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远到县政府办的第三天，周明远给了他第一个任务。
“你把这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看一遍，做一份数据对比表。”周明远把一摞文件放在他桌上，“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这几项指标，逐年列出来。”
陈志远翻开第一份报告，2002年的。纸张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来，有一股陈旧的纸墨味。他找到经济数据那一页，把数字抄在笔记本上。2002年，全县Gdp十五个亿，财政收入两个亿，固定资产投资八个亿，农民人均纯收入两千一。
2003年的报告是打印的，纸张白一些，数字好看了一点。Gdp长了百分之十二，财政收入长了百分之八，固定资产投资长了百分之十五，农民人均纯收入长了百分之七。
2004年的数字更好看。Gdp十八个亿，财政收入两亿六，固定资产投资十二个亿，农民人均纯收入两千五。
他把这些数字抄完，又核对了一遍，确认没错，交给周明远。
周明远接过去，看了一遍，放在桌上。“数据没错。”
陈志远等着他往下说。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数据背后是什么？”周明远靠在椅背上，看着他，“Gdp涨了，谁在涨？财政收入涨了，谁交的？固定资产投资涨了，钱花哪了？”
陈志远愣了一下。他没想过这些问题。
“回去再想想。”周明远把那张纸推回来，“数据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要学会看数据背后的东西。”
陈志远拿回去，坐在桌前，盯着那些数字看了很久。Gdp涨了百分之十二——这个百分之十二是从哪来的？他翻了翻报告，找到产业结构的章节。第一产业占百分之三十，第二产业占百分之四十五，第三产业占百分之二十五。第二产业里面，采矿业占了将近一半。
财政收入涨了百分之八——谁交的税？他又翻了翻，发现百分之六十的财政收入来自石油相关产业。剩下的百分之四十，来自农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
固定资产投资涨了百分之十五——钱花哪了？报告里写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民生工程”。但具体是什么项目？花在哪个乡镇了？报告里没有写。
他拿了一支红笔，在那几个数字下面画了横线，在旁边写了一行字：这些钱，有多少花在了石桥镇？
写完之后他看着那行字，觉得自己有点偏了。但他没有擦掉。
下午，他把重新做好的表格交给周明远。这次不是简单的数字罗列，他在后面加了一页备注，把每个指标的变化拆开了——Gdp增长靠什么拉动，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哪个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项目有哪些。
周明远看了很久。一页一页地翻，看完最后一页，合上，放在桌上。
“还行。”他说，“但还不够。”
陈志远等着他往下说。
“你知道写材料的人最怕什么吗？”周明远看着他。
“不知道。”
“最怕写出来的东西没人看。”周明远把表格拿起来，翻到备注那一页，“你这些备注，写得很好，但领导没时间看。领导要看的是——你把这些东西变成一句话，让他一眼就能看懂。”
他拿起桌上的红笔，在备注页上划了几道，然后把纸转过来，推到陈志远面前。
“你看，Gdp增长百分之十二，其中百分之七来自石油产业。财政收入增长百分之八，其中百分之五来自石油税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百分之十五，其中百分之六十投在城关镇和两个产油镇。石桥镇拿到的投资，不到百分之一。”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就这么几句话。领导看了就知道——这个县的经济是靠石油撑着的，其他乡镇没吃到多少肉。”
陈志远把那张纸拿起来，看了两遍。
“懂了？”周明远问。
“懂了。”
“那你回去，把这份表格重新做一遍。就按这个思路，每一组数据后面加一行说明。不要超过二十个字。”
陈志远拿回去重做。这一次他做得很快——数字抄上去，然后在旁边写一行字，删掉，再写一行，再删掉。Gdp那组数据，他写了三遍才满意：百分之十二，石油贡献七成。
财政收入：百分之八，石油税收占六成。
固定资产投资：百分之十五，城关镇和产油镇拿走近六成。
农民人均纯收入：两千五，产油镇比农业乡镇高出近一倍。
写完之后他看了一遍，觉得太直白了，又怕周明远说“不够”。他犹豫了一下，把最后那行改成了“各乡镇差距较大”。
