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风夹着雨丝灌进领口，林凡没带伞，竖起衣领匆匆走下台阶。车灯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拖出长长的光尾，像一条流动的星河。
地铁车厢里人不多。
几个加班晚归的白领挤在角落，脸上映着手机屏幕的蓝光。林凡找了个靠门的位置坐下，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会儿。
“你说这靠谱吗？又是卫星又是芯片的……”
旁边传来压低的议论声。林凡微微睁开眼，瞥见两个穿着格子衬衫的年轻男人凑在一起看手机。屏幕上是《财经周刊》的网页，标题很显眼：《“数字新基建”：画饼充饥还是未雨绸缪？》
“反正我觉得悬。”稍胖的那个摇头，“咱们现在什么水平？芯片、卫星听着就玄乎，而且这些方面咱和鹰国的差距可不止三五年，不是砸钱就能追上的。”
瘦子推了推眼镜：“文章里说了，4万亿救市，大头肯定是高铁、高速公路、保障房这些。这些搞好了，经济就能稳住。至于什么数字新基建……锦上添花罢了。”
“要我说，不如把钱花在刀刃上。”胖子压低声音，“我老家县城，到现在连条像样的省道都没有。多修几条路，多建几个工厂，比什么都强。卫星？那玩意儿能吃吗？”
林凡移开目光，看向窗外飞驰的黑暗隧道。
回到住处时已近午夜。他打开电脑，各大财经论坛的首页上，关于“数字新基建”的讨论已经炸开了锅。
《天涯经济版》的热帖标题耸动：
《救市钱该怎么花？请先问问流水线上的六千万农民工！》
楼主“实业兴邦”用洋洋洒洒五千字论述：
中国经济的根基是制造业，是“世界工厂”这块金字招牌。当前最急迫的是完善产业链、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工人技能，而不是好高骛远去攀登那些“科技珠峰”。
跟帖一水儿的支持：
“说得好！芯片让美国人去搞，卫星让欧洲人去打，咱们专心把‘made in china’做到极致就行！”
“看看东莞那些工厂，订单减少三成，工人开始返乡了。这时候不想着保就业，搞什么数字基建？”
“楼上的，数字基建也能创造就业啊。”
“得了吧！一个工厂能雇几个人？修一条高速公路能雇多少人？这笔账不会算？”
林凡滚动着鼠标，一条条评论像针一样扎进眼睛。
他关掉网页，走到窗前。
他能用舆情干掉那么多对手，自然也接受别人用同样的方式针对他。
而且他也明白，质疑者未必都有恶意，有些是出于谨慎，有些是思维惯性，自然，也有些是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
雨已经停了，城市的灯火在夜雾中晕开。远处，国贸三期工地上的塔吊还亮着灯——那是传统基建的力量，坚实，可靠，看得见摸得着。
而他想要推动的那些东西，像飘在天上的云。
手机震动。是王荣涛发来的短信：
“明天上午八点，到我办公室。舆论风向不太对。”
第二天一早，专项办会议室。
投影屏幕上，舆情监测曲线红得发紫，过去四十八小时，关于“数字新基建”的负面讨论激增百分之三百。
赵坤拿着激光笔，声音有些发干：
“主流质疑集中在三点。第一，认为方案不切实际，以中国目前的技术积累，搞卫星星座和高端芯片是‘小学生做大学题’。第二，担心挤占传统基建资源，影响保就业大局。第三……”
他顿了顿：“有些专家公开表态，说我们应该继续巩固‘世界工厂’地位，数字基建可以等十年后再考虑。”
李振华一拳砸在桌上：
“放屁！他们看了我们报告吗？‘数字新基建’在4万亿里占比多少？百分之十二！连七分之一都不到！剩下的钱不够修高铁、修机场、修保障房？”
“老李，冷静。”
林凡按住他的肩膀，“质疑的声音不会因为占比小就消失。他们质疑的，是方向。”
会议室安静下来。
“全世界都认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是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物流、勤劳的工人。我们生产了全球一半的电视机、三分之一的手机、七成的玩具。这是我们的现在，也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当有人说，我们要花几百亿搞自己的芯片，要发射几百颗卫星，要搞人工智能，很多人会觉得，这太远了，太虚了，不如多建几个代工厂来得实在。”
林凡停顿了一下：“这种想法，我能理解。”
“但‘世界工厂’让我们站了起来，但它不能让我们永远站着。如果我们满足于组装、代工、低端制造，十年后、二十年后，当机器人替代了流水线，当东南亚的成本比我们更低，我们怎么办？这些现在看起来很遥远，但如果现在不开始布局，十年后我们连追赶的资格都没有！”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王荣涛的秘书探进头：
“林局，部长请您现在就过去。”
部长办公室的气氛更加压抑。
王荣涛把一份文件推到林凡面前：
“昨晚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纪要。两位资深专家当着赵副总理的面，对我们的方案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纪要记录得很直白：
“张教授认为，中国应当继续发挥制造业大国优势，现阶段不宜盲目追求高科技‘弯道超车’，而应夯实基础，完善产业链。”
“李院士指出，卫星、芯片等领域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不符合当前‘稳增长、保就业’的首要目标。建议将相关项目延后实施。”
王荣涛揉了揉眉心：“赵副总理压住了，没有表态，但要求我们尽快准备一个‘向公众说清楚’的方案。我约了人日的专访，今天下午三点，记者张颖，你去参加。”
“这次专访很关键。”王荣涛看着他，“张颖是经济部的首席记者，以提问犀利着称。你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不是技术细节，而是——在2008年的中国，为什么必须在修路架桥的同时，也要布局天上的卫星、手里的芯片？”
“明白。”
从部长办公室出来，林凡没有回专项办，而是拐进了消防通道。他沿着楼梯一级级往上走，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响。
走到天台时，雨后的阳光刺得他眯起眼。
这座城市的轮廓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东边，新的地铁线在挖掘；西边，保障房工地塔吊林立；北边，高铁新站的钢结构已经封顶。这些都是传统基建的力量，坚实，可靠，能立刻拉动钢铁、水泥、就业。
而他想要推动的那些东西，像种子埋进土里。
要等很久才能发芽，要经历很多风雨才能长大，甚至可能永远长不出来。
......
