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一天天长大，那条“六尺巷”的故事，也随着他的年岁增长，在他心中从一个小小的典故，逐渐变成了家族精神的丰碑和为人处世的准则。
张英虽然远在京城，但他对子女的教育从未松懈。他的家书，就是连接京城与桐城，传递学问与品德的桥梁。这些信，可不是简单的嘘寒问暖，往往厚厚一叠，里面既有对时政的独到见解（当然是能对家人说的部分），也有读书治学的心得，更多的，是教导儿子们如何立身处世。
有一次，张英在信中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论让”，核心就是围绕“六尺巷”展开。他写道：“自古只闻‘忍’字高，‘忍’字头上一把刀。但‘让’字更在‘忍’字之上。忍，或许心中还有不平之气，只是强行压下；而让，则是心胸开阔，主动谦退，心中平和，不以为意。与人相处，若能常存一个‘让’字，则纷争可息，怨怼可消，家宅可宁，邻里可睦。”
这封信，张廷玉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面前铺开纸笔，试图临摹父亲那沉稳劲健的字迹，更是在一笔一划中，咀嚼、消化着“让”字的深意。他仿佛看到，父亲在波谲云诡的京城官场中，正是凭借着这种“让”的智慧，规避了多少明枪暗箭，团结了多少同僚僚属。
“原来，退一步，并非懦弱，而是更强大的自信和更远大的谋略。”少年张廷玉在心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认知，深刻地影响了他一生的行事风格。
当然，张家的家教，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引导，更有极其严格甚至堪称苛刻的日常规矩。
每天天不亮，公鸡刚刚打鸣，张廷玉和兄弟们就必须起床。洗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向母亲请安，然后整齐地坐在书房里，开始晨读。朗朗的读书声，是张家大宅清晨最动听的音乐。
白天在私塾里，先生要求极其严格，四书五经必须熟读成诵，文章策论更要反复推敲。放学回来，也并非就是玩耍的时间。晚饭后，往往还有“家庭作业”——或是练习书法，或是试作诗词，或是阅读史书。
张英夫人周氏，虽然心疼儿子，但在学业督促上，也绝不放松。她常常对孩子们说：“你父亲在京城，为朝廷兢兢业业，他的名声，就是咱们张家的脸面。你们做儿子的，若不能在学问品行上有所成就，如何对得起你父亲的辛劳？如何对得起桐城张氏这块牌子？”
在这种氛围下，张廷玉兄弟几人，形成了一种既亲密又竞争的关系。大哥张廷瓒，年纪稍长，性格更为持重，是弟弟们的榜样；张廷玉则聪慧敏捷，学业上一路领先；下面的弟弟们也不甘示弱，个个憋着一股劲儿，生怕落后。
兄弟之间，偶尔也会为了某个书中的观点，或者某篇文章的写法，争得面红耳赤。但这种争论，始终控制在学问探讨的范围内，从未伤及感情。因为他们骨子里都刻着父亲的那条家训——“让”。在真正可能产生矛盾的时候，总会有人先退一步。
有一次，张廷玉写了一篇自认为非常精彩的文章，兴冲冲地拿去给大哥张廷瓒看。张廷瓒仔细读后，却指出了几处用典的不妥和逻辑的瑕疵。张廷玉当时年轻气盛，有些不服气，辩解了几句。张廷瓒没有与他继续争论，只是淡淡地说：“二弟才思，为兄一向佩服。此文气象已足，只是父亲常教导我们，‘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你再细细推敲一番，或许能有更佳之选。”
说完，大哥便起身离开了。
张廷玉独自坐在那里，看着大哥指出的那几处地方，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心中的那点不服气，渐渐被惭愧取代。他提起笔，静下心来，重新修改文章。第二天，他主动找到大哥，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疏漏，并展示了修改后的文章。张廷瓒看了，欣慰地拍拍他的肩膀：“如此，便更见功力了。”
这件事让张廷玉更深切地体会到，“让”不是无原则的退缩，而是在真理面前，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接纳他人的正确意见。这种家庭内部的“让”，培养的是谦逊和自省的能力。
除了读书，张家的子弟还被要求关心家务，了解民间疾苦。张英在信中也常提道：“须知稼穑之艰难，方知黎民之疾苦。将来若能为官，切不可做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庸官。”
