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雍正朝的朝堂，如同一台被皇帝亲自驱动、高速运转的精密机器。而在这台机器的核心，有两根最为关键的支柱：一根是汉臣张廷玉，另一根，则是满臣鄂尔泰。
鄂尔泰，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与张廷玉的科举正途、词臣出身不同，他走的是满洲贵族传统的“萌生”入仕之路，早年曾任内务府员外郎，后来外放地方，在江苏、云南等地任封疆大吏，以作风强硬、手腕老辣、政绩卓着而闻名。尤其是他在西南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司，改设流官，为朝廷加强了对边疆的控制，立下赫赫功勋。
雍正帝需要平衡满汉，也需要不同类型的干才。于是，鄂尔泰被召回京城，授予要职，很快也进入了军机处，成为与张廷玉并列的军机大臣。
这两位雍正朝最顶尖的臣子，就像冰与火，风格迥异。
张廷玉是“冰”，内敛、沉静、缜密。他终日埋首于文山书海，将所有精力都倾注在案头工作之上，通过笔墨和规章来贯彻皇帝的意志。他像一位技艺超群的内科圣手，于无声处调理着帝国的经脉。
鄂尔泰则是“火”，外露、刚毅、果决。他有着丰富的地方实践经验，善于处理复杂棘手的实际事务，作风雷厉风行。他更像一位擅长外科手术的名医，敢于对帝国的痼疾下猛药，动刀子。
起初，两人尚能相安无事，各司其职。张廷玉主要负责中枢机要文书和决策参谋，鄂尔泰则更多地倚重其经验，在具体政务，尤其是涉及边疆、吏治整顿等事务上提供意见。雍正帝也很乐于看到这种互补的局面。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位高权重，门下自然聚集了一批依附的官员。张廷玉因其学问、地位和沉稳作风，被许多汉官，尤其是科举出身的官员视为领袖和楷模，无形中形成了“张党”的雏形。而鄂尔泰作为满洲贵族的代表，又立有实打实的军功政绩，自然也吸引了一批满官和务实派的追随者，被视为“鄂党”的核心。
两派之间，起初或许只是政见和处事风格的不同，但逐渐演变成了微妙的竞争和摩擦。
有一次，在军机处讨论一个关于漕运改革的方案。方案主要由张廷玉麾下一个精通水利的汉官门生提出，引经据典，条陈清晰，考虑周全。
鄂尔泰听完，却皱了皱眉，直言不讳地说：“此策看似完美，但未免过于纸上谈兵。漕运牵扯沿河上下百万民生、无数胥吏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依我看，当先选一两个河段试行，看看底下人会玩出什么花样，再图推广。否则，一旦全面铺开，必生事端！”
他的话，带着一股来自实践经验的底气，也带着一丝对“书生之见”的不以为然。
张廷玉坐在一旁，面色平静，并未直接反驳，只是缓缓道：“鄂大人所言，老成持重，试行之法确更稳妥。然漕运弊病已久，朝廷岁耗巨万，若不能大刀阔斧，恐难见实效。具体细则，可再详加斟酌，力求既除积弊，亦免震荡。”
他的话，既肯定了鄂尔泰的谨慎，又坚持了改革的必要性，滴水不漏，但立场分明。
类似这样的分歧，在政务处理中时有发生。张廷玉一系更注重制度的完善和文本的严谨，鄂尔泰一系则更强调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和地方的复杂性。两人在皇帝面前虽然都保持着臣子的礼节，但私下里，两派门人之间的相互攻讦和暗中较劲，却渐渐多了起来。
某地出一个肥缺，张党的人会极力推荐某位“清廉有文名”的汉官，而鄂党的人则会力挺某位“干练晓事”的满官或汉军旗官员。双方在吏部、在皇帝面前，明里暗里地角力。
雍正帝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他一方面利用这种竞争来平衡朝局，避免任何一方坐大，威胁皇权；另一方面，他也对结党深恶痛绝。他曾多次下旨申饬朋党之弊，甚至写过着名的《朋党论》告诫臣工。
有一次，雍正帝特意将张廷玉和鄂尔泰一同召到御前，意味深长地说：“尔二人，皆是朕之股肱，朕视如一体。望尔等同心同德，共襄政理。若因门户之见，互相倾轧，则非社稷之福，亦负朕之深恩。”
两人闻言，连忙跪倒在地，口称“不敢”，“定当谨遵圣训”。
从养心殿出来，张廷玉与鄂尔泰对视一眼，彼此拱了拱手，脸上都挂着公式化的微笑，但眼神深处，却都藏着一丝难以融化的坚冰。
张廷玉回到府中，心中更是警醒。他知道，皇帝这是在敲打他们。他与鄂尔泰，可以有不同的政见，但不能演变成势同水火的党争。否则，第一个不容他们的，就是龙椅上的皇帝。
他更加严格地约束门下官员，告诫他们务必以公事为重，不得妄议鄂尔泰一系的是非。但他也明白，这种因背景、风格、利益交织而成的竞争格局，一旦形成，便难以彻底消除。它将成为雍正朝中后期政坛一个持续的基调。
（钩子：张廷玉与鄂尔泰的竞争，在雍正帝的驾驭下，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共同支撑着帝国的运转。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就在张廷玉的权势和恩宠达到人臣极致之时，一个巨大的、足以保障身后哀荣的承诺，正伴随着皇帝健康状况的不佳而悄然降临。这至高无上的殊荣，是福，还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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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张与鄂的竞争”这一章，揭示了雍正朝中期以后核心权力层的复杂生态，以及张廷玉所处政治环境的微妙变化。
首先，张廷玉与鄂尔泰的竞争，是清代满汉关系在高层政治中的一个典型缩影。它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较量，更是不同出身背景、晋升途径（科举 vs. 萌生\/军功）和行政风格（文书中枢 vs. 地方实干）的碰撞。雍正帝有意利用这种差异和竞争，形成制衡，确保没有任何一股势力能够单独掌控朝局，这体现了其高超的政治权术。
其次，张廷玉在竞争中的表现，延续并深化了其“谨慎持重”的一贯风格。他避免与鄂尔泰发生正面冲突，即使在政见不同时，也力求措辞委婉，留有余地。这种克制，一方面源于其性格和家教，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雍正帝厌恶朋党的深刻认知。他知道，在皇权面前，任何形式的“党争”都是致命的。
从政治影响来看，张、鄂之争在雍正帝的掌控下，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鲶鱼效应”，促使双方都更加勤勉任事，客观上有利于政务推行。但这种竞争也消耗了部分行政资源，导致一些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可能因派系分歧而打折扣，或是在用人上出现偏颇。
然而，这场竞争对张廷玉个人的长远影响更为深远。它使得张廷玉在朝中拥有了明确的“政治对手”。当他深得帝心、权势煊赫时，这种对立尚不明显；一旦他失去皇帝的绝对庇护（尤其是在雍正去世后），来自鄂尔泰及其势力的压力便会显着增加。此外，这种竞争格局也使得张廷玉更加依赖于皇帝的信任作为其权力的唯一来源，进一步加深了他与皇权绑定的紧密度。皇帝赐予“配享太庙”的承诺，既是对他个人的终极肯定，也像是在这微妙的平衡中，投下的一颗分量极重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