下午两点五十，人日大楼。
专访室里的灯光调得很柔和。
张颖已经到了，四十五六岁年纪，短发，穿着浅灰色职业套装，正低头看着采访提纲。见到林凡进来，她起身握手，笑容职业。
“林局长，感谢您抽时间。”她示意林凡坐下，“我们直接开始吧。近期关于‘数字新基建’的讨论很多，很多人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这些项目看起来有些不切实际。”
没有任何铺垫，问题很直接，仿佛对方在赶着定性下班一样。
林凡没有直接回答。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三张照片，推到张颖面前。
“刘大有，六十二岁，种了四十年地。”林凡说，“以前看天吃饭，风调雨顺就多收点，旱了涝了就认命。去年我们在他的柚子林里装了传感器，土壤湿度、温度、光照数据实时传到电脑里。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用手机短信告诉他。今年他的柚子增产三成，品相更好，加上电商渠道被打通。他多赚了四万块钱。”
张颖拿起照片，仔细看着老人脸上的笑容。
“王女士，二十八岁，孩子一岁半。”林凡指向第二张照片，“以前给孩子办医保报销，她要跑医院开证明、跑社保局交材料、跑银行办手续，前后至少跑三趟，等半个月。现在，她在自助终端上刷身份证，十分钟办完。她说：‘终于不用背着孩子到处折腾了。’”
“李娜，二十岁，职高毕业。”林凡看向最后一张照片，声音很轻，“去年她在东莞的电子厂，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组装手机。月薪两千二，住八人间宿舍，一年回家一次。现在她在南城产业园，培训三个月上岗，月薪三千五，工厂有宿舍有食堂，每周能回家看父母。她说：‘没想到在家门口也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张颖翻看着三张照片，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张记者，”林凡开口，“您问数字新基建是不是不切实际。我的回答是：让农民增收、让百姓少跑腿、让年轻人返乡就业——这些就是最实际的事情。”
他身体微微前倾：“但要做到这些，需要技术支撑。智慧农业需要自研系统；政务数据平台需要安全可靠的网络才能打通；李娜组装的手机，如果用的是我们自己的芯片，那么每卖出一部手机，利润就能更多留在国内，就能开出更高的工资，培训更多的工人。”
张颖抬起头：
“可是林局长，芯片、卫星这些领域，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投入巨资追赶，会不会事倍功半？为什么不先专心把制造业做大做强？”
林凡沉默了几秒钟。
“张记者，您开什么车？”他突然问。
张颖愣了一下：“丰田。”
“2003年，中国汽车产量突破四百万辆，成为世界第四。”林凡缓缓说道，“但我们造的是桑塔纳、是捷达——是德国的品牌，日本的技术。有人问：为什么要搞自主品牌？做代工不是挺好吗？差距这么大，追得上吗？”
他看着张颖的眼睛：“今年，奇瑞、吉利、比亚迪这些自主品牌开始冒头。它们现在还不够好，还有很多问题。但如果当时不投入、不坚持，十年后、二十年后，中国汽车工业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是永远只能组装别人的车，赚那点微薄的加工费？”
专访室里很安静。
“数字新基建，也是同样的道理。”林凡的声音在安静中格外清晰，“‘世界工厂’是我们的现在，也是我们的底气。但我们不能只有现在。芯片、卫星、人工智能——这些确实是高山，攀登的过程可能艰难，可能失败。但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攀登，十年后，当这些技术成为水和电一样的基础设施时，我们会被卡住脖子。到那时再追，就真的追不上了。”
张颖的笔停在采访本上。
她看着眼前这个比她年轻快二十岁的局长，忽然觉得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那和传统基建的关系呢？”她问，“4万亿的大蛋糕，数字新基建能分多少？”
“我们测算过，占比不会超过百分之十五。”林凡坦率地说，“大头一定是高铁、高速、机场、保障房。没有这些，物流成本下不来，人才流不动，城市承载不了产业，数字基建就是空中楼阁。但反过来，没有数字基建赋能，传统基建的效率提升也会遇到瓶颈。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坚定：“我们要做的，不是二选一，而是让二者相互赋能。用数字技术让高铁运行更智能，让电网调度更高效，让城市管理更精细。同时，用完善的传统基建为数字产业提供坚实的物理基础。”
专访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
结束时，张颖合上采访本，第一次露出了真诚的笑容：
“林局长，今天的采访让我很受启发。我会客观地呈现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