏”的歌谣，反映出百姓对官吏的恐惧与憎恨。针对官吏的“暗杀”“暴动”频发：景耀四年（公元261年），广汉郡百姓“聚集数千人，焚烧县衙，杀死县令”；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巴郡“盐民起义，攻占盐井，驱逐盐官”。这些反抗虽被镇压，却动摇了蜀汉的统治根基——当百姓“不畏官而畏贼”，政权的威慑力便不复存在。
“欢迎魏军”成为民心向背的直接体现。曹魏伐蜀时，沿途百姓“非但不抵抗，反而为魏军引路、送粮”：邓艾偷渡阴平时，“山民为其指引捷径”；钟会进攻阳安关时，“当地百姓告知守军布防弱点”；甚至有“百姓自发组织起来，捕捉蜀汉逃兵，献给魏军”。这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场景，并非因为百姓“认同曹魏”，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新统治者再坏，也不会比蜀汉官吏更糟”。当百姓将敌军视为“解放者”，蜀汉的灭亡便成了“民心所向”的必然。
地方豪强的“主动归附”加速了灭亡。益州本土豪强因“不满蜀汉的压制与掠夺”，早已与曹魏暗中联络。建宁大姓爨氏“向邓艾献南中地图”，暗示“愿配合魏军接管南中”；巴西豪强马氏“遣子为质于魏”，承诺“若魏军入蜀，愿提供粮草”。当曹魏军队进入益州，这些豪强“纷纷起兵响应，协助魏军维持秩序”，成为蜀汉灭亡的“加速器”。地方豪强的倒戈，标志着蜀汉政权已失去“地方精英”的支持，彻底沦为“孤家寡人”。
即便是蜀汉的基层士兵，也因“出身民间”而“战意全无”。蜀军士兵多来自底层百姓，“家人饱受官吏盘剥”，对蜀汉政权“毫无归属感”。绵竹之战中，诸葛瞻的士兵“未战先逃者过半”；成都城外，蜀军“放下武器投降者络绎不绝”。当保卫政权的士兵“不愿卖命”，这个政权便失去了最后一道防线。
基层治理崩坏的终极教训，在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诸葛亮曾说“为政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固”，而蜀汉后期的统治者却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任由官吏腐败，漠视百姓疾苦，将“兴复汉室”的口号凌驾于民生之上，最终失去了支撑政权的“民心地基”。当这座地基坍塌，即便有姜维等“忠臣”的挣扎，也无法阻止大厦的倾颓。
蜀汉灭亡后，陈寿在《三国志·蜀书》中总结：“蜀之亡，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吏治腐败，民心离散。”从刘备入蜀时的“约法三章，秋毫无犯”，到后期的“苛政猛于虎”，四十余年的治理败坏，让“天府之国”的百姓用“沉默的反抗”与“主动的归附”，为这个政权画上了句号。这段历史留下的最深刻启示是：一个政权的强弱，不在于疆域大小、军队多寡，而在于能否赢得基层百姓的信任与支持。当基层治理崩坏，民心尽失，再辉煌的功业也终将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