因此，张廷玉偶尔也会在家仆的带领下，到自家的田庄上去看看，观察农夫们如何插秧、锄草、收割。他看着那些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农人，看着他们粗糙的双手和黝黑的面庞，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这种接地气的教育，让他日后为官时，在制定政策、处理政务时，总能多一份对底层百姓的体恤和理解。
时光就在这朗朗书声、兄弟切磋和家训熏陶中悄然流逝。张廷玉的学问日益精进，文章写得越发老练，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也被打磨得愈发沉稳、缜密。他不再仅仅是那个凭借“神童”之名被人夸赞的孩子，而逐渐成长为一个学识、品行、心性都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青年士子。
他就像一块上好的璞玉，在桐城张家这个精工作坊里，经过父亲“远程”的精心设计和母亲、师长的细致雕琢，已经开始显露出温润而坚实的光泽。
他知道，自己所有的积累和准备，都是为了走向那个最终的目标——科举。那是通往父亲所在的那个宏大舞台，实现自己平生志业的唯一正途。
（钩子：就在张廷玉自觉学问已有小成，摩拳擦掌准备踏上科举之路时，一个来自京城的消息，再次搅动了桐城张家的平静。父亲张英在信中提到，朝廷即将举行新一轮的科举考试，并对家中学子寄予厚望。张廷玉的心，瞬间被点燃了。他知道，检验自己多年苦读成果的时刻，即将到来。然而，这条千军万马争渡的独木桥，他真的能顺利通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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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宰相门第”这一章，深刻揭示了家族文化传承对于塑造历史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决定性作用。张廷玉的早期教育，堪称传统士大夫家庭教育的典范。
首先，张英的“远程教育”成效卓着。他并非空洞说教，而是以“六尺巷”这一具体、生动且极具道德感召力的事件为载体，将“谦让”、“克己”、“睦邻”等儒家核心价值观念，成功地内化为张廷玉的基本行为准则。这种强调“让”的哲学，在和平时期、尤其是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官场中，是一种高效的“避险”策略，它帮助年轻的张廷玉避免了因才傲物、锋芒毕露可能带来的早期挫折，为其赢得了沉稳持重的初始声誉。
其次，张家的家教体系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它不仅是学问的传授（严格的课业），更是品德的磨砺（兄弟间的谦让）、实务的认知（了解农事）和情商的培养（处理人际关系）。这种教育产出的，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书呆子”，而是一个深谙世情、懂得进退、兼具理想与现实主义的复合型人才。这正是清朝鼎盛时期，帝国官僚体系所需要的中坚力量。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桐城张氏作为清代着名的科举世家，其成功并非偶然。它代表了一种通过文化资本积累（世代读书）、社会资本经营（注重声誉、邻里关系）和政治资本传承（父辈提携、同辈互助）来实现家族长盛不衰的模式。张廷玉正是这一模式的完美产物与受益者。
然而，本章也暗示了这种教育模式可能存在的局限性。过度强调“让”、“忍”、“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个体的锋芒与创造性，形成一种过于求稳、甚至趋于保守的思维定式。当张廷玉未来面对雍正帝那样要求高效、铁腕的君主时，这种性格是适配的；但当君权更为强势、且心思更难揣测（如乾隆帝）时，这种源于“退让”的生存哲学，是否会演变为一种被动和无力，最终导致其在政治博弈中陷入困境？这为人物未来的命运埋下了深刻的伏笔。他早期赖以成功的基石，或许也正是其晚年悲剧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