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不过是几十载光阴，但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那已是需要用力回想，或者根本无从想象的另一个中国了。
那时的风，刮得格外紧。不是自然的风，是政策的风，是弥漫在村镇街巷、田间地头的一种无形的压力。它的名字，叫做“计划生育”。有多严格呢？严格到足以重塑无数家庭的命运，严格到让“生孩子”这件事，变成了一场需要精心策划、提心吊胆的“秘密战争”。
那时的规则，简单而坚硬，如同淬火的钢铁：如果家里第一个出生的是男孩，那么恭喜你，同时也警告你——你不许再生了。这叫“独生子女”，是光荣，也是枷锁。如果家里第一个出生的是女孩，那么你们家获得了一张珍贵的“准生券”，还能再生一个。这背后，是绵延千年的香火观念与刚性国策之间微妙而无奈的妥协。
难道就没有反抗的吗？血肉之躯，怎能轻易接受命运的捆缚？当然有。但反抗的形式，并非高举旗帜的呐喊，而是悄无声息的“游击”。上有政策，下有妙计。这妙计，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神机妙算，只是被逼到墙角后，求生的本能。
那会多生的情况，只能偷偷生，躲起来生，不让人发现。有的孕妇躲进了深山老林，像原始人一样穴居，与虫蛇为伴，只求腹中骨肉能见天日。有的，则藏在了自家挖的地窖里。那阴暗、潮湿、不见阳光的方寸之地，成了孕育新生命的最后堡垒。然而，地窖也并非绝对安全。村干部、计生工作队，他们有着鹰一样锐利的眼睛和狗一样灵敏的鼻子。一旦被发现，等待这户人家的，往往是一场风暴。
罚款，是必然的。那笔钱，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可能是一家子几年的嚼谷，是盖房娶媳的全部希望。若交不出钱，更残酷的选择便会摆在面前：强制流产。已经成形的骨肉，被冰冷的器械终止了生命之旅。这不仅仅是身体的剧痛，更是心灵上永难愈合的伤疤。除此之外，还得写检讨，在村民大会上公开朗读，承认自己“破坏了国家计划”，给集体“抹了黑”。那种屈辱，如同当众剥衣，尊严扫地。
这一切，就是那个年代，许多中国家庭共同经历的，无声却惊心动魄的现实。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样一个地窖，从一个名叫陈桂香的女人开始。
第一章：地窖之光
一九八三年，夏末秋初，江汉平原的一个普通的村庄，陈家坢。
夜幕像一块巨大的黑绒布，缓缓覆盖了村庄、田野和蜿蜒的土路。白日的蝉鸣歇了，换上了秋虫不知疲倦的吟唱。空气里还残留着白日太阳炙烤后的余温，混合着稻草和泥土的气息。
陈桂香挺着硕大的肚子，像一只笨重的企鹅，被丈夫陈满仓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挪向后院那个不起眼的柴房。她的额发已经被汗水濡湿，紧贴在皮肤上，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沉重的喘息。阵痛已经开始了，像潮水一样，一阵紧过一阵。
“满仓……快、快一点……”她咬着牙，声音从齿缝里挤出来。
“就到了，就到了，桂香，你再忍忍。”陈满仓的声音压得极低，生怕惊动了这静谧的夜，也怕惊动了左邻右舍可能还未沉睡的耳朵。他的手掌宽厚却布满老茧，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牢牢托着妻子的臂膀。
柴房角落里，挪开几个捆扎整齐的稻草垛，露出了一块几乎与地面平齐的木门。满仓用力拉开木门，一股混杂着霉味、土腥气和淡淡草药味的、沉滞的空气涌了出来。下面，是一段陡峭的土阶，通向黑暗。
这就是他们的“妙计”——一个挖在柴房下的地窖。不大，只有五六平米，高度勉强能让满仓站直。墙壁是裸露的黄土，凹凸不平。角落里铺着一张旧门板搭成的“床”，上面铺着虽然陈旧但洗得发白的床单。一盏煤油灯放在一个矮凳上，豆大的火苗不安地跳动着，将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扭曲地投在土墙上，像一群沉默的鬼魅。
接生婆王婶早已等在里面。她是个干瘦的老太太，脸上布满沟壑般的皱纹，眼神却异常锐利沉稳。她是这个村子里为数不多还敢接这种“私活”的接生婆，经验丰富，嘴巴也严。
“躺下，躺下，我看看。”王婶的声音沙哑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
桂香顺从地躺在那张硬邦邦的“床”上，冰凉的触感透过薄薄的床单传到背上，让她打了个激灵。煤油灯的光晕有限，只能照亮她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和那高高隆起的腹部，大部分空间仍陷在深沉的黑暗里，仿佛随时会吞噬掉这微弱的光明和希望。
地窖里闷热难当，空气仿佛凝固的胶水。汗水很快浸透了桂香的衣衫，也浸湿了满仓的手心。他蹲在妻子身边，一只手紧紧握着她的手，另一只手用一块湿毛巾，不停地为她擦拭额头和脖颈上的汗。
“啊——”一声压抑不住的痛呼从桂香喉咙里逸出，她立刻死死咬住了自己的下唇，渗出血丝。不能出声，绝对不能出声。地窖的隔音并不好，哪怕一点异常的响动，都可能引来灭顶之灾。
满仓的心揪紧了。他看着妻子痛苦的模样，看着这暗无天日的环境，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和屈辱感攫住了他。他是男人，是丈夫，本该给妻儿一个光明正大的迎接，如今却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他想起白日在田里干活时，听到隔壁村张老三家被抓的惨状。计生办的人开着拖拉机，直接撞开了院门，哭喊声、斥骂声乱成一团，最后张老三媳妇被强行拖去了卫生院，七个月大的男胎没保住，家里还被罚得倾家荡产，房子上的瓦都被揭了几片抵债……那场景，他想起来就不寒而栗。
“用力！桂香，看到头了！再用把力！”王婶低促地指挥着，她的声音在这种环境下，如同战场上吹响的号角。
桂香憋足了气，脸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她使出了全身的力气，那力气源于母性的本能，源于对腹中生命的渴望，也源于对这昏暗现实的倔强反抗。
