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德萨战俘的命运与“东方军团”的雏形
一个与清理废墟和清点物资同样紧迫，甚至因其庞大和蕴含的危险而更显沉重的难题，如同黑海上空积聚的乌云，沉甸甸地压在了新成立的德军敖德萨军政府头上——如何处理那在投降前后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数量惊人的苏联红军战俘。在港口区成建制的最后投降、在迷宫般废墟角落里绝望的搜剿、以及在城外试图向尼古拉耶夫方向突围时被德军装甲部队无情截获的散兵游勇……短短数日之内，数量高达数万人的俘虏，瞬间从骁勇的防守者变成了一片望不到边的、穿着褴褛灰褐色军装的“灰色人潮”，他们饥饿、疲惫、伤病缠身，眼神中混杂着茫然、恐惧和一丝未熄的怒火，成为了征服者必须立即处理的巨大负担和潜在威胁。
第一幕：临时营地的地狱景象——秩序的崩溃与人性的剥离
最初的处理是彻头彻尾的混乱、即兴和残酷的。突入城内的德军前线师团，其任务是攻克和肃清，他们既没有接收如此庞大俘虏的心理准备，也极度缺乏相应的后勤物资和行政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在纳粹意识形态长期浸淫和东线战场的残酷氛围下，多数普通德军官兵对眼前的斯拉夫“劣等民族”战俘，普遍抱有蔑视和冷漠的态度，视他们为消耗宝贵德国资源的活体垃圾。
于是，这些不久前还在厮杀的敌人，被草草驱赶到城市边缘及近郊的几个开阔地。选址随意而粗暴：一个曾是繁华的、铺着鹅卵石的中央市集广场，如今摊位的碎片与丢弃的武器混杂在一起；一个位于城西的、拥有巨大砖窑和晾晒场的废弃砖厂，空气中还残留着黏土和煤烟的气味；甚至只是一片用带刺的铁丝网草草圈起来的、没有任何设施的荒野。这些地方，在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变成了事实上的临时战俘营，其景象迅速演变得触目惊心。
时值黑海北岸的春季，天气诡谲多变。前一刻可能还是阴雨连绵，冰冷的雨水将地面变成深及脚踝的黏稠泥潭，下一刻又可能烈日当空，炙烤着毫无遮蔽的空地，扬起令人窒息的尘土。俘虏们像沙丁鱼一样拥挤在这些露天牢笼里，没有任何遮蔽物，只能蜷缩在泥泞中或相互依偎着汲取一点可怜的体温。夜间，沿海的寒风裹挟着湿气，无情地带走他们体内本就所剩无几的热量。
生存的基本要素在这里是极度奢侈的。食物的供应时断时续，且质量低劣到令人发指。通常，每天只有一次配给：一小块坚硬如石、掺杂着木屑和麸皮的黑面包，或者一勺稀薄得能照见人影、几乎没有任何油星的所谓“蔬菜汤”（通常只是用烂菜叶和少量土豆煮成的盐水）。这远远不足以维持一个成年男性的基本生命需求。饥饿，如同最恶毒的寄生虫，迅速啃噬着他们的肌肉和内脏。
干净的饮用水更是极度匮乏。少数几个指定的取水点（通常是临时接上的消防水管或者几个大水桶）前排起了绝望的长龙，为了争夺一口浑水，虚弱的人们会爆发出惊人的撕打。更多的时候，俘虏们只能饮用地面上的积水，这直接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这样恶劣的卫生条件和普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疾病如同野火般蔓延。痢疾、伤寒、肺炎……这些在文明世界里可以控制的疾病，在这里成为了高效的刽子手。患者得不到任何有效的隔离，只能在同伴中间呕吐、腹泻、高烧谵语，直至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德军配备的少数军医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公共卫生灾难，显得束手无策，他们携带的药品对于眼前的人海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他们的救治原则是冷酷的“战场分类”：只对极少数有快速恢复可能、并能立即提供劳力的轻伤员进行有限处理，而对于那些重症患者，则基本放弃。每天清晨，看守都会进入营地，用脚踢开那些在夜间僵硬的尸体，然后由战俘组成的“搬运队”将这些皮包骨头的遗骸像扔木头一样扔上平板推车，运往郊外事先挖好的巨大深坑，进行草率的、没有任何标记的集体掩埋。死亡的气息，混合着粪溺的恶臭和腐烂的气味，成为这些临时营地挥之不去的标志。
绝望和死亡是这里的统治者。德军看守兵力严重不足，神经高度紧张，他们将任何不服从或仅仅是理解错误的举动都视为反抗的征兆。管理方式简单而血腥。任何试图靠近铁丝网的行为、在队伍中轻微的推搡、或者只是因为虚弱而行动迟缓，都可能招致看守的厉声呵斥、枪托的猛击，甚至是毫不犹豫的射杀。暴力是维持秩序的唯一语言。这里不是炮火连天的战场，却以一种缓慢的、系统性的方式，每日吞噬着数百甚至上千的生命。这些临时营地，成为了展示战争对人性的剥离最为赤裸和残酷的舞台。
第二幕：来自柏林的“新思维”——筛选、分类与功利性利用
柏林最高统帅部（oKw），特别是掌管东线事务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很快从最初的“俘虏冲击”中冷静下来，并从一个更冷酷、更功利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他们看到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单纯地关押和任由这数万人消耗、死亡，是对本已紧张到极点的东线后勤系统的巨大拖累，而且在政治上可能引发不利的宣传（尽管纳粹宣传机器极力淡化这一点）；另一方面，参谋部中一些具有“东方经验”的官员，如隶属于总参谋部“东方事务处”的一些人，提出了一种“新思维”：这些俘虏本身，或许可以不再仅仅是负担，而能转化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战略资源。
