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十八年三月，宁波码头。
春日的海风带着咸腥的气息，吹过一排排崭新的仓库和栈桥。码头上人来人往，番商的货船正在卸货，工人们扛着箱子喊着号子，监工的吏员拿着账本来回走动，不时在本子上记几笔。
码头的尽头，立着一座三层高的红砖楼，楼顶竖着一根旗杆，杆上飘扬着一面蓝底金字的旗帜，上书七个大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这是三年前谭弘毅亲手奠基的地方。
三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滩，几间破旧的棚屋，几艘朽烂的渔船。
三年后，这里成了整个东南最繁忙的港口。
石柱站在衙门三楼的窗前，俯瞰着码头上的景象，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慨。
三年了。
整整三年。
他想起三年前刚到宁波时，这里是什么样子。倭寇刚走，海边一片狼藉，百姓面黄肌瘦，码头上空空荡荡。那些番商只敢半夜偷偷上岸，见了官差就跑。
如今呢？
倭寇？早就被打得不敢露头了。偶尔有几艘不知死活的小船靠近，被俞大猷的水师追着打，要么沉海，要么逃得无影无踪。
番商？去年一年，登记入港的番船就有三百多艘。从佛郎机来的，从红毛夷来的，从吕宋来的，从倭国来的，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
海关税收？去年收了八十万两。按圣旨规定，一半解送国库，一半留充海防。国库那边年年派人来催，恨不得把所有的银子都拉走。
石柱正想着，楼下传来一阵笑声。
他探头看去，只见谭弘毅正牵着一个小孩的手，在院子里玩。
小孩四五岁模样，穿着一身青色的小袍子，头上扎着两个小揪揪，跑起来一颠一颠的。他手里举着一个纸糊的风车，迎着风跑，风车呼呼转着，小孩咯咯笑个不停。
“爹爹，爹爹，你看我的风车！”
谭弘毅蹲下身，笑眯眯地看着儿子：“安儿真厉害，风车转得这么快。”
谭安得意地举着风车，又跑了两圈。
院子的角落里，苏静姝正坐在石凳上，手里拿着一件小衣裳在缝补。她抬头看了一眼父子俩，嘴角浮起温柔的笑意。
这三年，是她过得最安稳的三年。
不用像在北疆那样提心吊胆，不用像刚回京时那样应付络绎不绝的客人。就在这里，守着丈夫，陪着儿子，看着他一天天长大。
虽然谭弘毅依旧忙，经常在衙门里一待就是一整天。但至少每天都能回家，每天都能一起吃顿饭，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他的呼吸声。
够了。
苏静姝低头，继续缝补。
针线细细密密，就像这三年平静的日子。
衙门正堂，谭弘业正在翻阅最新的军报。
俞大猷又打了一场胜仗。
三天前，一股倭寇试图趁着夜色偷袭台州沿海。俞大猷的水师早就得到了消息，提前埋伏在海湾里。等倭寇靠近，三十艘鹰船同时开火，倭寇的十几条小船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打得七零八落。
击沉八艘，俘虏五艘，毙敌两百余人，俘虏五十余人。水师这边，只有几条船受了点轻伤，伤亡不到二十人。
谭弘业合上军报，咧嘴笑了。
这三年，俞大猷打了多少仗，他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只要倭寇敢来，俞大猷就敢打。打了三年，倭寇从几千人的规模，打到现在只剩下几百人躲在几个荒岛上苟延残喘。
倭国那边据说已经吵翻了天。那些大名们互相指责，说是对方的人惹的祸，害得整个倭国都没法跟大昌做生意。
红毛夷也老实多了。自从三年前那一仗被打得屁滚尿流，他们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跟倭寇勾结。偶尔有几艘红毛夷的船靠近沿海，也是老老实实到海关登记，规规矩矩交税。
谭弘业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码头上依旧繁忙。
他忽然想起三年前刚来的时候，谭弘毅说过的话。
“咱们要做的事，不只是打倭寇。是让东南沿海从此太平，让百姓能安心过日子。”
三年了。
倭寇快打光了，海关建起来了，税收年年涨。
太平了吗？
谭弘业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番商，那些扛着箱子的工人，那些在码头上玩耍的孩子。
太平了。
真的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