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正月末至二月的汴京，已不再是那个“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繁华帝都，而是一座被恐惧和绝望紧紧包裹的巨大囚笼。凛冽的寒风卷过空旷的御街，昔日摩肩接踵的人流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巡逻兵士沉重的脚步声和死寂般的压抑。城墙之外，金军营寨的灯火如同嗜血猛兽的瞳孔，无声地昭示着迫在眉睫的毁灭。
皇宫大内，垂拱殿的灯火彻夜通明。新登基的宋钦宗赵桓，面色憔悴，眼窝深陷。他面前巨大的沙盘上，汴京城防的每一处细节都清晰可见，却更像是一副沉重的枷锁。
“陛下，”一个沉稳而坚定的声音响起，正是被紧急擢升为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的李纲。他面容清癯，目光锐利，在满朝惊慌失措之际，是少数力主坚守的核心人物。
“金虏虽众，然我汴京城高池深，储粮尚可支撑。只要军民一心，凭城固守，待四方勤王之师云集，内外夹击，未必不能破敌！”李纲的手指有力地划过沙盘，“当务之急，是即刻加固城防，整顿军纪，安抚百姓，编练民壮。”
钦宗听着李纲条理清晰的陈述，慌乱的心绪找到了一丝依靠。他授权李纲全权负责防务，打开府库犒军，甚至亲自登城勉励守军（尽管声音因紧张而颤抖）。在李纲的雷厉风行之下，汴京这座战争机器开始艰难地运转起来，一种悲壮的、背水一战的氛围逐渐弥漫。然而，所有人都明白，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有援军到来。
固守待援——是汴京唯一的生机。钦宗连发数道措辞恳切乃至悲怆的“勤王诏书”，以最紧急、最隐秘的方式送出。宫中最忠勇的禁卫组成敢死队，身藏蜡丸密诏，或缒城而下，或伪装潜行，冒死突围。诏书的内容字字泣血：陈述京城危在旦夕，急令天下兵马火速入卫！
诏书中尤其寄予厚望的，是两支力量：
西军残部： 急令种师中收集其兄种师道溃散兵马，兼程东进。
西北强援： 特急诏令西北宣抚使、秦国公蔡攸，命其尽其麾下精锐，速速驰援京师！诏书中明确提到，望蔡攸督率折可求、姚平仲、以及历经战火锤炼的将领如刘法、杨再兴、高崇等部，合力东进，勤王护驾！
每一份诏书的送出都伴随着巨大风险，但仍有幸运者突破重围，将求救信号带向四方。这些蜡丸密信，如同在无尽黑暗中射出的星火，而其中最为明亮的一簇，正指向西北方向——那位手握重兵、经营已久的秦国公蔡攸。
就在钦宗和李纲为守城殚精竭虑之际，一场来自内部的致命打击悄然发生。二月的一个凌晨，汴河码头，太上皇赵佶在一小队心腹的簇拥下，悄然抵达。陪伴在他身边的，是杨戬、梁师诚、高俅等一众宠臣，他们个个面色惶惶，急于逃离险地。
赵佶以“往亳州太清宫谒拜老子，为社稷祈福消灾”为名，决定南行。码头上几乎没有送行仪式，赵佶匆匆登船，顺着汴河水道向南驶往镇江。太上皇在此危难时刻离京“南狩”的消息，虽经封锁仍不胫而走，严重打击了守城军民的士气，一种被抛弃的悲凉感迅速蔓延。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西北长安城，秦国公府邸。蔡攸接到了通过特殊渠道送达的勤王密诏。他站在巨大的舆图前，目光深邃。一边是汴京的燃眉之急和皇帝的殷切期盼，另一边是自家经营多年、根基深厚的西北基业，以及虎视眈眈的西夏（表面臣服，实则暗流涌动）。
幕僚吴用轻摇羽扇，进言道：“主公，此乃天赐良机。勤王之举，名正言顺，可携大义之名，引兵东向。既可彰显主公忠勇，巩固朝廷地位，亦可借此机会，将我军势力延伸至中原腹地。至于西北，有萧干、李峰等坐镇，西夏暂不足虑。”
蔡攸沉吟片刻，决断道：“吴先生所言极是。覆巢之下无完卵，汴京若陷，我西北亦难独存。传令下去：以种师中为先锋，收拢西军旧部；命折可求、姚平仲率本部兵马即刻集结；调刘法、杨再兴、高崇等将随行。三军饱食，克日东征！打出‘秦国公蔡’旗号，勤王救驾！”
消息传出，西北震动。秦国公蔡攸起兵勤王的举动，与太上皇赵佶的南逃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部分人心，尤其给绝望中的汴京带来了一线强烈的希望——强大的西军，终于要来了！
然而，希望与现实之间，横亘着巨大的挑战。长安至汴京，路途遥远，关山阻隔，金军游骑四处劫掠，粮草筹措、行军速度都是极大的考验。蔡攸的勤王大军能否及时赶到？即便赶到，面对以逸待劳、战斗力极强的金军主力，胜负犹未可知。
夜幕下的汴京城，墙头火把摇曳，守军面容疲惫而倔强。城内死寂，皇宫中的钦宗，将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西北方向那道正在集结的洪流之上。而城外，金军营地篝火连绵，进攻的号角似乎随时可能吹响。
汴京，已成为真正的孤城，在希望与绝望的钢丝上摇摇欲坠。东面，是强大的敌人和仓皇南逃的太上皇；西面，是正在汇聚的、由秦国公蔡攸率领的勤王大军。帝国的命运，不仅系于汴京城头的浴血坚守，更系于那支从西北高原滚滚东来的铁流之上。第一次汴京围城最严峻的考验，在这极度复杂的希望与危机交织中，正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