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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场

广州城似乎恢复了一丝往日的平静,九龙和穿鼻的硝烟味在海风中渐渐淡去。林则徐却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加紧整顿海防,督造炮船,训练水勇,目光始终紧锁着伶仃洋上那些游弋的英国舰影。他相信,只要广东壁垒森严,英夷便无隙可乘。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最致命的攻击并非来自海上,而是来自他誓死效忠的朝廷内部,来自北京那座金碧辉煌的紫禁城。

紫禁城,养心殿。道光皇帝爱新觉旻宁正对着两份几乎同时送达的奏折发愁。一份来自广东,是林则徐的报捷和预警,字里行间透着坚定与忧虑;另一份来自直隶总督琦善,措辞闪烁,却暗藏机锋。

林则徐的奏折详细陈述了九龙、穿鼻之战的经过,强调了将士用命、击退英夷的功绩,但更着重分析了英夷“船坚炮利”的实情,并再次恳请朝廷拨款,速造坚船利炮,巩固沿海各省防务,言辞恳切,忧国之心跃然纸上。

而琦善的奏折则完全是另一番腔调。他避而不谈林则徐的功劳,反而夸大其词地描述了广东局势的“紧张”,暗示林则徐“办理操切”,一味强硬,才激化了矛盾,导致边衅大开。他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倘若战争扩大,沿海各省糜烂,庞大的军费开支将彻底拖垮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库。最后,他委婉地提出,对待外夷,或可“羁縻”、“安抚”,晓以利害,方能平息事端。

道光皇帝本就生性多疑,节俭到了吝啬的程度。当初支持林则徐禁烟,是心疼流失的白银,惧怕“无兵无饷”。如今,林则徐虽然在广东顶住了英夷,但战争阴云不散,军费开支如同无底洞,这更让他坐立不安。琦善的奏折,像是一根毒刺,正好扎在了他内心最脆弱的地方。

“这个林则徐,办事是得力,可也忒不会变通了……”道光帝喃喃自语,将林则徐的奏折搁在一边,手指轻轻敲着琦善的那份,“若是能花小钱平息大事,何必非要大动干戈?”

就在这时,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觐见。此人老谋深算,是朝中主和派的隐形领袖,与琦善等人过从甚密。他深知皇帝心思,行礼之后,并不直接谈论广东战事,而是从户部钱粮说起,大谈河工、赈灾等项开支如何巨大,国库如何空虚,最后才话锋一转,叹气道:

“皇上圣明。林则徐为国操劳,其心可嘉。然英夷毕竟船炮犀利,若长期对峙,沿海七省处处设防,这钱粮……实在难以为继啊。且听闻英夷此番北犯,并非要求割地,只为贸易与申冤。若能设法安抚,令其退兵,既可省却刀兵之费,又能保全天朝体面,岂非两全?”

这番话,句句都说到了道光皇帝的心坎里。他厌倦了广东不断传来的“麻烦”,害怕战争带来的财政崩溃和政治风险。他开始觉得,林则徐的“强硬”成了解决问题的障碍,而琦善、穆彰阿等人的“安抚”策略,似乎更符合“持重”之道。

一时间,朝堂之上,风向悄然转变。那些原本就嫉妒林则徐声名、或与鸦片利益有牵连的官员,见皇帝态度动摇,纷纷上书,附和琦善、穆彰阿的论调。一时间,“林则徐操之过急”、“禁烟引起边衅”的论调甚嚣尘上。诋毁和谗言,如同无形的毒雾,在北京城弥漫,并通过各种渠道,慢慢向南扩散。

广州,钦差行辕。林则徐也隐约听到了些风声,但他不信,或者说不愿相信。他自问一心为国,毫无私念,皇上圣明,岂会被小人之言蒙蔽?他继续埋头于他的防务,将更多的心血倾注在了解夷情和整顿武备上。

道光二十年(1840年)夏,局势急转直下。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对华开战,一支由四十余艘舰船、四千余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在懿律和义律的率领下,杀气腾腾地抵达中国海域。他们没有直接进攻戒备森严的广东,而是按照既定策略,北上寻找清廷防线的薄弱环节。

七月,英军攻陷浙江定海!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定海是浙江重镇,如此轻易失守,意味着英军的兵锋可以直指京津!

北京震动了!道光皇帝又惊又怒,主和派的声音瞬间占据了绝对上风。他们把定海失守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林则徐——“若非他在广东一味强硬,激怒英夷,焉有此祸?”

九月,英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外,直接威胁京城!道光皇帝彻底慌了神。他紧急任命一向主张“抚夷”的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与英军谈判。

琦善到了天津,对英军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他一面指责林则徐“办理不善”,承诺要“重治其罪”,一面向英军保证,只要退回广东,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广州谈判中解决。

英军见武力威胁奏效,加之北方即将进入冬季,不利于作战,便同意南返广东。

危机暂时解除,道光皇帝长舒一口气,对琦善的“外交手腕”大加赞赏。而所有的怒火,便都转向了那个“始作俑者”。

道光二十年九月八日(1840年10月3日),一道冰冷的圣旨,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广州钦差行辕。

林则徐与邓廷桢跪听圣旨。当听到“……林则徐、邓廷桢着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林则徐即行来京听候部议……”时,如同晴天霹雳,在两人头顶炸响!

“交部议处”?“来京听候部议”?这不过是体面的说法,谁都明白,这等同于革职查办!

邓廷桢老泪纵横,几乎瘫倒在地。林则徐则浑身一震,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但他强撑着,用颤抖的声音叩头谢恩:“臣……领旨谢恩。”

宣旨太监走后,行辕内一片死寂。幕僚们面面相觑,无不悲愤填膺。有人捶胸顿足,有人掩面而泣。他们想不明白,为何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的主帅却落得如此下场?

林则徐缓缓站起身,步履有些蹒跚。他走到院中,仰头望着广州灰蒙蒙的天空,久久不语。他没有哭,也没有怒骂,只是觉得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蔓延至全身,比凛冬的寒风更冷。他一生清廉,鞠躬尽瘁,换来的竟是如此结局?

客观评价

林则徐的罢黜,是鸦片战争进程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深刻暴露了清王朝政治体制的腐朽和最高统治者的短视与软弱。这并非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

道光皇帝作为决策者,其心态极具代表性:在维护天朝体面与避免现实风险(尤其是财政和军事风险)之间,他本能地选择了后者。他对林则徐的态度转变,完全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当林则徐的强硬政策似乎能低成本解决问题时,他予以支持;当这一政策引发更大危机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将其作为替罪羊抛弃。这充分体现了专制皇权下,臣子命运的脆弱性。

琦善、穆彰阿等主和派,则代表了官僚体系中因循守旧、苟且偷安的势力。他们并非不知国家利益受损,但在他们看来,维护自身的权位和统治集团的稳定,远比抵抗外侮更重要。林则徐的悲剧在于,他试图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腐朽的体制和落后的时代,其失败是必然的。他的罢黜,不仅使广东的抗战成果付诸东流,更向英方传递了清廷软弱可欺的错误信号,直接导致了战争的扩大和《南京条约》的签订。

顶梁柱轰然倒塌,广东的抗战形势急转直下。虽被革职,林则徐却未能立刻离开这片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土地。他被迫滞留广州,眼睁睁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防线被接任者一一拆解,那种无能为力的煎熬,比罢官本身更加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