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们正在河边饮马休息。
张任指挥大军围上去，劫匪还想用人质威胁。
“铮铮铮”一阵弓弦振动的声音，几十名靠边的劫匪被他手下的神箭手直接射杀。
劫匪震惊了，连忙抓起甄宓，挡在身前，要求谈判。
张任承诺他们放下人质，就让他们走，否则死路一条。
劫匪头目利欲熏心，抱着甄宓直接跳进了河里，想借助湍急的河流往下游逃去。
这时的张任是极度紧张的，他担心辜负了刘铮的重托。
但是还没有等他下命令，已经有人脱下盔甲跳下了河，另有人骑着马沿着河岸跑到下游拦截劫匪头目。
等劫匪头目被抓住时，他已经严重失温濒临晕厥。
甄宓也好不到哪里去，双唇发紫，牙齿打战。
张任连忙令人生火煮汤，帮甄宓暖了一下身子，然后送她去前面的临晋县城救治。
他则率领骑兵继续前行，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蒲坂津对岸的大庆关。
一眼望到对面敌人的营寨，他心里庆幸万分，敌人还没有过河，否则这仗就难打了。
对面正是袁绍的部队，河东太守郭援率领的五千先锋军。他离蒲坂津最近，接到命令以后马上起兵，两天就到达了目的地。
上面给他的任务是尽快占领蒲坂津，掩护大部队过河。
蒲坂津的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早在炎黄部落时期，已经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春秋战国时期，更是秦晋大地最重要的交通咽喉，演绎过众多千古留名的历史篇章。
刘铮文化不多，只记得小时候有篇课文《捞铁牛》就发生在这里。讲河岸边固定铁索的铁牛被黄河大水冲进了河里，宋朝官方想重修铁索桥，便找人捞铁牛。
为什么要捞铁牛呢，再打造一个不行吗？那时候刘铮很幼稚。
因为封建时期，生产力极其的低下，生铁产量有限，据说唐朝当时为了打造固定铁索的四个铁牛花费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生铁库存。
黄河两岸都是浮土，必须用重物扎根于地下十几米，然后才能把承重的铁索固定住，铁牛就是这个作用。
宋朝国力比不上唐朝，所以才想到捞铁牛这个捡现成的方法。
当时很多人都去下游打捞，结果一无所获。这时有个聪明的和尚怀丙比较懂得物理知识，反复考察水中泥沙冲击的原理，在上游找到了铁牛，并利用浮力把铁牛打捞到岸上。
这个时候蒲坂津渡口只有两条手腕粗的铁索，上面铺着木板，供行人、商贩通行，下面是许多摆渡的小船，运输货物。
刘铮在河西岸大庆关这里驻防了两千名官兵，防止对面有大部队从此偷渡，袭击关中平原的后背。
郭援率军赶到蒲坂津，看到对面已有驻军，没有急着抢渡。因为天色已晚，士兵不习惯夜战，而且地势地形不利于进攻。
他让士兵安营扎寨，好好休息一晚，第二天再进行强攻，一举拿下整个渡口，建立防线。
但就这一晚的休息，让他贻误了最好的战机，导致整个战局陷入被动。这也许就是他在三国里面成不了名将的原因吧。
而张任庆幸之后马上开始接收防御，加筑工事，并往后挖了十几道壕沟增加防御纵深。
战斗在第二天上午打响。
郭援让手下的士兵分成两路，一路拿着盾牌走浮桥；一路搭乘渡船往对岸攻去。
张任早有准备，让原来驻守的官兵在黄河西岸，一人持盾牌防止对方射冷箭；一个人手持长枪，攻击对方弃船登岸的官兵。这种战术他们经常演练，所以操作起来比较得心应手。
至于浮桥上的敌人，直接放一台弩机好了，对着浮桥，不管多厚的盾牌，都能给他穿破。
所以双方默契地都没有斩断浮桥。
增援的骑兵则放弃战马，依托箭垛，射击渡河的敌人。
战斗进行得并不激烈，因为大家很少有面对面攻防的机会。不管是浮桥上的敌军，还是桥下坐船的，还没有到达河对岸都被对方密集的箭矢给逼了回来。
郭援没有强攻，因为麾下都是他的嫡系部队，他虽然投靠了袁家，但是手中的兵马才是他最大的依靠。
次日并州牧高干率领五万大军前来，同行的还有匈奴羌渠部的单于栾提呼厨泉率领的一万精锐骑兵。
高干是袁绍的外甥，能在袁绍手下出任四大州牧之一，能力自不必说。他同时也是这次出兵讨伐刘铮的最高军事统帅，袁熙是他表弟，帮表弟出头，报夺妻之恨，责无旁贷。
栾提呼厨泉是谁呢？他是於夫罗的弟弟，南匈奴的首领。
於夫罗带兵比较早，曾经参与过东汉末年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战争。但是他只顾在中原打得高兴呢，一回头发现自己后院发生了叛乱，老爹被人家杀了，部落族人也被驱逐南迁，有家不能归了。
于是这个破落户开始在中原流浪，到处帮人打短工，混口饭吃，和袁绍、袁术、张扬等人分分合合，最后都看不上他，沦落到跟黑山盗匪、白波军一起靠抢劫为生。
当年参与献帝东归的左贤王去卑也属于他们部落。
於夫罗活着的时候一直是右贤王，由于郁郁不得志，很快就死了。
他这辈子活得有点憋屈，但是他有个后人很厉害，就是前赵的开国皇帝刘渊。因为汉朝曾经和匈奴和亲，所以匈奴的贵族都以大汉皇室的外甥自居，他们改成汉姓以后统一姓刘。
於夫罗死后，他弟弟呼厨泉即位，统领南匈奴各部，自称单于。
他们这个部落跟休屠王可是没法比。人家归顺得早，赏赐的地盘也是水草最丰美的河套草原。而他们只能在黄河以东的山区厮混，日子过得很是紧巴，所以兵马也是捉襟见肘，这次能出兵一万已经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高干来了以后，战争的规模和烈度马上升级。他派人征调大船，打造巨型盾牌，然后铺开在黄河的水面上几千米宽，强行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