一份来自oKw\/东线外军处（Fremde heere ost）和总参谋部“东方事务处”联合签发的绝密指令，被以最高优先级送达敖德萨军政府司令官的办公桌。指令明确要求，立即中止目前这种混乱的、纯消耗性的关押模式，转而对战俘进行一场大规模、系统性的“筛选和分类”（Siebung und Sichtung）。其最终目的，指令中冷酷地写道，是“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帝国的战争努力”，即榨取这些俘虏身上最后一点可利用的价值。
一场规模浩大、决定着每个人命运的政治甄别和人员筛选，在几个主要的临时战俘营中迅速铺开。负责此项工作的，不再是前线的普通军官，而是由德军情报机构（阿布维尔Abwehr）的特工、战地宪兵（Feldgendarmerie）的审讯专家，以及一群特殊的人物——来自乌克兰、高加索、波罗的海等地的反苏流亡者（他们通常穿着德式军服，但没有军衔，充当翻译、顾问和“民族问题专家”）——共同组成的甄别委员会。他们依据一套复杂的、融合了种族主义、地缘政治和实用主义的标准，将战俘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 “不可靠分子”与“敌对元素”： 这类人主要包括：所有的红军政治委员（根据臭名昭着的“政委令”，他们理论上应被就地处决，但在敖德萨，部分人可能被暂时留下进行审讯）、大多数俄罗斯族军官（被视为意识形态上的死硬分子和潜在的领导者）、被发现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尽管此时在红军中比例不高）、以及所有在审讯中表现出“顽固不化”、“敌对态度”或拒绝合作的士兵。他们的命运最为黑暗：被迅速打上标记，用封闭的铁路货车车厢转运至德国本土或波兰总督辖区境内条件更为恶劣的永久战俘营（如奥斯维辛、毛特豪森的附属营），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矿山开采、筑路或军工厂劳动，其生存率极低，被视为消耗品直至死亡。
2. “可利用的劳力”——劳动大队的组建： 这是数量最为庞大的一类，占到了战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他们主要是普通的俄罗斯族士兵，被视为没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沉默的大多数”。甄别委员会关注的是他们的身体状况。那些虽然虚弱但尚未病入膏肓、被认为能够承受重体力劳动的人，被从营地中分离出来，编成所谓的“劳动大队”（Arbeitskommandos）。他们被剥夺了姓名，仅以编号相称，在武装党卫军或国防军看守的刺刀和皮鞭下，被投入敖德萨及其周边地区各种繁重的工作中：清理港口那堆积如山的废墟和沉船残骸、修复被炸毁的铁路线和桥梁、在城中搬运和分类清缴出来的物资、为德军修建永备防御工事和兵营……他们的境遇或许比在临时营地等死稍好一点，至少能获得略多一点的食物以维持劳动能力，但劳动强度极大，工作环境极其危险，因事故、过度劳累和看守虐待导致的伤亡率依然高得惊人。他们是德军眼中纯粹的、会说话的工具。
3. “潜在的合作者”——“东方军团”的雏形： 这是甄别工作中最具战略意义，也最受柏林关注的部分。那些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高加索（如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中亚甚至伏尔加河流域（如鞑靼人、卡尔梅克人）的非俄罗斯族士兵，被系统性地筛选出来。此外，即便是俄罗斯族士兵，如果他们在审讯中明确表示憎恨斯大林体制、怀念沙皇时代、或是表达了某种“争取自由”的意愿（无论是真心还是为了生存），也会被归入此类。对这些“潜在的合作者”，德军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被承诺将获得更好的食物、独立的营房、医疗照顾，甚至一个模糊而诱人的前景——在未来德国主导的“新秩序”下，获得他们民族的“独立”或“自治”。德军的目标非常明确：从这些人中间招募兵员，组建辅助军事单位，用于维持后方占领区的治安、对付日益活跃的游击队，甚至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他们投入对苏作战的前线。这就是后来规模庞大的“东方部队”（osttruppen）乃至“俄罗斯解放军”（RoA）的最初雏形，在敖德萨，它刚刚开始萌芽。
第三幕：试验与表演——“自由哥萨克”与“乌克兰解放支队”