就在这时，地面之上，远远地，传来了一阵狗吠。起先是一两声，随即，仿佛连锁反应，整个村子的狗都此起彼伏地叫了起来。中间，似乎还夹杂着隐约的人声和手电筒光束杂乱无章的扫动。
满仓浑身一僵，握着桂香的手猛地收紧，指甲几乎掐进她的肉里。他侧耳倾听，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
“来了……他们……他们来了……”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地窖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王婶的动作顿了一下，眉头紧紧锁住。桂香更是吓得连阵痛都忘了，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无助地看着丈夫。
外面的声响似乎越来越近，脚步声，说话声，清晰地敲打着他们的耳膜。手电筒的光柱甚至有那么一两次，从柴房的缝隙里透了进来，像探照灯一样扫过黑暗。
满仓猛地站起身，因为起得太急，眼前一阵发黑。他冲到地窖口下方，死死顶着那块木门，仿佛这样就能挡住外面的一切。他的胸膛剧烈起伏，心脏快要跳出嗓子眼。他回头看了一眼妻子，桂香的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乞求。
那一刻，陈满仓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狠劲。他顺手抄起了靠在墙边的一把砍柴刀，刀刃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冷冽的光。他做好了拼命的准备。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他不能退。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地窖里的三个人，连呼吸都屏住了，只有煤油灯芯偶尔爆开的噼啪声，和桂香极力压抑的、痛苦的闷哼。
幸运的是，那脚步声和光柱，最终并没有在柴房前停留。它们渐行渐远，狗吠声也渐渐平息下去。危险，似乎只是与他们擦肩而过。
满仓虚脱般地滑坐在地上，砍柴刀“哐当”一声掉在身边，他这才发现自己全身都被冷汗湿透了。
“好了，没事了，过去了……”他喃喃着，像是在安慰妻子，也像是在安慰自己。
也就在这极度的紧张与松弛之间，一声响亮而有力的婴儿啼哭，骤然在地窖里炸响！
“哇啊——哇啊——”
这哭声，如此蓬勃，如此生机盎然，仿佛要穿透这厚厚的土层，向整个世界宣告他的到来。它冲散了之前的恐惧、压抑和阴霾。
王婶利落地剪断脐带，将一个小小的、浑身皱巴巴、却哭声洪亮的婴儿抱到桂香眼前，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
“是个带把的！小子！桂香，你有福气啊！”
桂香虚弱地笑了，眼泪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混合着汗水，流进鬓角。她伸出颤抖的手，轻轻触摸着儿子温热的小脸。所有的痛苦、恐惧和委屈，在这一刻，似乎都值得了。
满仓凑过来，看着那个挥舞着小拳头、闭眼大哭的儿子，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眼眶也红了。他伸出手指，极其小心地碰了碰儿子的脸颊，那柔软的触感，瞬间融化了他所有的刚强。
地窖依旧阴暗，煤油灯的光依旧微弱。但在这个小小的、与世隔绝的空间里，一个新生命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光亮和希望。
他们给这个在地窖里出生的儿子，取名叫陈土生。意为，在土里生根，顽强地活下去。
而这个孩子的降生，仅仅是这个家庭，乃至那个时代洪流中，一段漫长故事的开始。他的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叫陈招娣。很快，他还会有一个弟弟……这个家的命运，将因为这几个孩子，尤其是这个“超生”的男孩，而驶向完全不同的轨道。围绕着他们，勤劳与偏见，坚韧与苦难，爱与牺牲，时代与个人……一幕幕悲欢离合，才刚刚拉开序幕。
地窖事件过去三天了。
陈桂香还是躺在那张铺着旧床单的门板床上，只是地点换成了里屋的炕上。地窖的阴冷潮湿似乎已经渗入了她的骨头缝里，让她时不时地打个寒颤。但她的眼神是亮的，看着身旁襁褓中那个小小皱皱的婴儿——她的儿子，陈土生——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又暖又胀。
丈夫陈满仓脸上的愁云却并未完全散去。儿子的降生带来的狂喜过后，是更现实的焦虑。那晚计生办的人虽然没发现，但村里突然多了个孩子，终究是纸包不住火。罚款，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全家头顶。他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眉头拧成一个疙瘩。
“满仓，”桂香虚弱地开口，“别愁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总……总有办法的。”她这话，是说给丈夫听，也是说给自己听。
满仓没回头，只是重重地“嗯”了一声，烟抽得更凶了。
这时，一个瘦小的身影，端着一个粗陶碗，小心翼翼地挪了进来。这是他们的大女儿，陈招娣。
招娣今年八岁，个子却比同龄孩子矮上半头，瘦得像根秋后田野里的芦苇杆，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跑。她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洗得发白的碎花旧衫，袖子挽了好几道才露出手腕。头发枯黄，扎成两个细细的小辫，脸上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谨慎和沉默。
她手里那碗红糖水卧鸡蛋，是乡下产妇能吃到的最好的滋补品。红糖的甜香和鸡蛋的香气混合在一起，在这间昏暗的土坯房里显得格外诱人。
“妈，吃。”招娣把碗递到炕沿，声音细细的，像蚊子叫。
桂香撑着想坐起来，招娣连忙放下碗，用那双瘦弱的手臂去搀扶母亲。她的动作很熟练，显然不是第一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