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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洛杉矶,是两座完全不同的城市。

属于游客和富人的那座城市,由比弗利山庄的万家灯火、罗迪欧大道的奢侈品橱窗和好莱坞山上的白色标志组成。那里灯火通明,流光溢彩,充满了欢声笑语和金钱的味道。

而属于另一部分人的城市,则由市中心那些被废弃的小巷、关闭的店铺门口和冰冷的水泥台阶组成。这里只有昏暗的路灯,和偶尔从头顶呼啸而过的警用直升机。空气中,混杂着垃圾的酸臭味和尿骚味。

安娜·李,就属于第二座城市。

她蜷缩在一张公共长椅上,将那个旧的双肩包紧紧地抱在怀里。这是她全部的家当。

夜风很冷,吹透了她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把身体缩得更紧了一些。

从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灰狗巴士的车票,花光了她最后的七十五美元。现在,她的口袋比脸还干净。她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胃里像火烧一样难受。

她从双肩包里,拿出仅剩的半瓶矿泉水,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小口。冰冷的液体滑过喉咙,让她的胃缩得更紧了。

她抬头,看着不远处那栋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大楼的顶端,亮着巨大的、红色的公司logo。那是一家她只在财经杂志上见过的、顶级的建筑设计事务所。

曾几何时,她以为自己毕业后,也能进入那样的公司,成为一名真正的建筑设计师,在图纸上,构建出属于自己的城市和梦想。

但现在,她只能躺在这张冰冷的长椅上,忍受着饥饿和寒冷,像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那个在赌场里遇到的、自称是“信息中介”的男人,拿走了她一百美元,只给了她一个名字和一个模糊的地址。

“莎拉·詹金斯。好莱坞的新晋编剧。”

这张小纸条,是她最后的希望。

但洛杉矶太大了。好莱坞,对于现在的她来说,就像月亮一样遥不可及。

她连明天早上的早餐在哪里都不知道,更别提去寻找一个素未谋面的编剧了。

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来。

她知道,这是低血糖的症状。如果再不吃点东西,她可能真的会死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

她挣扎着,从长椅上坐起来。

她从双肩包里,拿出了一个小小的、黑色的速写本,和几支磨得很短的碳笔。

这是她最后的武器了。

她翻开速写本。本子里,画满了各种各样的建筑设计草图。有的是未来主义的高塔,有的是仿生学的剧院,有的是天马行空的私人住宅。这些都是她过去几年里的心血,是她被那家赌场开除后,唯一还能证明自己价值的东西。

她撕下了其中一页。

那是一张手绘的、洛杉矶联合车站的速写。画得非常精细,光影和结构都堪称完美,甚至连车站门口那些行色匆匆的旅客,都栩栩如生。

她在画的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Ana Li。

然后,她把这张画,放在身前的地面上。

又在旁边,用碳笔,在另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一行字:

“Architectural Sketches. 10 dollars each.”(建筑速写。每张10美元。)

她做完这一切,就重新坐回长椅上,抱着膝盖,静静地等待。

这是她能想到的,唯一可以不失尊严地,换取一顿晚餐的方式。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街上的行人,越来越稀少。

偶尔有几个人路过,也只是匆匆地瞥一眼地上的画,然后就摇着头走开了。在他们的眼里,安娜·李和那些在街边乞讨的流浪汉,并没有什么区别。

安娜·李的心,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也许,她真的错了。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人会在乎一个无名小卒的才华。

就在她几乎要放弃的时候。

一双擦得锃亮的、棕色的手工皮鞋,停在了她的画前。

安娜·李缓缓地抬起头。

她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穿着一身考究的灰色格纹西装、打着领结的老人。老人看起来大概七十多岁,但精神很好。他的手里,拄着一根黑色的、顶部镶着银饰的文明杖。

他的身后,还跟着两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耳麦的保镖。

老人弯下腰,捡起了地上的那张速写。

他把画拿到眼前,仔仔细细地看了起来。他的眉头,先是微微皱起,然后,又慢慢地舒展开。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欣赏和惊讶的神色。

“这……是你画的?”老人开口问。他的声音,温和,但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气场。

安娜·李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孩子,你学过建筑?”老人又问。

安娜·李再次点头。

“我在南加州大学,读的建筑系。”她小声地回答。

老人笑了。

“USc……很好的学校。”他说,“我是UcLA的。”

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是全美顶尖的建筑学院之一。

“这张画,画得很好。”老人说,“线条,透视,构图,都很有功底。最难得的是,有灵魂。你把这座车站的‘性格’,画出来了。”

安娜·李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这是她来到这个城市后,听到的第一句,肯定。

“我叫弗兰克·盖里。”老人说。

安娜·李的脑袋,“嗡”的一声。

弗兰克·盖里。

这个名字,对于任何一个学建筑的人来说,都如雷贯耳。

他是当代最伟大的建筑大师之一,解构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普利兹克奖的得主。他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洛杉矶的华特·迪士尼音乐厅,都是举世闻名的地标。

安娜·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居然在洛杉矶的街头,遇到了弗兰克·盖里本人。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盖里问。

“安娜·李。”

“安娜……”盖里念了一遍这个名字,“这张画,十美元,是吗?我买了。”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了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递给安娜·李。

安娜·李连忙摆手。

“不,不用那么多……”

“这是你应得的。”盖里说,他把钱,塞进了安娜·李的手里。“有才华的年轻人,不应该被埋没。”

“你现在,有地方住吗?”他又问。

安娜·李摇了摇头,她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盖里叹了口气。

他回头,对身后的一个保镖说,“给她在比弗利山四季酒店,开一个房间。记在我的账上。”

“是,先生。”保镖点头。

“安娜,”盖里转回头,看着她,“我不知道你遭遇了什么。但是,像你这样有天赋的孩子,不应该在街头流浪。”

他从西装的内袋里,拿出了一张名片,递给安娜。

名片是纯白色的,上面只有一个名字,一个电话,和一个事务所的地址。

“这是我的私人名片。明天早上九点,到我的事务所来找我。”

“我或许,可以给你提供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