在德军“东方政策”的蛊惑和实用主义需求的驱动下，一些战俘营中开始出现与周围地狱景象格格不入的、特殊的单位。德军试图通过这些“样板工程”，来验证“以俄制俄”战略的可行性，并为其占领政策披上一层“解放者”而非“征服者”的外衣。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哥萨克单位的试验。一些被俘的、出身于传统哥萨克军区（如顿河、库班）的红军中的哥萨克骑兵军官，被德军情报人员特意甄别出来。他们被允许保留其部分传统服饰——例如标志性的毛皮高帽（papakha）或肩章上的传统纹饰，并被单独安置在条件较好的营区。德军“东方事务”专家向他们灌输，德国是哥萨克古老自由传统的扞卫者，支持他们恢复历史上享有的“自治权”，共同对抗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暴政”。很快，一支小规模的“自由哥萨克骑兵中队”被组建起来。他们配发了马匹（主要是缴获的苏军军马）和马刀，负责在敖德萨郊区及周边乡村进行巡逻、侦察和清剿小股苏军散兵的任务。他们的存在，被随军的德国宣传连（propagandakompanie）精心拍摄下来，照片和报道被发回国内，以及向占领区散发，用以证明德国是“欧洲各民族摆脱布尔什维克枷锁的解放者”。
与此同时，乌克兰民族主义单位的组建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来自西乌克兰的、与德国合作的组织（如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派来的代表鼓动下，大量乌克兰籍的战俘被集中起来。他们被告知，为德军服务，就是为未来独立的乌克兰国家贡献力量。一支被称为“乌克兰解放支队”的辅助部队应运而生。他们穿着德军提供的、经过改制的原德军野战服，但佩戴着特殊的徽章——通常是乌克兰国徽“三叉戟”（tryzub）。他们装备着缴获的莫辛-纳甘步枪和dp轻机枪，主要负责协助德军管理日益增加的乌克兰平民、担任各级军政府的翻译和向导、甄别混入平民中的红军官兵，以及参与对早期抵抗分子和犹太人的搜捕行动。对于德军而言，这些“合作者”熟悉当地语言、风俗和地形，是不可多得的情报和治安辅助力量。
然而，这些辅助部队的建立，远非表面看上去那么顺利和稳固。其规模和战斗力都相当有限，德军高层对他们始终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源于种族主义的不信任。他们很少被配属重武器，也从未被赋予独立的作战任务，通常只是在德军单位的直接监视和指挥下行动。而这些“合作者”自身的动机也极为复杂：其中确有少数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或反共主义者，但更多的人只是为了摆脱战俘营的死亡阴影，换取一口饱饭；还有一些人则心怀鬼胎，暗中与地下抵抗组织或游击队保持若即若离的联系，将其视为暂时的栖身之所。这种建立在相互利用基础上的同盟，其脆弱性从一开始就暴露无遗。
第四幕：艰难的平衡与道德的深渊——无法走出的困境
对俘虏的“分类处理”和“合作者”改编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充满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赤裸裸的残酷和深刻的道德困境。敖德萨军政府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他们既希望高效地利用这数十万的人力来支撑战争经济和后方安全，另一方面，纳粹意识形态的枷锁和现实的安全忧虑，又让他们无法真正信任和公平对待这些“劣等的”东方人。
劳动大队的运作效率远低于德军的预期。因为长期的饥饿和疾病，这些劳力身体极度虚弱，根本无法达到德国工头的劳动要求。而更普遍的是消极的抵抗和蓄意的破坏：工具被“意外”损坏，搬运的物资被偷偷扔掉，修建的工事偷工减料……看守与战俘之间的对立情绪根深蒂固，暴力镇压成为维持生产的唯一手段，这又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形成了恶性循环。
而那些被许诺了更好待遇的“合作者”部队，其忠诚度问题始终是德军指挥官心头的一片阴云。给予他们过多的自主权和武器，担心养虎为患；过于严苛地控制和歧视他们，又无法激发其真正的战斗力。一位德军军政府官员在提交给柏林的秘密报告中不无忧虑地写道：“我们试图用面包和独立的空头支票来赢得他们，但我们内心深处无法给予他们真正的尊重和信任。这种关系建立在流沙之上。一旦我们的面包供应因补给线问题而中断，或者东线战局出现不利于我们的逆转，这些‘盟友’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调转枪口，或者成群结队地开小差，甚至带着武器投奔游击队。”
对敖德萨战俘的处理方式，如同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纳粹德国在东部占领政策上的根本性困境与内在的野蛮性：他们既想残酷无情地榨取一切资源，又试图扮演“民族解放者”的角色；既迫切需要当地合作者的支持，又无法克服自身种族主义的傲慢与制度性的不信任。这数万战俘的命运，如同在黑海狂风中飘摇的烛火，在战争冷酷无情的逻辑与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灰色地带之间明灭不定。他们是被征服者，是帝国庞大战争机器下微不足道的齿轮与牺牲品，他们的血泪、挣扎与复杂的身份转变，共同构成了敖德萨占领初期那段沉重、黑暗而极其复杂的历史篇章。这支在苦难和诱惑中被初步“改编”的灰色力量，其未来的走向，注定将深深地卷入东线战场此后更为诡谲、血腥和多变的命运漩涡之中，成为这场种族灭绝战争一个充满悖论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