周明远接过去，看了一遍，点了点头。“行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陈志远。窗外的天灰蒙蒙的，远处的山看不清轮廓，街上的车喇叭响了一声，很远。
“志远，”他说，“你来的这几天，我一直在观察你。”
陈志远坐在椅子上，没说话。
“你做事认真，肯下功夫，这是好事。但我要提醒你一句——在政府办这个地方，光有认真不够。你还得有判断力。知道什么东西该写，什么东西不该写；知道什么东西该往上报，什么东西该烂在肚子里。”
他转过身来，看着陈志远。
“你今天写的那个备注，‘产油镇比农业乡镇高出近一倍’，这话是真的，但不能写在报告里。为什么？因为写了，农业乡镇的书记镇长会来找你，说你偏心；产油镇的书记镇长会来找你，说你不懂经济。两头不讨好。”
陈志远愣了一下。他没想过这个问题。
“那我应该怎么写？”
“写‘城乡收入差距有待缩小’。这是套话，谁都挑不出毛病。但你心里要知道，这个‘有待缩小’背后，是产油镇比农业乡镇高一倍。”
陈志远坐在那里，手里攥着那支红笔，攥得指节泛白。
“懂了。”他说。
周明远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你也不用太紧张。这些东西，慢慢就熟了。我也是来了好几年才搞明白的。”
他走回自己的位置，坐下来，拿起桌上的文件继续看。
陈志远把那份表格收好，放回抽屉里。他看了一眼窗外，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上的人匆匆忙忙地走，看不清脸。
他想起周明远说的话——“数据是死的，人是活的。”
他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数据会说话，但你要知道让它说什么。
写完之后他看了一会儿，觉得这句话有点酸。他把本子合上，放在抽屉最里面。
下班的时候，周明远在门口叫住他。
“志远，晚上有事吗？”
“没有。”
“那跟我走。带你认识几个人。”
陈志远跟着他下楼，出了县政府大门，往左拐，走了大概十分钟，进了一条巷子。巷子很窄，两边是老房子，墙上爬满了丝瓜藤。巷子尽头有一家小馆子，门面不大，招牌上的字已经褪色了，看不清楚。
周明远推门进去。里面只有三张桌子，靠墙那张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方脸，浓眉，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面前摆着一碟花生米和一瓶白酒。
“老马。”周明远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
那个叫老马的男人抬起头，看了周明远一眼，又看了看陈志远。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
“嗯。”周明远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陈志远坐下来。老马把酒瓶推过来，又拿了一个杯子，倒满。
“喝得惯吗？”他问。
“喝得惯。”陈志远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酒很辣，呛得他皱了一下眉头。
老马笑了一下，没说话。他夹了一颗花生米，放进嘴里，嚼得很慢。
“志远，”周明远说，“这是马科长。以前在市里，我的老领导。现在调到县里了，在督查室。”
陈志远端起杯子：“马科长，我敬您。”
马科长跟他碰了一下，喝了一口，放下杯子。他的目光在陈志远身上停了一下，然后转向周明远。
“你带的这个，看着还行。”
“还行。”周明远说，“就是太直。”
“直了好。”马科长夹了一颗花生米，“直的，拧不过来。弯的，什么时候都能弯。”
陈志远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这次没呛。
三个人喝了一瓶酒，又开了一瓶。马科长话不多，偶尔说一句，都是在问陈志远——哪里人、哪个学校毕业的、在城关中学教什么课。陈志远一一回答，不多说一个字。
喝到第三杯的时候，马科长忽然问了一句：“你爸是陈国栋？”
陈志远的手停在杯子上。
“是。”他说。
马科长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他端起杯子，把剩下的酒喝完，站起来。
“走了。明天还要开会。”
他走到门口，回过头来，看了陈志远一眼。
“你爸的事，我听说了。过去就过去了。好好干。”
说完推门走了。
陈志远坐在那里，手里的杯子还没放下。周明远看了他一眼，把酒瓶拿过来，给他倒了一杯。
“别想太多。”他说，“老马就是这种人。说话不拐弯。”
陈志远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酒还是辣的，但这次他没皱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