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字好不好，跟嫂子的信有什么关系？”
陆秀玲把手藏到身后，指节攥紧。
陆沉川没有拿一处错字便给她定罪。他让马长顺取来白纸，请母亲、妹妹和沈知夏分别写“小满已经不在身边”这句话。
沈知夏先写。她的“满”字右边端正，三点水略向左收，与回信落款有几分像，正文运笔却不同。
周桂芬握笔生硬，每个字都像从纸上描出来，正与第四封挂号簿签收相似。
轮到陆秀玲，她说手腕被三婶扭伤，写不了。
“刚才按清点记录时，你用的也是右手。”何翠英道。
“现在疼。”
“可以明天再写，去县厂找你平时填写的生产单一起核。”沈知夏说，“不急这一刻。”
她越不逼，陆秀玲越清楚躲不过去。
“写就写！”她抓起笔，故意把字写得歪斜。写到“满”时，她停顿一下，特意补齐右边那一横。
笔尖在粗纸上划出毛边。她为了改变字形，把每个转折都压得很重，偏偏写“身边”的“边”时仍习惯把走之底收得很短。七封回信里，同一个字出现过九次，全是相同写法。
几个字像，只能算疑点。邮戳、厂里材料和本人说法，都得对上。
陆沉川拿起纸，没有说像或不像，只问：“你为什么知道我指出的是哪一横？”
陆秀玲脸色一白。
他刚才只说她惯常少一横，并没指明少在哪里。她若从未写过，不该如此刻意修正。
“我猜的。”
“这封信里还有一句‘驻地风硬，她那身子骨去了也是添乱’。”陆沉川看着她，“这是你跟我说过的话。”
“村里谁都这么说！”
“知夏从不称自己‘那身子骨’。”
周桂芬突然插话：“是我说给别人听，人家帮我写的。你妹妹只是替我跑腿！”
“谁帮你写？”
“村口识字的人多了，我记不清。”
“七封回信跨了三年。每一次都恰好找同一个会模仿知夏落款、又写错同一个字的人？”
“就是我让秀玲写的！”周桂芬终于喊出来，“这下你满意了？你妹妹那时年纪小，我说什么她就做什么。要怪怪我！”
陆秀玲猛地抬头：“娘！”
母女都在护对方，却也第一次当众承认假信确实来自陆家。
“写了几封？”何翠英问。
周桂芬咬死：“就这七封。”
七封只是他手里还留着的，不等于她只写过七封。
“为什么写小满不在身边？”陆沉川问。
周桂芬目光躲闪：“我本来就想给孩子找个好人家，先让你习惯。你在外头忙，知道得晚些，事情也好办。”
这句话让陆沉川的脸色彻底沉下去：“所以送养不是今年临时起意。至少去年冬天，你们已经在替我的女儿找新家。”
“我是怕知夏养不好！”
“你可以告诉我。”
“告诉你，你肯吗？”
“不肯。”
“那不就得了！”周桂芬像抓到自己的道理，“你只管不肯，又不回来养。家里吃饭、看病、说亲，哪一样不是我操心？你隔几个月寄几个钱，就以为能当好爹？”
陆沉川没有反驳最后一句。
母亲用它替送养开脱，可其中也有他无法回避的事实。他隔着几百里寄钱，确实以为自己尽了责任。若不是公函寄到，他甚至会等到四月假期，带着玩具回来面对一个已经不在陆家的孩子。
“我没当好爹，不等于你可以把她送走。”他说，“我的责任我认，你的不能推给我。”
周桂芬坐回椅上，喃喃骂他不孝。
陆秀玲看母亲已经承认代写，又想把自己摘出去：“大哥，我只是照娘的话写。信里那些事都不是我编的。”
“小满病好、知夏买了冬衣，也是娘让你写？”
“娘说家里会办。”
“你写信时见过冬衣吗？”
陆秀玲不答。
“写小满不在身边时，她还睡在东厢房。你每天都见。”陆沉川说，“那不是照着娘的话抄，是你明知道不是真的，仍替她告诉我。”
1981年陆秀玲已经十九岁，第一次代写或许是听从母亲；此后三年，她一边用嫂子的工作材料进城，一边持续维护让自己受益的谎言，不能再拿年纪小抹去。
“服装厂那封通知呢？”沈知夏问。
“跟回信有什么关系？”
“你进厂前，我的考核通知被扣。随后回信告诉陆沉川，我不愿随军，也不想去城里。谁从这个说法里得了好处？”
“厂里招临时工，谁都能考！”
“那就把你的报名材料拿出来。”
陆秀玲嘴硬：“早丢了。”
“厂里有档。”
“你想让他们开除我？”
“我想让他们查你凭什么进去，也查原本寄给我的是什么机会。处理结果由厂里定，不由我一句话定。”
陆秀玲忽然哭着转向哥哥：“你听见了，她就是不肯放过我！我若没工作，往后谁肯娶我？”
过去陆沉川最容易在这种时候让妹妹先回屋，再拿自己的钱补偿妻子。他总觉得年轻姑娘脸皮薄，家里事情慢慢教。此刻他看见的却是，所谓慢慢教，已经拖成三年的冒名信和差点成行的送养。
“工作若是你正常考进去，核查不会夺走。”他说，“若不是，你不能用婚事留下。”
陆秀玲的哭声停了。
当晚，公社把七封回信和三份现场笔迹分别封存。陆沉川只保留复印摘录，不再把原件带回陆家。
临出门时，何翠英接到县服装厂托人带来的口信：厂里查到1982年有一份军属就业推荐，推荐对象确实叫沈知夏。
更巧的是，陆秀玲进厂时提交的家庭关系证明上，也写着陆沉川的名字。